哄客、看客与践客

　　本报首席评论 徐迅雷

　　城里人现在大抵只知道“村上春树”，而不知道“村上枯树”，因为“挪威的森林”通常不长在农村。而这两条新闻关乎农村，可以放在一起看：

　　一是教授与农村——曾在兰考县挂职副县长的中国农大副教授何慧丽，偕同三农问

题专家温铁军等人，发起了“购米包地”行动；一是记者与农村——11月8日记者节来临时，新华社电讯报道了重庆日报记者罗成友，他20年来跑农村走基层，每年有300多天到基层采访，有个细节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我问一个15岁的农村女孩吃不吃汤圆，她用眼光盯了我好一会儿，然后问‘什么叫汤圆’，她那种眼光我现在形容不出，太震撼人心。”

　　这里的记者也好，专家教授也好，他们心里都装着农村、农民。你不深入农村，怎么知道一位农村少女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汤圆”？你不到农村挂职，怎么知道农民“卖大米”难在何处？在我看来，建设我们的新农村，跑农村投身实践远比跑韩国去“参观访问”更为重要。前者触摸的是现实问题，后者往往玩的是“旅游第一”的花拳绣腿。难怪连韩国前总理、现任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的李寿成都说：“中国不必到韩国来学习‘新村运动’。”（见11月6日《人民日报》）

　　在各种“建设”面前，不同的责任者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做“哄客”，有的成“看客”；前者以起哄为“乐趣”，后者以游赏为“己任”。城里一些专家也搀和其中，甚至还能在“看”过之后拿出学术论文来“哄”它一把，以致何慧丽成为“卖大米教授”后，也被“哄”了又“哄”。我们的“哄客”与“看客”们，甚至还不如德国总理默克尔那样关切我们的“三农”问题——要知道，默克尔5月份访华时，就专门开了个“座谈会”，谦和地约请一些普通人士来共话“三农”，问得很细致（详见8月21日《报刊文摘》）。

　　何慧丽、温铁军他们宁愿被“哄”被“笑”，也要致力于新时期的农村实践，姑且称他们为“践客”吧：他们来自城市，对于农村来说，大致也是“客人”，但他们是亲往农村的实践者，就像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那样，直接服务农村农民。或者，“践客”应该称为“践者”——实践之“践”，与卑贱之“贱”无关。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就曾投身于乡村建设实践中，让我们看到一位“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的文化大师那种最可宝贵的实践精神。那些一说建设新农村就撒腿往韩国跑的“看客”，恐怕是会被老前辈梁漱溟先生骂的。可想而知的是，这些“哄客”与“看客”们，就是叫他买两斤来自兰考农民的大米，也会老大不情愿，他宁可跷起二郎腿，陶醉在“村上春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