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职业劝捐员3年劝96人捐出眼角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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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首位职业劝捐员——3年劝96人捐出眼角膜

　　文\图 本报记者何涛

　　11月4日，当陈淑莹出现在莲塘医院4楼的时候，47岁的邓到君顿时哭得胀红了眼，她担心只要陈淑莹一来，她的儿子将得不到全尸。“她要拿走我儿子的眼睛，你要知道我是从

这么小把儿子养大的。”

　　今年28岁的陈淑莹是我国第一位职业劝捐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劝人死后捐献眼角膜。她要听着别人痛哭，看着别人流泪，甚至还要忍受别人的怒骂。作为我国人体器官捐献最前沿的一名工作者，她走着一条异常艰难的路。

　　从2003年至今，她成功劝捐96例，帮助212人寻找到了光明。令她最感困惑的是有效劝捐的线索非常难找。据统计，我国等待角膜移植的病人高达200万，全国各大医院每年可以完成的角膜移植手术只有2000~2500例。

　　近日，深圳成立了首支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队，陈淑莹当了这支志愿服务队的队长。这让她更充满了希望。

　　安，作为一个母亲，她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心情去面对一位即将到来的人：陈淑莹。因为她心里明白，只要陈淑莹一到，就意味着她儿子夏超明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了多久了。更让她心如刀绞的是，陈淑莹是来劝她把儿子的眼角膜捐献出来的，“儿子死了还不能留个全尸”。

　　本来邓到君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见陈淑莹的，但是头一天晚上，丈夫夏跃燕给她做了足足5个小时的思想工作，商量把儿子的眼角膜捐献出去。作为妻子，她实在拗不过丈夫，只好哭着勉强顺从了丈夫的意思。但还没有等到陈淑莹来，邓到君就支撑不下去了，医院里的护士连忙给她挂了一支点滴。

　　捐赠角膜为回报社会

　　夏跃燕一直有一个心结，他想把儿子夏超明的眼角膜捐献出去。夏超明是一名外来工，今年6月6日，突然觉得双脚无力的他，到医院检查后发现竟是恶性脑瘤。正当老夏愁着儿子医药费的时候，夏超明所在工厂的工人们自发捐款，凑了14000多元，解了老夏的一时之急。后来，社会上的好心人也给他捐了些钱，正是这些钱延续着夏超明的治疗。目前由于癌细胞扩散，夏超明的下肢已经全部瘫痪，“任何治疗都没有用了。”老夏说。

　　儿子的生命是无法保全了，“我想来想去，怎么回报帮助过我们的人？我想到儿子死了，他的器官可以捐出来，可以帮到别人，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安慰。” 老夏将他的这一想法告诉了医生，并且和陈淑莹取得了联系。

　　虽然遭到亲人们的反对，但老夏还是坚持做了，“除了做老婆的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做我弟弟、妹妹的工作，如果他们以后说出去，会在村里将我的名誉臭得不成样子的。”

　　一人捐献可救五个人

　　下午5时，陈淑莹准时出现在老夏夫妇面前。哭得胀红了眼的邓到君靠在丈夫身后，有些害怕地听着丈夫和陈淑莹谈话。

　　“有人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他却把光明留下来，你可以在别人的眼中看到他的光明。夏超明有你们这样的父母，他会感到很骄傲，你们很了不起。”陈淑莹说。

　　“不是我们了不起，是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了不起，那些人感化了我。”夏跃燕说。

　　“捐献成功后我会给你一份证书，后事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的。”陈淑莹说。

　　“证书我不需要，也不需要报酬，有报酬的话就意味着我要卖儿子。儿子病了，我却连医药费都付不起，还要别人来帮助，我感觉特别内疚，这样做了了我的心愿。”老夏说。

　　“捐赠的事先不要跟孩子讲，让他能安心地走。”陈淑莹说。

　　“没有跟他讲，这个太残酷了，我们想让他带着生存的希望走。”老夏说。

　　“阿姨也不要太难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夏超明走得安心一点，千万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代表患者感谢你们，是你们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陈淑莹说。

　　下午6时，老夏填写了一份《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书》，同意捐献儿子的眼角膜和其他一些人体器官。如果这次捐献全部成功的话，夏超明1个人就可以救5个人。

　　公公婆婆不知她具体工作

　　晚上8时，陈淑莹离开医院，开着车回家。每一次离开劝捐现场，她都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心态，让心情从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劝捐中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在三年半前，当陈淑莹决定踏上劝捐岗位的时候，她没有考虑到这份工作居然要承受这么多。

　　陈淑莹是广东梅州人，1996年，从广州护校毕业后，成为深圳市眼科医院的护士。2003年5月，陈淑莹得知深圳眼库要招一名专职的劝捐员，当时报名的时间期限只有一个星期，一直拖到星期五她才报了名。

　　一个没结婚的女孩子想当专职劝捐员，陈淑莹的这个决定让许多人都惊讶不已。

　　男友反对她，父母也不同意，“妈妈说我一个女孩子还没结婚去干这个，就算男友不嫌弃，以后公公婆婆也会嫌弃。”一位同事也特意提醒她，“不要以为这份工作很好做”。

　　陈淑莹并不在乎这些，“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大家认为难做的，我偏要去试一下。”

　　除了男友外，为了避免一些麻烦，她的公公婆婆至今都不知道陈淑莹的具体工作。

　　前半年几乎每天都要哭

　　前半年是最困难的阶段。她没有经验，也没人告诉她该怎么干。“我几乎每天都要哭，心理压力特别大。”

　　第一次劝捐的经历陈淑莹至今还记得，当时她不仅挨了骂，还差点被人打。2003年7月，陈淑莹听说发生一起车祸后，就赶到了医院。遭遇不幸的是一位20岁的男孩，医生已经诊断为脑死亡。陈淑莹小心翼翼地向男孩的母亲出示证件，说出了劝捐的想法。悲痛中的母亲一下子扑向陈淑莹，撕扯着她的衣服吼着：“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要咒我儿子死？” 男孩的其他亲属也冲着她大骂，要不是护士们劝阻，一位家属都要将她丢出去了。

　　“我当时感觉挺委屈的，凭什么受这种气呀？”陈淑莹说。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她又回到了病房一连几天做家属的思想工作，没想到男孩的家人后来居然同意了。

　　“后来想想，我当时的做法确实有问题。直接跑到病房里跟别人说，反正他要死了，能不能把眼角膜捐献出来。这肯定让病人家属接受不了。”陈淑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