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通”达“人和”

　　桑玉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也是一个“政通人和”的社会。其区别在于：在范仲淹的那个时代，其美好的社会理想仅仅是个理想而已；而今天，通过我们的努力，一个“政通人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一定能够成为现实

　　●“政通”与“人和”，既是相互关联的两个目标，又是相互促进的两个手段。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政通”对于“人和”的意义，注意到政治和谐在社会和谐中的突出地位

　　●根据历代思想家的政治理想以及社会实践，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分析“政通”，主要应该包含政治清明、民意顺畅、官民互信、社会平和等内容。“政通”是达成“人和”的重要途径，即使在当代社会，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基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问题作出了决定，以此正式开启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胡锦涛总书记在阐述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时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在谈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到我国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当年写下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千古不朽的名句及其社会理想。可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也是一个“政通人和”的社会。其区别在于：在范仲淹的那个时代，其美好的社会理想仅仅是个理想而已；而今天，通过我们的努力，一个“政通人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一定能够成为现实。

　　“政通”与“人和”，既是相互关联的两个目标，又是相互促进的两个手段。尤其是，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政通”对于“人和”的意义，注意到政治和谐在社会和谐中的突出地位。

　　何谓“政通”？根据历代思想家的政治理想以及社会实践，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分析，主要应该包含如下一些内容：

　　一是政治清明。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也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一个普遍的政治规律就是：腐败毁政；腐败是一切社会不和谐的主要根源。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说，“为政最重点的一个规律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使执政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群众对自己不得担任公职，不一定感觉懊恼，他们甚至乐于不问公务，专管家业；但一听到公务人员正在侵蚀公款，他们就深恶痛绝；他们因此才感觉自己在名利两方面都有所损失了。”在西安碑林中，刻有一则《官箴》，据传为道光四年西安令张联贤受陕西延绥道台颜伯涛之托而摩刻，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尽管后人不清楚这段警世名言为哪位先人所写，但却一直成为官员清正廉洁的座右铭。

　　二是民意顺畅。根据“政通”的要求，国家需要建立一种民意顺畅的机制，这种机制的意义在于：首先，集思广益，在政治过程中充分运用人民的智慧；其次，顺应民意，尽最大可能地满足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最后，疏通民怨，即通过畅通的渠道，将人民的积怨表达出来。事实上，根据社会心理学的道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人民的一些意见甚至怨气他们自己也知道不一定能够在政治过程中得到反映，但是如果不让他们表达出来，那或许永远就是意见和怨气；而一旦通过某种形式表达出来特别是得到了通情达理的解释之后，这种意见和怨气也就随之化解。

　　三是官民互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官民之间本无绝对的界限和鸿沟，官员从人民中来，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我们官民互信的政治基础。但是也必须注意到，由于现实政治中还存在着腐败等官僚主义的种种病症，我们官民互信的基础还不够厚实，这无疑会给社会和谐带来一定的问题。

　　四是社会平和。很多思想家提出过社会平和的理想。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早就阐明了这样的一条政治公理，可以也应该成为我们分析一个平和社会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亚里士多德指出，“我们必须建立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而根据这样的一个公理，一个必然的逻辑结论就是，社会要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的结构。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存在，总应该尽可能地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所组成；这里，中产阶级就比任何其它阶级（部分）较适合于这种组成了。……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所以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十九世纪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孔西德朗著有《社会命运》一书，也提出了他的“一个完美的社会理想”的社会目标，那就是：“实现人民的普遍和平与团结；组织各种有益的劳动；使个人和集体的利益达到和谐；使人的才能全面发展；使各个阶级融合在一起；让个人由于普遍秩序的存在，能在这个秩序中享受完全的自由；使劳动具有吸引力，行动趋于统一。”

　　总而言之，“政通”是达成“人和”的重要途径，即使在当代社会，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基础。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