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游医掌控八成民营医院黑幕(图)

　　记者采访时拍到的当地豪宅。

　　80％以上的民营医院是东庄人开的，但是他们的服务质量却堪忧。

　　2006年10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1000强镇统计名单成为许多论坛上的热门话题。当昆山玉门、东莞虎门和萧山宁围的网友们为哪里最富而争论不休时，一些福建莆田人对这个榜单颇为不屑：如果把真实财富亮出来，哪个镇能超过我们秀屿区的东庄镇？

　　对很多人来说，莆田东庄无疑是个陌生的地名。但两组数据可以凸显东庄镇的优势：全国至少80％以上的民营医院是东庄人创办的；莆田秀屿区在全国各省市从事医疗行业的企业共有1万家（东庄镇占93％），资产总数达360亿元，年营业额3050亿元，员工总数63万人；在外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500家（东庄镇占80％），资产总数25亿元，年营业额50亿元，员工总数5万人。也就是说，东庄镇人所办的民营医院及相关企业创造的产值，超过了中国中西部个别省的生产总值。

　　1998年，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对当时猖獗一时的性病游医展开过长时间的调查。他发现，当时中国多数治性病的游医们来自同一个地方：莆田东庄镇。1999年7月，国内多家媒体都曾报道过莆田东庄镇，当地的富裕和外出游医的猖獗令人震惊。而这些性病游医们表现出的强势更令人震惊：除了寄匿名信威胁和嘲笑媒体之外，甚至公开扬言要“炸毁报社大楼”。1998年底，卫生部纠风办曾专门向各省、市、自治区发文，通报这些人的劣迹。

　　但让王海和媒体同行们没有想到的是，短短数年之后，昔日性病游医不但没有因为曝光而利益受损，反而已掌管了中国大多数民营医院。

　　暴富

　　少数暴富的民营医院老板们在春节期间，会带着原配夫人、秘书或“二奶”拜见父母双亲，“春节时，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和大老婆、两个小老婆凑成一桌打麻将，倒也其乐融融。”

　　闷声大发财的东庄老板们

　　外地人初到莆田东庄镇，几乎都会被东庄镇的豪宅所震惊。摩的司机林金春是莆田人，长年在秀屿与莆田之间往返，他总结的一个规律是：从莆田市区到秀屿东庄，进入秀屿境内后，越接近东庄镇，豪宅就越多，进了东庄之后，则是遍地豪宅。

　　但最让外地人震惊东庄之富的，还是东庄人过春节时的盛况。届时，东庄在全国各地办医院、承包诊所的老板都衣锦还乡，利用这段时间亲友聚会，或同行之间总结经验、招聘人员、结识新生意伙伴等等。

　　那时候，全国数以百计的医疗器械厂家和药厂都会蜂拥而至莆田东庄。民营医院界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医疗器械企业，四个地方的展销活动是一定要去的，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莆田秀屿。

　　少数暴富的民营医院老板们在春节期间，会带着原配夫人、秘书或“二奶”拜见父母双亲，“春节时，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和大老婆、两个小老婆凑成一桌打麻将，倒也其乐融融。”一位给莆田人办的民营医院做广告策划的网友这样透露。

　　许多致富神话流传开来。有人告诉记者，东庄拥有10亿资产以上的有好几家，亿万富翁则更多。但是东庄的游医“鼻祖”、“精神领袖”陈德良告诉记者，“实际上东庄10亿元以上资产的老板，在我看来是没有的，家产超过5亿的也很难找，但是资产上亿的确实有不少。”

　　发迹

　　“到了1990年前后，当时社会上卖淫女之类的开始多起来，性病市场前景很好，当时的国有医院很少有人愿意去治这个病，也不敢打广告，老板们就投机倒把搞进去了。”

　　东庄游医“鼻祖”陈德良

　　东庄镇的富裕只是最近20年的事情。

　　在改革开放前，东庄一直是莆田地区贫穷的代名词。这个缺水、少地、土地盐碱化的滨海小镇，镇民们一直为生计而奔波。乡村医生陈德良的一张偏方，彻底改变了东庄人的命运。

　　陈德良1950年12月出生在莆田东庄镇，在五兄弟中排行老二。

　　和当初的许多性病游医比起来，陈德良还是有医学基础知识的。陈的祖父是当地中医，陈德良年少时就看过一些中医方面的书籍。

　　“文化大革命”后，不到20岁的陈德良，在当地当起了“土医生”。改革开放后，为贫穷所困扰、急着寻找出路的陈德良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凭着仅有的那点医疗知识，他走出东庄这个海滨小镇，到全国各地闯荡。上世纪80年代初，陈德良在广东拜师学艺期间，师父把一个治疗皮肤病的祖传秘方交给他，陈德良用这一秘方为不少皮肤病人治好了病，他一下子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名医”。后来东庄的乡亲们发现，陈德良一天赚的钱比他们一个月赚的还要多。

　　“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卫生条件太差，卫生知识又不多，那个时候得疥疮的人非常多，许多人到医院治疗后又复发，但用了我的药水后很快就好了，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名声也大起来了。”陈德良这样告诉记者。

　　陈德良赚了大钱之后，并没有忘记他的穷乡亲和亲戚们，许多人前来拜师，他收了八个徒弟，基本上都与陈德良沾亲带故，其中之一就有詹国团。

　　壮大

　　面对媒体的曝光，性病游医们表现出的强势更令人震惊：除了寄匿名信威胁和嘲笑媒体之外，甚至公开扬言要“炸毁报社大楼”。但是七年过后，莆田游医的势力却越来越大。

　　性病游医走遍天下

　　从此以后，治疗皮肤病的秘方就不再属于他一个人了，八个徒弟各自又收了徒弟，皮肤病秘方就在东庄镇迅速而广泛地传开了。贫穷的东庄人终于找到了致富捷径。

　　陈德良始终认为，即使是当初东庄人开始行医时，他们也并不是像外人说的那样一点不懂。“当时莆田卫生协会曾办了个函授班，我的徒弟们都拿到课本之后还要考试，通过考试之后，莆田卫生协会会发给一本证书。”

　　但是，经过几年行医之后，东庄人发现，医疗界的另一新兴领域———性病市场越来越大，转做性病行业更加赚钱。陈德良告诉记者，“到了1990年前后，当时社会上卖淫女之类的开始多起来，性病市场前景很好，当时的国有医院很少有人愿意去治这个病，也不敢打广告，国家有这个漏洞，老板们就投机倒把搞进去了，说实话，当时确实有些乱收费的现象。”陈德良笑着坦率地说。

　　陈德良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经济，许多行业都存在不规范的现象，所以有些乱也可以理解。

　　到了1998年，福建莆田的游医们开始具备全国范围的“影响力”。

　　王海和许多媒体针对莆田游医而调查出来的实情，并没有陈德良对记者说的那么简单。当时的许多报道给莆田性病游医归结出以下几条：他们敢把没病的人说成有病；敢把一个疗程的病治上10个疗程；敢把十几元一瓶的药卖到200多元。无论是王海还是一些记者，常常亲身体验式暗访，原本十分健康的打假人或记者常常会被检查出性病。

　　1998年和1999年，是全国媒体和公众对莆田性病游医最为关注的年份。

　　1999年5月24日，太原《都市生活》周刊派出大批记者，对性病诊所集中的近十条街道进行了拉网调查，共统计到专治和兼治性病的大小诊所214家，其中，仅在火车站附近就有28家，服装城附近的双塔北路一条不足300米的巷子就有九家。加上全市的街巷，估计性病诊所至少在400家以上。性病诊所超过了米铺。

　　1999年5月14日，按照广告上刊登的地址，两位健康的记者来到山西机床厂医院暗访。一个穿白大褂的“大夫”用放大镜看了看“患处”，一脸严肃地问同行的另一个记者：“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在诊断书上写着：念珠菌龟头炎，要赶紧治疗。

　　接着，两名记者走进太原市康复医院，被一个老“大夫”诊断为“急性淋病”，并让女护士注射220元一针的“进口药”，记者再三推脱，最后被迫买了一盒价值65元的“特克淋梅”。该药被太原市药检所判定为三无假药。

　　在山西省皮肤病性病防治所，“大夫”又诊断记者患了“非淋菌性尿道炎”，“可能引起不育”。他说，治好这个病最少要半个月，要花几千元。

　　1999年6月1日，《都市生活》推出揭露性病诊所黑幕的第一篇报道后，便不断接到威胁电话。据当时的《都市生活》报道，6月2日上午，一名操南方口音、自称为私人诊所老板的男子找上门来，要记者“不要继续乱说，否则，小心哪天突然少了一只胳膊、一条腿。”

　　随着报道的进一步深入，这家媒体的记者接连遭到跟踪、抢劫和电话威胁，一个声音嘶哑的男子在电话中说：“我要炸掉你们的大楼！”6月8日，《都市生活》毫不退缩，刊出报社大楼的大幅彩色照片，并标出所在的详细位置。明目张胆的威胁引起了全国新闻同行的震惊。后来证实这些游医就来自莆田。

　　1999年7月9日，《南方周末》也刊发了莆田性病游医的详细报道，记者寿蓓蓓如今仍对当时采访中的一些细节记忆犹新，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一位卫生系统官员曾颇为愤怒地拿出一份文件，说卫生部纠风办曾针对莆田游医集团专门发文，措辞严厉：“福建省莆田市农民游医占国团（即为詹国团）、陈金秀诈骗团伙在全国各地以金钱铺路，承包经营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开办的性病、泌尿专科门诊，甚至承包整个医院或皮肤性病研究所，大肆进行诈骗钱财、坑害患者的非法活动，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的声誉。”

　　莆田詹氏的医药帝国

　　政府主管部门严辞通报，全国多家媒体曝光报道、民间打假人明查暗访，在1999年，许多人都以为，东庄的性病游医们估计要远离医院了。

　　但事实恰恰相反。之后的几年，中国的民营医院大部分掌控在了东庄人手中。

　　七年之后的今天，东庄人不但没有从中国医疗领域销声匿迹，反而低调加速扩张。莆田的《湄洲日报》报道说，东庄镇有2.1万外出人口，在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从事医疗行业，经营医院200多家。据估算，全国现有上规模的民营医院约80％为东庄人所有，固定资产300多亿元，行业年创利润13亿元。

　　曾被王海、媒体乃至卫生部纠风办调查、曝光乃至通报的詹国团，这位陈德良的开山弟子，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是东庄做得最为成功、但也被曝光最多的游医。一份名为《1998，王海杀进性病市场》的材料中称，当时以詹国团为首，詹国营、詹玉鹏、詹国连、林宗金等为骨干的莆田游医集团，是莆田游医的中坚力量。

　　陈德良对这一说法作了澄清，他告诉记者，“实际上詹国团和詹国营、詹玉鹏、林宗金他们并非是传说中的师徒关系，只是同为一家公司的股东，只是股份的大小不一样而已。”

　　陈德良还说，“詹玉鹏论辈分比我还大，我得叫他叔公，尽管他年龄比我小，他曾经在三明的一个国有企业上班。林宗金，还有詹国团的几个弟弟詹国连、詹国营等，我都亲自带过他们。”

　　只要了解中国民营医院现状的人都会明白，为什么陈德良要对詹国团、詹玉鹏、林宗金等人的身份强调得如此清楚。因为这几个曾从同一个公司出来的掌门人和骨干们，目前连同他们的嫡系，已经成为中国民营医疗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而他们三人都把上海做为重要根据地。詹国团在上海注册成立了上海中屿投资集团，根据上海市工商局的工商资料，该企业仅注册资金就达一亿元人民币，詹国团、詹国连和詹国营都是股东，詹国团相对控股。这家公司拥有至少18家民营医院和托管医院，28个法人实体。詹国团还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了新加坡中屿国际医院管理集团，在许多场合，中屿系经常以新加坡外商身份出现。

　　詹玉鹏创办了新加坡中骏医院管理投资集团，据称此人已入新加坡国籍。该企业在无锡、济南等地投资办医疗机构时，当地媒体都冠以“外资”招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詹玉鹏也经常在上海，他是上海市福建商会会员。中骏至少拥有17家法人实体，至少有14家民营医院，在国内，冠以玛利亚女子医院的，多数是詹玉鹏的嫡系部队。

　　林宗金也早已自立门户。他创办了上海澳信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时也在新加坡注册了公司，名为新加坡澳信医院投资管理集团，有一种说法，澳信和中屿、中骏等交叉持股。根据公开资料，澳信系下至少有15家民营医院。

　　詹万龙的上海长江医院因为频频被媒体曝光，是上海最有“知名度”的民营医院之一。根据莆田相关人士透露，詹万龙和詹国团他们走得较近，但他们是否有血缘关系尚不能确定。

　　“现在东庄人办的民营医院绝大多数是很正规的，”陈德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反复强调这句话。詹国团们不但在上海注册了实力雄厚的股份公司，有的还披上了外资的外衣，似乎莆田游医们普遍已“改邪归正”。

　　郎咸平的愤怒

　　郎咸平向记者介绍了他们关注莆田系民营医院的前后经过。事情起源于2005年年终。当时，《财经郎闲评》节目组不断接到患者对民营医院的投诉电话，控诉医院“没病说成有病，小病说成大病”的恶形恶状。郎咸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那些医院里面，所谓的性病，只有5％是真的，95％都是假的。”

　　他们甚至会在上海市的公共厕所内喷上生漆———“然后你下部会痒，去看病，随便就说你有性病，花两三万再放你出来。”郎咸平这样告诉记者。

　　今年1月份，沪上热播栏目———《财经郎闲评》曾播出一期关于福建莆田人詹国团兴办民营医院的节目，但开播当晚便遭停禁，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该栏目停播。

　　“他们搞定了多方官员，这是继厦门远华案后最大的腐败案。”“郎监管”一脸严峻。

　　伎俩

　　“第一步，租房子、租设备，聘用临时医生”“第二步，大量做广告，造假信息，”“第三步，就要分两种情况，如果医院牌子做响了，就立住脚扩大经营，如果办砸了，就再换个地方搞。”

　　莆田医院三步曲

　　“没病当有病治，小病当大病治，到处打广告，莆田人操作民营医院的一些‘戏法’，把中国民营医院的名声败坏了。”10月29日晚，台州博爱医院院长孙捷急匆匆地从温州赶回台州，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语出惊人。

　　台州博爱医院因为“博爱”两字，常常被误认为是莆田系医院，孙捷每次都要反复解释才能让对方明白，他的医院和莆田人一点关系没有。

　　孙捷对部分莆田系办的民营医院有长时间关注。他把有些莆田人的办院行为归纳为三步曲。

　　“第一步，医院房子是租的，设备是租的，医生是临时聘用的，他们这么做，这部分成本就很低。”孙捷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第二步曲，就是大量做广告，然后造一些假信息，比如把主治医师说成是北京什么大医院的教授、专家等，他们看的病，基本上是不孕不育、性病、皮肤病等。”孙捷认为，莆田系民营医院的广告成本很高。

　　“第三步，就要分两种情况，如果医院牌子做响了，就立住脚扩大经营，如果办砸了，就再换个地方搞。”

　　药、械、医利益链

　　除了传统的赢利模式外，部分东庄人把投资方向转向了药品制造和医疗器械制造等医疗相关产业。台州市博爱医院院长孙捷认为，莆田人产业链的延伸，实际上为他们获取暴利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使用低价值甚至假冒伪劣医疗器械，是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利润来源之一，上海打假医生陈晓兰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在一次例行的走访中，陈晓兰在上海长江医院的治疗室中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少患者一边接受仪器治疗，一边自如地使用手机通话。这让陈晓兰很惊讶：“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多台各种治疗仪，会严重干扰手机通话质量，患者不可能这么轻松地使用手机。”她对其中一些名为“恒频磁共振治疗仪”的仪器尤为注意，对这种被声称在“男性不育、女性不孕”方面有“神奇疗效”的治疗仪的功效产生了怀疑，随即向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

　　接到举报后，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即抽查了一台“恒频磁共振治疗仪”。检测报告让陈晓兰大吃一惊：被抽检的设备有多处国家强制要求执行的基本安全项目不合格，例如“输入功率不合格；保护接地阻抗不合格；网电源熔断器和过流释放器不合格；指示灯颜色不合格；中心磁感应强度不合格”。陈晓兰最初的疑惑也从报告中得到了解答：作为该设备一项最重要的功能“磁感应强度”的检测结果也不合格。

　　陈晓兰告诉记者，“这样一台‘恒频磁共振治疗仪’出厂价为4000元左右，如果是家庭用的，治疗仪的价格是1000多元，而患者使用一次的费用为900元，也就是说，仅一位患者用上数次，医院就收回成本了。而患者一个疗程治下来，可能要10次或20次。”7月7日，陈晓兰赶到北京，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反映“恒频磁共振治疗仪”的问题，随后立即赶往河南郑州———该治疗仪的生产厂家郑州天元医电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

　　在当地药监部门的帮助下，陈晓兰在一栋豪华的高层民用住宅楼内找到了郑州天元公司。

　　陈晓兰告诉记者，这个所谓的公司，其实就开在这栋民房里一个100多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套房里，最里面的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间，就是“生产车间”。3名正在组装设备的年轻女工和1个玩耍的孩童围坐在一个乒乓球台大小的桌子旁。在这个“生产车间”内，工具是“一把电烙铁和几把剪刀。”

　　孙捷认为，莆田系民营医院还可以用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获得暴利。他告诉记者，“比如说，莆田系的一家药厂，将某个药品换个剂量、名称和包装，然后拿到药监部门审批、生产，然后再把这些药推广到与药厂相熟的莆田系民营医院中，原本这个药价是2元，现在卖200元。因为这个药只在熟悉的医院里销售，别的医院没有出售，因此患者没有比较余地，也不知道价格高低。因为这些医院是一个系的，所以也不会互相压价竞争。加上医生天花乱坠地吹这个药效果有多好，患者难免会上当，这样一来，医院和药厂就可以联手赚黑心钱了。”

　　孙捷还说，根据他了解，有些莆田人在医疗器械领域，也是用同样思路推广。

　　蚕食

　　所谓托管，其实就是一种承包医院的做法，每年承包方上交5％~10％不等的营业收入给当地相关部门后，在托管期内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就可以签订托管合同。

　　托管公立医院之后

　　莆田系民营医院扩张的另外一个办法是托管医院。孙捷告诉记者，“莆田人托管公办医院由来已久，对莆田人来说，托管医院最大的好处就是成本低、机动灵活。”

　　所谓托管，其实就是一种承包医院的做法，每年承包方上交5％~10％不等的营业收入给当地相关部门后，在托管期内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就可以签订托管合同。

　　地方政府之所以愿意将医院托管出去，原因很简单，有人这样分析：托管方一般号称是拥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大医疗集团；而被托管医院以前本身效益较差，医务人员收入差，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累赘；而托管方又承诺在托管期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托管的医疗集团公关能力又超强，对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来说，托管可以出政绩、可以甩包袱，国有资产保值的承诺面子上也过得去，何乐而不为呢？

　　光从表面来看，托管方需要承担许多义务：比如要接收国有医院的职工，要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要上缴若干比例的营业收入。但其中门道，有人有自己的理解。

　　孙捷告诉记者，“被托管的医院，名头还是中医院、人民医院之类的称呼，容易得到患者信任，大家以为还是公立医院，但实际上，莆田人会把他们擅长的性病呀、不孕不育、整容等科目放到医院，然后大做广告，吸引患者。”

　　至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条款，则更容易应付，孙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医院托管后，他们擅长的科目肯定要开出来，然后通过熟人引进一批医疗器械，把14万的医疗器械发票开成140万，然后作为固定资产上报，若干台设备添加后，不就可以保证托管期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了吗？”

　　莆田系的新生代们

　　莆田东庄的医疗事业一直人丁兴旺，一批30多岁、40岁不到的青年企业家开始在中国民营医疗界崭露头角。即使是那些才20多岁的年轻人，也不甘落后。

　　经过了重重验证之后，记者加入了一个民营医院从业人员的网络交流群，其中多数是不到30岁的莆田年轻人或为莆田系民营医院服务的外地人。

　　入群不久，就开始主题讨论。最开始的话题是：如何将切包皮和人流手术打入高校。

　　群成员们纷纷提出各种解决方案，有提出到校园内通过学生会关系做主题演讲，有人认为该到学校黑板报做几期关于人流的宣传；有人建议举办女生吹套子比赛，有人甚至建议将人流超市直接开到大学校园！

　　对于切包皮手术，年轻人们也有想法，他们认为毕业前后是男生做包皮手术的关键期，应集中在那段时间展开营销。最后，他们提出了一个认为可行也有噱头的营销方案：在学校展开毕业生篮球争霸赛，比赛的主题是“割个包皮，轻松上阵”，一语三关。

　　过了一天之后，喜欢动脑筋的莆田年轻人们又开始议论，肝病医院广告怎么做最好。有人提议，还是一句话最管用：××肝病医院，医治无效退款。但有人追问，如果有患者真的因为无效而要求退款怎么办？有两个人做出了回答，一人建议用拖字决，迟迟不兑付承诺；第二人的应对策略更加绝：让患者开始第二疗程治疗，花更多的钱，如果不治，那就是病人的责任，不配合医生医治方案。

　　紧接着，莆田的年轻人们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难题，如果医疗事故死了人怎么处理？除了搞定卫生部门、搞定媒体、用钱砸平安等泛泛而谈的解决方案之外，有一位看起来已有处理类似事情经验的年轻人给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案：有几点要注意，1.人死了尸体一定不能留在医院，要马上给病人家属讲，能回家的一定要让他回家，不能回家的也要让他到殡仪馆去，由医生去说，这个时机大概1~2小时，因为这时候家属根本没反应过来；2.要让医生跟病人家属详细解释，并让他签上是自动要求出院或回家的；3.以上搞定后就可以感情公关了，死人这种事大家千万不要想坏事变好，这种事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才能保证医院营业正常下去；4.以上几事最好在一天之内搞定。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