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出版社的变与不变

　　“昨天，青岛大学的一位老师对我们这套教材很感兴趣。他们今年要招400学生，希望用我们的教材。”在青岛举办的第19届全国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现场，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汪泉指着《动漫与媒体艺术》这套丛书说。

　　这套丛书是国家“十一五”高教重点教材，浙大特意将这套书放在了最显著的位置。对于数量占国内出版行业的17%，销售额占接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大学出版社来说，像浙大这

样主攻教材类的出版社仍然占据绝大部分，但随着出版行业的市场化进程越来越快，大学出版社也到了变与不变的关口。

　　不变：以教材为主

　　如果说什么是中国大学出版社赖以生存的根本，那答案肯定是教材。在此次订货会上，参展的图书种类中60%是教材和学术著作。像浙大，此类图书更占到七成左右。

　　在高教教材这块市场上，如今的竞争已越来越激烈。“十五”期间，我国在校本专科学生从300余万人上升到了2300万人，如此庞大的市场，吸引了大量社会出版社进入高等教育教材市场。在教育部前不久公布的“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中，非大学出版社占据了相当的份额。同时，原来的中小出版社也在这个领域发起了冲击——像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从“十五”期间的1种到如今的13种；浙江大学出版社从原来的3种上升到了98种。“随着市场的开放，教材市场的竞争无疑会越来越激烈。”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副秘书长岳凤翔说。

　　不过，随着国内普通高校扩招的减速，高等教育的教材市场也已经开始起了变化。“普通本科教材市场已经趋于稳定，但独立学院，也就是应用型本科的教材市场目前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徐有智说。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则将目光放在了职业教育市场，着手编制新教材。

　　其实，对于高等教育教材市场来说，以高教社、外研社、北大、清华这样的大社具有天然的优势，根据岳凤翔的介绍，像高教社一年有20亿的码洋，外研社也有13亿的码洋，而一些小的大学出版社一年只有200-300万的码洋。对此，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周安平深有体会：“北大这样的学校很少会选用一般高校出版社的教材，而一般高校却经常选用知名高校出版社的教材，这是一道天然的品牌屏障。”在他看来，未来的高等教材出版领域将形成以高教社为主，20家中型出版社为群体的格局。其它的出版社只能走特色化、专业化的路子。

　　“小的大学出版社，可以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将小范围领域内的学术著作或教材做得很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姜革文认为。“我们没有大师，也没有市场，所以只能走出广西走向市场，来寻找自己的定位。相信只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小出版社一样可以有发展。”

　　变：体制需要创新

　　在中国大学出版社中，广西师范大学算得上一个异类。对于偏隅一角的这个出版社，正如其副社长姜革文所说，“一无大师，二无市场。”但正是这样一个从自身条件上怎么看怎么不起眼的出版社，却以年销售额5个亿位居大学出版社第六位，全国出版社的前50位。

　　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发展之路，对于许多中小大学出版社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们不像大的大学出版社，本学校有悠久的历史、较强的学科优势和一大批知名学者——这使得这些出版社其具备了一定的垄断优势。用姜革文的话说，早早走向市场才是他们获得成功的关键。

　　这家最早以借来的26万元起家的出版社，无论是90年代初与民营书店的合作，还是2000年在北京成立股份制公司，其体制上的创新一直走在国内大学出版社的前列。目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用工机制已经与企业化接轨，本部聘用制员工占70%以上，三个下属企业和五个控股子公司的聘用制员工占到80%以上。

　　在广西师大出版社中，还较早实施了“出版项目负责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以项目负责制开展工作，你承担多大的项目，就相应有多大的责任多大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位编辑都是总编辑，可以拓展自己的阵地。”姜革文表示，正是这样的机制，激发了新员工的创业激情，形成了新老员工互相协作，积极向上的企业氛围。

　　体制创新所带来的成果，还同样适用于浙大出版社。背靠百年浙大，但浙大出版社多年来一直在同行中位居中下，6000万元的销售收入无法与同级别的大学出版社相比。但从2002实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之后，该社的发展惊人，2005年的销售收入已达1.7亿元。

　　不过，与社会出版社集团化的发展道路相比，大学出版社在体制上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大学出版社各自属于高校，而且地处分散，走集团化不具备条件。”岳凤翔认为。他表示，虽然教育部对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进行了一些尝试，但目前大学出版社在体制改革上尚无法同社会出版社相提并论。

　　变与不变：使命的追问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者基尔曼在创办该大学出版社时曾说过一句名言：于大学而言，推进知识发展并且将知识不仅在那些可以每天聆听讲座的人中间传播——而且在更大更宽范围的人们中间传播，这是它最高尚的职责之一。

　　但如今的大学出版社，更多的则是在忙于码洋的增长，市场的份额，对于自己还应担负起更多人类知识传承这一点上，已是多有淡忘。

　　“其实这不仅仅是大学出版社的问题，组装性、拼凑性、跟风性的出版物泛滥是当前整个出版界的现状。”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左健表示。“当代的大学出版社要有清晰的文化追求，肩负起传承和弘扬文化的重任，更为重要的是，能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己的文化追求。”这是他心目中对大学出版社的定义。

　　同样还要说广西师大出版社，这个“由一个默默无闻的边远地区的小社成长为受人瞩目的中国人文出版重镇”的地方大学出版社，从上到下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人文关怀，“我们的编辑有很多挣钱的机会，但他们都把文化积累放在了工作的首位。”姜革文告诉记者，在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三大类主要图书中，除去教育类、学术人文类，就是珍稀文献类。其文史编辑蒋晓玉，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后，坐了三年冷板凳，不求闻达，苦心钻研，编辑加工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37卷）》，获得中国图书奖。像这样的例子，在广西师大出版社还有很多。

　　“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不是说不应该追求利润，而是要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什么。”一位业内人士认为。他表示，既然是一家大学出版社，“那就不应该忘了大学的宗旨是什么。”本报记者 赵 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