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论争89年

　　从诞生之日起，关于新诗的争论就没有停过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白话诗运动就从胡适1917年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这首小诗开始。关于这次文学变革，通常人们称之为“运动”、“革命”，而不用胡适所言的“文学改良”称之，因为这次

变革不仅颠覆了诗歌的传统，比如格律、诗节、段落等，其发生还与社会与政治有巨大的关联。

　　1919年，胡适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一文中总结这一运动时说：“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并称其为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

　　“无论是19世纪末的‘诗界革命’，还是20世纪初的‘白话诗运动’，都是被严重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世俗化(急功近利地实用化)的非诗的文体运动，是利用了诗自身的文体革命潜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启蒙运动。”对于新诗诞生的先天不足，对新诗作了20年研究的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珂颇为遗憾。

　　朦胧诗勃兴

　　1976年， “文革”结束。思想解放在社会各个领域迅速蔓延。1978年12月23日，《今天》经北岛、芒克等人之手在北京创刊。它被视为“朦胧诗”的发源地，北岛、芒克、食指、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人的诗歌，最早便是刊登在这份刊物之上，而被广为传抄。

　　对于这些诗的评价，不断引发文学乃至政治层面激烈的论争。在论争中，这种诗歌也被命名为“朦胧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认为，这些“朦胧诗人”的表达，为当时的人们带来了一种精神出路的可能性，填补了“文革”造成的精神空白，因此当时的人们对于文学，对于诗歌的那种感情，近乎一种信仰。

　　一些有威望的诗坛前辈，包括艾青、臧克家等人在内，都对 “朦胧诗”表示了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朦胧诗的“理论的核心”，“是以‘我’作为创作的中心，每个人手拿一面镜子自照自己”，“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

　　对“朦胧诗”的批判，特别是针对支持“朦胧诗”的诗歌评论者的批判，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达到“高潮”。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三人因为撰写了标题上都有“崛起”这个词的支持“朦胧诗”的文章，在“清污”运动中被概括为“三崛起”进行批判。他们的文章被看作是“有代表性的错误理论”，是“程度不同并越来越系统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路线，比起文学领域中其他的错误理论更完整更放肆，因而不能低估它们给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的混乱和损害。” 不过，这些批判，并没有阻挡“朦胧诗”的影响。事实上，在80年代中期，它已确立了在当代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三代诗人

　　在“朦胧诗”和“‘崛起’论”受到猛烈讨伐的1983年，《今天》作为“诗群”已不存在，“朦胧诗”的势头也已衰减。

　　这个时候，“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的进程加速，公众一度高涨的政治情绪、意识已有所滑落，读者对诗的想象也发生变化。国家、政党要求文学、要求诗承担政治动员、历史叙述的责任的压力，明显降低。”洪子诚分析。

　　“朦胧诗”虽然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诗歌”形成反叛，但反叛的方式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其诉求仍存在于一种政治理想；另一方面，由于“朦胧诗”影响扩大所带来的模仿和复制，使得“朦胧诗”本身难于超越自我，过早地进入“经典化”的程序。

　　就在这个时候，更年轻的诗歌写作者对于“朦胧诗”的反叛有了需要以及可能。于是，一种与“朦胧诗”有别的“新的诗歌”应运而生。这些后来者，把自己称为“第三代人”，他们的诗后来被称为 “第三代诗”。他们有意地与“朦胧诗”形成对抗，划清界限，寻求自身的超越。1986年，以“现代诗群大展”为标志，“第三代诗”达到自身的一个高潮。

　　此后，人们对于诗歌的关注程度慢慢下降。“主要还是文学的政治地位被削弱了，这一点在诗歌上更明显一些。”洪子诚解释。

　　20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的春天，诗人海子躺在冰冷的铁轨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轰轰烈烈、激情澎湃的80年代诗歌运动终于从高高的浪尖上跌落。那个属于诗歌和文化的年代已成过去，人们迎来了90年代——20世纪的最后10年。

　　评论家王晓渔认为，海子的死是一件象征性的事件，从此诗歌告别了抒情品质，被巨变的时代所割裂。

　　世纪末的论争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外部看似冷冷清清的诗坛内部却争论不断。

　　1999年4月，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北京作家协会、《诗探索》编辑部、《北京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姿态与理论建设探讨会”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近40位重要诗人、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与会。

　　90年代，以北京《大家》、上海《倾向》等杂志为基地，聚集了西川、王家新、肖开愚、孙文波、陈东东、张曙光等一部分诗人，和程光炜、唐晓渡、陈超等一些诗评家，成为当代诗坛的一大主流，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

　　在这次会议上，“民间立场”的于坚、伊沙、沈浩波、谢有顺等人向“知识分子写作”的王家新、西川等诗人发难，指责知识分子写作“欧化”、“西化”，非汉语写作，而提倡“口语写作”的“民间立场”才是真正的汉语诗歌。

　　在“盘峰论争”中，双方诗人唇枪舌剑，火药味极浓。这场论争延续了有一年之久，之后，中国的诗坛基本上分成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阵营。而在这两大阵营中又滋生出众多的派别，比如“下半身写作”、“废话派”等。同一阵营中的诗人也一直争论不断。

　　“盘峰论战”后，诗歌迎来了新世纪，网络时代的到来使诗歌在网络中兴盛起来。这种便捷的、零门槛的传播平台，催生了一批出生于80年代的网络诗人。诗歌在网络中“繁荣”的景象看上去似乎非常鼓舞人心。但是，网络诗歌的质量却又不让人乐观。正如评论家王晓渔所说，这种写作更多地沦为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