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劝96人捐出眼角膜留下光明

　　今年28岁的陈淑莹是我国第一位职业劝捐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劝人死后捐献眼角膜。她要听着别人痛哭，看着别人流泪，甚至还要忍受别人的怒骂。从2003年至今，她成功劝捐96例，帮助212人寻找到了光明。她的到来，对于临危的患者只是一种死神的召唤吗……

　　11月4日，当陈淑莹出现在莲塘医院4楼的时候，47岁的邓到君顿时哭得胀红了眼，她担心只要陈淑莹一来，她的儿子将得不到全尸。“她要拿走我儿子的眼睛，你要知道我是从这么小把儿子养大的。”

　　今年28岁的陈淑莹是我国第一位职业劝捐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劝人死后捐献眼角膜。她要听着别人痛哭，看着别人流泪，甚至还要忍受别人的怒骂。作为我国人体器官捐献最前沿的一名工作者，她走着一条异常艰难的路。

　　从2003年至今，她成功劝捐96例，帮助212人寻找到了光明。令她最感困惑的是有效劝捐的线索非常难找。据统计，我国等待角膜移植的病人高达200万，全国各大医院每年可以完成的角膜移植手术只有2000~2500例。

　　近日，深圳成立了首支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队，陈淑莹当了志愿服务队的队长。

　　最难面对病人母亲的泪水

　　作为一个母亲，邓到君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心情去面对一位即将到来的人：陈淑莹。让她心如刀绞的是，陈淑莹是来劝她把儿子夏超明的眼角膜捐献出来的，“儿子死了还不能留个全尸”。

　　而丈夫夏跃燕一直有一个心结，他想把儿子夏超明的眼角膜捐献出去。夏超明是一名外来工，今年6月6日，突然觉得双脚无力的他，到医院检查后发现竟是恶性脑瘤。正当老夏愁着儿子医药费的时候，夏超明所在工厂的工人们自发捐款，凑了14000多元，解了老夏的一时之急。目前由于癌细胞扩散，夏超明的下肢已经全部瘫痪。

　　儿子的生命是无法保全了，“我想来想去，怎么回报帮助过我们的人？我想到儿子死了，他的器官可以捐出来，可以帮助别人。”老夏将他的这一想法告诉了医生，并且和陈淑莹取得了联系。虽然遭到亲人们的反对，但老夏还是坚持做了，“除了做老婆的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做我弟弟、妹妹的工作。”

　　一人成功捐献可救五个人

　　下午5时，陈淑莹准时出现在老夏夫妇面前。哭得胀红了眼的邓到君靠在丈夫身后，有些害怕地听着丈夫和陈淑莹谈话。

　　“有人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他却把光明留下来，你可以在别人的眼中看到他的光明。夏超明有你们这样的父母，他会感到很骄傲，你们很了不起。”陈淑莹说。

　　下午6时，老夏填写了一份《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书》，同意捐献儿子的眼角膜和其他一些人体器官。如果这次捐献全部成功的话，夏超明1个人就可以救5个人。

　　晚上8时，陈淑莹离开医院，开着车回家。每一次离开劝捐现场，她都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心态，让心情从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劝捐中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在三年半前，当陈淑莹决定踏上劝捐岗位的时候，她没有考虑到这份工作居然要承受这么多。

　　第一次劝捐差点被人打

　　前半年是最困难的阶段。她没有经验，也没人告诉她该怎么干。“我几乎每天都要哭，心理压力特别大。”

　　第一次劝捐的经历陈淑莹至今还记得，当时她不仅挨了骂，还差点被人打。2003年7月，陈淑莹听说发生一起车祸后，就赶到了医院。遭遇不幸的是一位20岁的男孩，医生已经诊断为脑死亡。陈淑莹小心翼翼地向男孩的母亲出示证件，说出了劝捐的想法。悲痛中的母亲一下子扑向陈淑莹，撕扯着她的衣服吼着：“你为什么要咒我儿子死？”男孩的其他亲属也冲着她大骂，要不是护士们劝阻，一位家属都要将她丢出去了。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她又回到了病房一连几天做家属的思想工作，没想到男孩的家人后来居然同意了。

　　“后来想想，我当时的做法确实有问题。直接跑到病房里跟别人说，反正他要死了，能不能把眼角膜捐献出来。这肯定让病人家属接受不了。”陈淑莹说。

　　整整一年跟着车祸消息跑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经历，陈淑莹更加努力了，每天都不停寻找哪里有死人的消息。“我常常盯着报纸上的车祸报道，只要哪里一发生车祸，我就跑过去。有时我们到了医院，家属都没来。眼角膜必须在死亡6小时以内捐献才行，等家属找到了，往往过了时间。”

　　2005年开始，陈淑莹不再盲目地跟着车祸的消息跑了。她开始注重从医生那里得到消息。

　　何涛(广州日报供稿)

　　病人母亲的泪水是陈淑莹(左)最难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