历史教科书改革已酝酿八年：历史不等同政治史

　　发自上海的一场历史教科书的改革风波，一时被中外媒体炒作成了“政治事件”。实际上，这场教材改革始于八年前，是历史学界的学术成果缓慢地进入大众视野的结果

　　历史教科书似乎总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无论中外。前不久，上海这个一向以经济 发达、头脑精明、言语柔软而著称的城市成了这个问题的聚焦点。关于上海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变成教育界、史学界以及大量网民关注热点，讨论甚至上升到“民族未来”的

高度。

　　争议上海历史教科书

　　事情从9月1日开始。《纽约时报》刊出报道《毛去哪里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引起了一些敏感者的注意。几天之后，《青年参考》以《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为题，部分转载该报道。

　　报道中称，“这套新版标准历史课本不再探讨战争、王朝和共产主义革命，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摩根大通、比尔·盖茨、纽约股票交易所、美国航天飞机以及日本的子弹头火车，都在新版教科书中得到了突出。课本中还有专门讲述领带如何流行起来的章节。曾被视为世界历史重要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如今受到的关注也大为降低。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杀，而今只在初中讲授，并且内容也大幅缩减。”

　　报道引起广泛关注，随着更多国内媒体和网络群体的加入，它变成了一场关于历史教科书改革的大讨论。

　　对教材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是否应该删减“屈辱史”和“斗争史”？ 是否应该添加时代元素，减少“经典”元素？是否应该以多主题化的文明史代替单线索进行的编年史？是否应该以全球史观代替民族史观？

　　赞同的声音说，“人吃人史观训练出来的是狼”，“过分强调殖民史”未必能“造就人才”，教材走出了只关注领袖不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全球史观代替民族史观才是历史的完整形态。

　　反对的声音说，“这就是在消灭历史”，将导致高中生不知中国近代屈辱史，这不是历史书，而是百科全书，培养爱国主义思想最重要。

　　面对这些激烈的争论，上海市教委和相关方面，几乎采取了一律不予回应的态度。

　　改变太“快”难以接受？

　　直到9月末，上海市新版历史教科书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苏智良教授才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正式表态：《纽约时报》的报道“带有歪曲和片面”，“我们希望新版教材能够反映人类求生存、求发展，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把人类从古到今的文明史讲清楚”。《南方周末》在文章的标题中对苏的谈话总结道：是改变，不是“政变”。

　　上海的历史教科书究竟改了些什么？

　　老版历史教材，将历史等同于政治史，只按时间顺序单线索编写。而新的历史教材共9个主题，其中必修3本：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选修6本:改革、民主、现代战争、人物、奥秘和文化遗产等。这样，历史课变成了具有全景视野和全球思维的新时期教授方式。

　　实际上，这场“改变”，始于8年前，是当时的国家教委一项教育改革试点的一部分。“(新版历史教科书的)写作从1998年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年2月份才结束，一结束又进入修改阶段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历史教科书编撰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前后参与编写工作的人员多达100多位，反反复复不知道修改了多少遍。”他说，虽然参与编写的人员对于如何编写新教材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争论并不大，“大家从一开始就基本上达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也就是，要随着历史学科的发展，把一些新的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新版的教材当中。”

　　“比如多元文明的理念。”他说。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学者雷颐认为，现在的教科书改革，实际上只是反映了20多年来历史学界研究的一个变化而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历史学界和学术界就在批评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弊病——把历史等同于政治史。”雷颐说，“现在，几乎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是很宽泛的。大家觉得，社会文化的变迁，对我们历史来说更重要。”

　　“我最近读到韩国汉阳大学的历史学家林志弘的文章，很有感慨。”雷颐说，林志弘的观点，也许能给国内的历史教育提供一些参考——林志弘提出，历史学家有两种，一种是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家，一种是客观分析式的历史学家。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家，只说自己国家自己民族在历史上有哪些丰功伟绩，而客观分析式的历史学家，则会冷静地分析和批评，对本国本民族的功绩和过错一视同仁。

　　历史学家需要从自己做起，从本民族做起，对历史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林志弘说，翻开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一开头就写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先”，这首先就把“我们”和过去、和这个国家完全等同起来。另外，韩国的历史书，为了建构强烈的民族主义，有一种“起源崇拜”情节——喜欢把什么好的东西，都说成最早是我们民族我们祖先发明的，比如对有争议的金属印刷术，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不提其发明地的争议，只说是我们的祖先最早发明的。

　　“我们知道，韩国人的民族情绪、民族主义是公认的很强烈的，而林志弘超越了这一点。”雷颐认为，我们过去的历史教科书编写，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一个是政治的影响。“梁启超就曾把《二十四史》称作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国传统的史学，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记述王朝的兴衰，记录皇帝的生活和统治阶级的政策，这固然重要，但不能成为历史学的全部。”

　　政治史和生活史、物质史比起来，只是大海最上面那一层浅浅的波浪，更下面的，是社会文化的变迁，这才应该是历史主要的内容——雷颐介绍了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从上世纪初，年鉴学派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到现在也是历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派。而目前，法德已经开始联合编写历史教科书了。

　　“教科书有变化不足为怪，没有变化才是不正常的。”雷颐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这个变化，我觉得来之太晚。”为什么一场在历史学界已有定论的推进，到了教育界，特别是到了大众传媒上，会让人们感到如此震动？

　　实际上，历史教科书的改变，并不只发生在上海，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改革。“我国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八次课程改革。”2004年1月出版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解读》在第一章中这样写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是该书的主编，也是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

　　2000年，教育部成立了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朱汉国担任组长。

　　“这次课程改革有两大背景。”朱汉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国外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都相继修订了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加大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力度。大家都意识到，新时期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要靠培养，培养首先就要从基础开始。而同时，国内的课程推进现状又不利于人才培养，比如历史教材就明显存在‘难、繁、偏、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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