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健鹏(浙江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2005年4月6日，被称为台湾“黑道最后仲裁者” 、“末代黑道教父”、94岁高龄的许海清去世，引发了3
0年来岛内最隆重的黑道丧礼。参加丧礼的除了亚洲各地的黑道人物外，还有多位政、商界知名人士——这是因为许海清还有
另一个身份：“台湾黑道从政第一人”：早在1950年，许海清就参选台北市第一届“参议员”并高票当选。虽然在任满一
届后
就远离了政治圈，但在他之后有许多黑道人物纷纷以“民意代表”的身份投身政治。这一传统至今不绝，从县市“议员”
到“立法委员”都不乏有黑道背景者，这也成为台湾议会政治的一大特色。
黑道人物投身政治，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对其有着直接吸引力的，要数民意代表所具有的各种豁免权了。根据台湾的
相关规定，这类豁免权分为两大类：“言论免责权”和“不受逮捕权”——“言论免责权”指民意代表对在立法机关会议(包
括院会、委员会、公听会、党团会议)期间所作的发言、质询、提案、表决，或与此直接相关的附随行为，以及立法机关公布
或出版的议事记录中的言词，均不受法律追究；“不受逮捕权”又称“身体不可侵权”，指民意代表除现行犯外，在立法机关
的会期中，非经立法机关许可不得逮捕或拘禁。正是这些豁免权，特别是“不受逮捕权”，使得不少黑道中人对“民意代表”
的身份趋之若鹜。
其实，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议会政治中，议员的豁免权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议员的“
言论免责权”，始于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国会之言论自由、议事或议会内之议事手续，议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
其他地方，不得予以控告或追问”。在言论自由还没有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被普遍接受时，议员的“言论免责权”就已经诞生于
议会和王权的斗争过程中了；《权利法案》正是议会取得对王权的优势、全面进行自身权力建设的表现。有了“言论免责权”
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不受逮捕权”，就可以避免国王(以及后世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滥用司法权和逮捕权，对“不听话”
的议员进行报复，妨害议员执行职务；也唯有这样，势单力薄的议员个人才有底气面对庞大的行政和司法权力；而由这样的议
员组成的议会，才可能做到既能表达不同观点、又能一致抵抗其他国家公权力的侵入，建立起真正的议会政治——这才是议员
豁免权的根本价值和目的所在。
当然，这种豁免权也有被滥用的可能，甚至可能出现“黑道中人摇身一变成议员”的社会风气。因此通常的议会政治
体制总要在坚守豁免权根本价值的前提下，对豁免权加以限制：一方面是对豁免权本身的限制，例如“言论免责权”所免去的
只有法律责任，而不能免除政治责任，因此议员在发言时固然无需担心会受司法追究，却要考虑会不会因为不当言论而遭选民
的抛弃；“不受逮捕权”一般也有“现行犯”、“会期外”和“经立法机关许可”三种例外，以免该项特权成为庇护犯罪的护
身符。另一方面，议会政治本身的发展也会减少议员豁免权被滥用的可能：如果当选议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民主选举、并且在各
方面都受着选民的监督，那么某人就算想沾一点议员豁免权的便宜，又能有多少机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