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被忽视并被下意识地置于“弱者”或“次要”位置“隐性歧视”困扰女性发展

　　隐性歧视，正成为全球女性发展中面临的共同困扰。昨天在上海举行的“妇女发展与经济参与”论坛上，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如何采取有效干预措施，解决妇女发展中的瓶颈，消除社会对女性的“隐性歧视”。

　　所谓社会对女性的“隐性歧视”，主要指囿于传统观念，在思考问题、作出判断、形成决策的时候，忽略了女性的能力、需求和感受，下意识地将女性置于“弱者”或“次要

”的位置。

　　职场，禁忌多屏障多

　　“要位子还是要孩子？”这依旧是许多职场女性要作出的选择。目前沪上绝大部分企业在用工时能遵照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妇女劳动就业基本权益。但涉及女工孕产期、哺乳期的特殊权益保护时，多数企业仍缺乏人性化的关怀视角，变相剥夺了孕期女职工的种种发展机会和权益。

　　在部分企业中，“怀孕就无法升职”俨然成了“潜规则”。这使得部分女性无限期推后怀孕打算；有的不到迫不得已不公开怀孕状态；还有的为了赚奶粉钱，挺着大肚子加班……市妇联权益部和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今年6月的一项调查中，近40%的受访女工表示，劳动合同中未包含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内容；有5%的就业妇女在招工招聘时仍遭遇到“不得在合同期内怀孕”的不合理规定。

　　此外，对于一些担任管理职务的女性来说，总有一层隐形的“天花板”挡在面前。有调查显示，在担任管理职务的女性中，有近九成属于“副职”，真正能进入核心决策层的寥寥无几。对于这部分女性而言，身居较高职位却难再晋升，就像面对一个透明的玻璃顶，近在眼前却跳不过去。

　　婚恋，“女强人”受冷遇

　　传统“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仍旧影响着人们思想。这导致部分高学历、高收入的年轻女性在婚恋这道坎上屡屡受挫。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沪上仍有超过六成的男性在选择婚恋对象时，要求“对方学历不高于自己”；有1/3的男性承认“女方地位、收入高于自己会带来相当大的压力”。此外，对于婚恋对象的工作性质，选择幼教、护士、办公文员的男性大大高出选择记者、律师、公关的男性。究其原因，“女性就该安分守己”的旧有思想是根源。

　　对已婚女性而言，工作在使其更独立、自信的同时，也给她们的婚姻带来了变数。有研究发现，女性工作时间上升与其离婚率成正比，而男性则没有影响。在英国，妻子的收入每增加一万英镑，离婚的几率就上升百分之一。而来自上海社科院的调查显示，在主动诉讼离婚的女性中，以受过高等教育、收入较高的职业女性为多，其离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工作至上导致夫妻交流出现障碍”。

　　媒体，错误定型性别

　　口中喊着“男女平等”，但部分媒体仍会在不知不觉中给女性“错误定型”。此次论坛提供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71个国家媒体的新闻报道中，男性形象出现的比例达79%，而女性形象出现的比例仅21%。此外，涉及“公共角色”，有83%的“专家”、86%的“发言人”是男性；相反，女性则通常以“目击者”、“个人态度表达者”等相对低层次的社会身份出现。

　　同样的情况，也体现在各类广告中。一般情况下，小家电、家庭清洁用品等广告中常由女性“唱主角”，而涉及汽车、房产、电脑等高档次或高技术含量商品的广告，通常由男性来“撑场面”。广告中，絮絮叨叨、啰里啰唆的话通常出自女性之口；而概括、总结、定论则常由男性来完成，无形中传递出了“男女能力差别”的信号。

　　女性形象的物化、性化、商业化正在全球蔓延。越来越多的媒介将女性的身体、容貌作为盈利手段进行商业炒作，这在无形中践踏了女性的尊严，也传递出“隐性歧视”的消极信息。

　　本报记者顾一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