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莆田游医掌控80%中国民营医院黑幕(2)

　　东庄人的“能耐”为何如此之大？

　　闷声大发财的东庄老板们

　　外地人初到莆田东庄镇，几乎都会被东庄镇的豪宅所震惊。摩的司机林金春是莆田人，长年在秀屿与莆田之间往返，他总结的一个规律是：从莆田市区到秀屿东庄，进入秀屿

境内后，越接近东庄镇，豪宅就越多，进了东庄之后，则是遍地豪宅。

　　沿莆田至秀屿港的高速公路前行，经过一段海堤之后，就进入了东庄地界。许多高五六层，四五个开间，装修十分考究的豪宅横陈在公路两边，其中不少还没有竣工。从仍在施工的住宅中可以看出，东庄人造房子不像其他农村地区以砖混结构为主，而是普遍用更加牢固、但成本更高的水泥框架结构。

　　林金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里的好房子，绝大多数都是到外面去包医院的人建的。许多房子的面积超过了1000平方米，有40个以上的房间，造价要数百万元。有人为了老人行动方便，还在家里装了电梯。”

　　但也有人对此说法不屑一顾，一位东庄林姓但不愿意透露全名的老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造房子的钱对这些老板来说算得了什么？过年的时候你才能看出他们到底有多富！”说这话的老人家的房子不到500平米、只有四层，很显然被比了下去。

　　但是，这些豪宅几乎没有人住。事实上，走过几条街道，除了妇幼老人之外，很难找到壮年男子。林姓老人告诉记者，“有点力气的、能走得动的壮年男人几乎都出去搞医院了，要么自己办，要么帮亲戚干事。”本刊记者追问，去搞医院难道不需要一定的医学知识吗？老人笑道，“请医生看病就是了，要什么文化？有人连自己名字都写得很勉强，还开了10来个门诊部呢！”在老人的概念里，医疗机构无论大小，他一律称之为门诊部。

　　但最让外地人震惊东庄之富的，还是东庄人过春节时的盛况。届时，东庄在全国各地办医院、承包诊所的老板都衣锦还乡，利用这段时间亲友聚会，或同行之间总结经验、招聘人员、结识新生意伙伴等等。

　　那时候，全国数以百计的医疗器械厂家和药厂都会蜂拥而至莆田东庄。民营医院界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医疗器械企业，四个地方的展销活动是一定要去的，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莆田秀屿。

　　春节前后的东庄镇，最吸引眼球的还有名车靓女。医疗富豪们带着数以百计各种款式的名车，回到东庄，开着车互相串门。一个最夸张的案例是，“东庄一个望族在‘领头羊’家里聚会，家门口停着九辆宝马奔驰以上的名车。”一位了解内情的同行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少数暴富的民营医院老板们在春节期间，会带着原配夫人、秘书或“二奶”拜见父母双亲，“春节时，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和大老婆、两个小老婆凑成一桌打麻将，倒也其乐融融。”一位给莆田人办的民营医院做广告策划的网友这样透露。

　　事实上，东庄人的富裕并非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地就已四五层高楼林立，而奔驰之类的名车，在当时的东庄也已不罕见了。

　　许多致富神话流传开来。有人告诉本刊记者，东庄拥有10亿资产以上的有好几家，亿万富翁则更多。但是东庄的游医“鼻祖”、“精神领袖”陈德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实际上东庄10亿元以上资产的老板，在我看来是没有的，家产超过5亿的也很难找，但是资产上亿的确实有不少。”

　　东庄游医“鼻祖”陈德良

　　东庄镇的富裕只是最近20年的事情。

　　在改革开放前，东庄一直是莆田地区贫穷的代名词。在莆田，东庄另一个名称是“界外地”，这个名称的意思是“不在官方统计之内”，这里的老百姓穷得连税都不用交。为了度过每年的几个月饥荒，当地渔民就用海产品如牡蛎之类的，换地瓜渣吃。

　　林金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东庄之所以如此贫穷，和当地人多地少有关系，因为靠海，东庄的许多耕地盐碱化，农作物产量不高；另外，因为距离渠道较远，农作物经常缺水。”

　　这个缺水、少地、土地盐碱化的滨海小镇， 镇民们一直为生计而奔波。乡村医生陈德良的一张偏方，彻底改变了东庄人的命运。

　　陈德良何许人也？一位民营医院老板赠给陈德良的诗是这样归纳的：“刀枪棍棒出名声，琴棋书画弄寸光。胸怀大志凌霄汉，身居小阁好望山。十万弟子闯天下，一代宗师数德良。”这首诗裱好挂在陈德良自家的饭店里。

　　陈德良的权威在东庄镇显而易见。东庄镇在外面办医院的老板们，包括詹国团、詹玉鹏这样的大鳄，只要有让他觉得不对的地方，他都可以训斥一番。尽管他总是谦称“你们是大老板”。有人这样评价陈德良在东庄的地位：达摩之于少林寺。

　　莆田的民营医院老板一直以行事低调著称，本刊记者通过各种途径，都没有一个医院老板愿意以真实身份公开接受采访。但是，外人眼中神秘莫测的游医鼻祖陈德良，却坦率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许多敏感问题也不回避。

　　陈德良1950年12月出生在莆田东庄镇，在五兄弟中排行老二。

　　和当初的许多性病游医比起来，陈德良还是有医学基础知识的。陈的祖父是当地中医，陈德良年少时就看过一些中医方面的书籍。

　　“文化大革命”后，不到20岁的陈德良，在当地当起了“土医生”。 改革开放后，为贫穷所困扰、急着寻找出路的陈德良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凭着仅有的那点医疗知识，他走出东庄这个海滨小镇，到全国各地闯荡。上世纪80年代初，陈德良在广东拜师学艺期间，师父把一个治疗皮肤病的祖传秘方交给他，陈德良用这一秘方为不少皮肤病人治好了病，他一下子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名医”。后来东庄的乡亲们发现，陈德良一天赚的钱比他们一个月赚的还要多。

　　“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卫生条件太差，卫生知识又不多，那个时候得疥疮的人非常多，许多人到医院治疗后又复发，但用了我的药水后很快就好了，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名声也大起来了。”陈德良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陈德良赚了大钱之后，并没有忘记他的穷乡亲和亲戚们，许多人前来拜师，他收了八个徒弟，基本上都与陈德良沾亲带故，其中之一就有詹国团。

　　性病游医走遍天下

　　从此以后，治疗皮肤病的秘方就不再属于他一个人了，八个徒弟各自又收了徒弟，皮肤病秘方就在东庄镇迅速而广泛地传开了。贫穷的东庄人终于找到了致富捷径。

　　陈德良始终认为，即使是当初东庄人开始行医时，他们也并不是像外人说的那样一点不懂。“当时莆田卫生协会曾办了个函授班，我的徒弟们都拿到课本之后还要考试，通过考试之后，莆田卫生协会会发给一本证书。”

　　但是，经过几年行医之后，东庄人发现，医疗界的另一新兴领域---性病市场越来越大，转做性病行业更加赚钱。陈德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到了1990年前后，当时社会上卖淫女之类的开始多起来，性病市场前景很好，当时的国有医院很少有人愿意去治这个病，也不敢打广告，国家有这个漏洞，老板们就投机倒把搞进去了，说实话，当时确实有些乱收费的现象。”陈德良笑着坦率地说。

　　陈德良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经济，许多行业都存在不规范的现象，所以有些乱也可以理解。

　　到了1998年，福建莆田的游医们开始具备全国范围的“影响力”。

　　王海和许多媒体针对莆田游医而调查出来的实情，并没有陈德良对本刊记者说的那么简单。当时的许多报道给莆田性病游医归结出以下几条：他们敢把没病的人说成有病；敢把一个疗程的病治上10个疗程；敢把十几元一瓶的药卖到200多元。无论是王海还是一些记者，常常亲身体验式暗访，原本十分健康的打假人或记者常常会被检查出性病。

　　1998年和1999年，是全国媒体和公众对莆田性病游医最为关注的年份。

　　1999年5月24日，太原《都市生活》周刊派出大批记者，对性病诊所集中的近十条街道进行了拉网调查，共统计到专治和兼治性病的大小诊所214家，其中，仅在火车站附近就有28家，服装城附近的双塔北路一条不足300米的巷子就有九家。加上全市的街巷，估计性病诊所至少在400家以上。性病诊所超过了米铺。

　　1999年5月14日，按照广告上刊登的地址，两位健康的记者来到山西机床厂医院暗访。一个穿白大褂的“大夫”用放大镜看了看“患处”，一脸严肃地问同行的另一个记者：“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在诊断书上写着：念珠菌龟头炎，要赶紧治疗。

　　接着，两名记者走进太原市康复医院，被一个老“大夫”诊断为“急性淋病”，并让女护士注射220元一针的“进口药”，记者再三推脱，最后被迫买了一盒价值65元的“特克淋梅”。该药被太原市药检所判定为三无假药。

　　在山西省皮肤病性病防治所，“大夫”又诊断记者患了“非淋菌性尿道炎”，“可能引起不育”。他说，治好这个病最少要半个月，要花几千元。

　　1999年6月1 日，《都市生活》推出揭露性病诊所黑幕的第一篇报道后，便不断接到威胁电话。据当时的《都市生活》报道，6月2日上午，一名操南方口音、自称为私人诊所老板的男子找上门来，要记者“不要继续乱说，否则，小心哪天突然少了一只胳膊、一条腿。”

　　随着报道的进一步深入，这家媒体的记者接连遭到跟踪、抢劫和电话威胁，一个声音嘶哑的男子在电话中说：“我要炸掉你们的大楼！”6月8日，《都市生活》毫不退缩，刊出报社大楼的大幅彩色照片，并标出所在的详细位置。明目张胆的威胁引起了全国新闻同行的震惊。后来证实这些游医就来自莆田。

　　1999年7月9日，《南方周末》也刊发了莆田性病游医的详细报道，记者寿蓓蓓如今仍对当时采访中的一些细节记忆犹新，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一位卫生系统官员曾颇为愤怒地拿出一份文件，说卫生部纠风办曾针对莆田游医集团专门发文，措辞严厉： “福建省莆田市农民游医占国团（即为詹国团）、陈金秀诈骗团伙在全国各地以金钱铺路，承包经营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开办的性病、泌尿专科门诊，甚至承包整个医院或皮肤性病研究所，大肆进行诈骗钱财、坑害患者的非法活动，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的声誉。”

　　莆田詹氏的医药帝国

　　政府主管部门严辞通报，全国多家媒体曝光报道、民间打假人明查暗访，在1999年，许多人都以为，东庄的性病游医们估计要远离医院了。

　　但事实恰恰相反。之后的几年，中国的民营医院大部分掌控在了东庄人手中。

　　七年之后的今天，东庄人不但没有从中国医疗领域销声匿迹，反而低调加速扩张。莆田的《湄洲日报》报道说，东庄镇有2.1万外出人口，在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从事医疗行业，经营医院200多家。据估算，全国现有上规模的民营医院约80％为东庄人所有，固定资产300多亿元，行业年创利润13亿元。

　　曾被王海、媒体乃至卫生部纠风办调查、曝光乃至通报的詹国团，这位陈德良的开山弟子，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是东庄做得最为成功、但也被曝光最多的游医。一份名为《1998，王海杀进性病市场》的材料中称，当时以詹国团为首，詹国营、詹玉鹏、詹国连、林宗金等为骨干的莆田游医集团，是莆田游医的中坚力量。

　　陈德良对这一说法作了澄清，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实际上詹国团和詹国营、詹玉鹏、林宗金他们并非是传说中的师徒关系，只是同为一家公司的股东，只是股份的大小不一样而已。”

　　陈德良还说，“詹玉鹏论辈分比我还大，我得叫他叔公，尽管他年龄比我小，他曾经在三明的一个国有企业上班。林宗金，还有詹国团的几个弟弟詹国连、詹国营等，我都亲自带过他们。”

　　只要了解中国民营医院现状的人都会明白，为什么陈德良要对詹国团、詹玉鹏、林宗金等人的身份强调得如此清楚。因为这几个曾从同一个公司出来的掌门人和骨干们，目前连同他们的嫡系，已经成为中国民营医疗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