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我乐意当官，但我的心是自由的

　　自文学巨匠巴金去年逝世后一直悬空的中国作协主席一职，正式由年仅49岁的女作家铁凝接任。这名作协原主席团中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副主席，自此成为中国作协50年来继矛盾、巴金之后的第三任掌门人。被誉为美女作家的她是如何看待自己在文坛中的地位，她又是如何适应在官场和文学中的双重身份的，在以往媒体对铁凝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二。

　　铁凝简历

　　1957生于北京，现年49岁，单身。祖籍河北赵县。

　　1975于保定高中毕业后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同年《会飞的镰刀》被收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集，后被认定是其小说处女作

　　1979在保定地区《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1982发表短篇小说《哦，香雪》，之后名声鹊起

　　1984短篇小说《六月的话题》发表，并被改编为电视短剧

　　1985年，根据《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改编的电影《红衣少女》获该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1984年调入河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先后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候补委员。代表作有《大浴女》、《永远有多远》、《第十二夜》等

　　丫头想做“女高尔基”

　　1975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逐渐退却，在河北保定，一个读完高中的丫头来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

　　城市“小姐”来做村姑，是因她为对文学的“妄想”。年少时铁凝一直很喜欢孙犁这位“白洋淀派”文学代表人物。

　　在那个年代，文学老前辈们常教导“要想成为真正的作家，需要去农村体验生活”。她放弃了留城和进二炮文工团当演员的机会，把自己放逐在农村。回忆那个时代，她说“想做女高尔基”。

　　在农村插队的日子，她开始了文学创作，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质朴的农村女孩的形象在她心里孕育起来，4年以后她回到保定，在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

　　1982年，她把自己心里的女孩形象写出来，就成了短篇小说《哦，香雪》，描写一个淳朴农村少女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小说获当年优秀短篇小说奖。

　　从香雪开始，一个个女性形象被她塑造出来。她描写生活中的普通女人和她们的心理，反映她们的理想和追求、矛盾和痛苦、生存和斗争，这成为她小说一贯的主题。她被贴上“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虽然她并不认同。

　　“我不属于哪一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

　　“我最希望的就是达到第三性的写作境界。这个思想的萌芽在我写《玫瑰门》的时候就开始了。”

　　铁凝把对第三性写作境界的追求作为自己写作的最高境界，她认为获得第三性的视角会有一种超越之感。

　　用官员的身份帮助作家

　　在铁凝的身份中，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候补委员等多个身份显得扎眼。

　　在“文人”眼中，作家本来应该是自由的思想者，甚至是反叛者，但是铁凝在这些身份中游刃有余。她的创作并没有因为官方身份受到什么影响。为批评界所诟病的身份问题，在她手里就像拿捏文字一样精准而恰当。

　　多年以后铁凝说“我乐意做一个官员”。这种直率的表达，让人看到她的坦率。

　　“对于这些身份我都很看重，但我更看重的是我的作家身份。”铁凝说。铁凝一直试图不把这三种身份人为地放在一起。但是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已经不是一个自然人，她说自己从来不愿把三者割裂开来。

　　“我是一个官员，这样我能用自身的能力去帮助作家，年老的或者年轻的。”从下乡插队到今天成为作协副主席，铁凝当然知道一个作家的不易，因此，她的官员身份能让她更为便利地去帮助那些曾经和自己一样对文学怀有梦想的人。

　　她可以和更多的人打交道，可以看到更多想看到但以前没有看到的故事。如果是一个基层作家，有很多东西也许只能去想象。

　　对话铁凝

　　美女是美女，作家还是作家

　　问：你对“美女作家”怎么看？如果有人说你是“美女作家”，你会愿意吗？

　　铁凝：一个人不论男女，她的相貌出众，文章写的也出众，当然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但问题是一定要把“美女”和“作家”捏在一块，我就觉得不自然了。我想是男性创造的这个词，而且更多的词是商业的需要。虽然是“美女作家”，作家是在其后，而美女是在之前。所以这是男权文化产生出的词。我觉得“文学”还是文学，“美女”还是美女，她们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问：您对自己的定位怎么看？

　　铁凝：我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真实写作的人，对文学不感疲倦的人。

　　问：听说您还是单身，作为单身的女作家，您对家庭和爱情有什么看法？

　　铁凝：我对婚姻的看法现在仍然坚持，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婚姻，除非心理不正常的人。第二还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可能在我更年轻的时候没有这种准备。歌德说过一句话，有多少颗脑袋就有多少种心思。每个人的想法和境遇都是不同的。

　　明朗个性得益于农村生活

　　问：和别的活跃的女作家比，比如海男、林白、陈染，你的个性和小说看上去更明朗，这种个性的和作品的明朗是来自你的天性还是后天修养？

　　铁凝：就现在而言，我想你所感受到的明朗，可能更多来自于对生活、对文学的积极的态度。就我生活的几十年而言，生活是相对比较平淡的。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我八九岁就被迫寄居在亲戚家，当时生活条件非常糟糕，没有红色背景的家庭生活也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些东西是不愉快的。

　　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主动去了农村。有一次给棉花打疯杈，我手上起了12个大血泡。我自己有点炫耀似的给人看。这时有一位农村女孩捧着我的手哭起来了，我问你哭什么啊？她说，你们是城里人啊，这些事情本来是我们干的。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想，为什么我们就不应该干这些活、受这些罪呢？后来我再和别人说起种棉花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悲愤，也回避戏剧性的对苦难的渲染。我觉得，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没有必要特别夸张自己的痛苦。相反，我很感谢农村当时的那种环境。我的明朗从哪儿来？我觉得得益于农村的那段生活。

　　任何状态下都能回到灵魂中

　　问：你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央候补委员，有一种说法，作家的心灵应该是自由的，作家的写作应该是独立的，官员的身份和身处主流政治语境之中会不会限制你心灵的自由和写作的独立？

　　铁凝：到目前为止没有。为什么呢，首先我不把它们人为地对立起来，其次作家就是我的工作，我的本分和主业，这是很重要的。到目前我想我还是明白的，写作是我真正安身立命的根本，其他的是附带的，可能是我的运气，某一阶段的运气，这种运气不是一成不变和非你莫属的，更不是终生受用的，虽然我非常珍惜我的政治荣誉。

　　当然双重身份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必须习惯某个时间段在开会，然后在另一个时间段迅速回到写作状态。这样的状态是对一个作家毅力的考验。如果说我有什么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我可以在任何状态下都能回到自己的灵魂中来，这是我自我训练的结果。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我的心灵是自由的，写作也是独立的。没有人逼我写作，也没人限制我。

　　（综合《财经时报》、《南方周末》、新浪人物访谈）

　　（晓健／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