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中国厦门大学“城市化”团队调研报告节选

　　自觉城市化和被动城市化的比较研究

　　——在厦门市蔡塘、钟宅进行的人类学调查

　　(节选)

　　厦门大学团队成员：吴永强、蒋俊、张先刚、李保华、张蕾、刘志强

　　指导老师：石奕龙

　　选题和定义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城市的规模和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加。一方面，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人口学意义上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不仅仅是乡村移民的过程，也包括就地城市化，即在乡村——城市连续体的所有层次上变得更为城市化，学者称之为城乡融合区(Desakotas)。这种形式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城乡融合区不断被城市兼并，促使一系列生态、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农村城市化现象：其一，农民身份转化为市民，“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结束；其二，失去土地的农民改变其传统的生计模式；其三，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急剧变迁。因此这是一场深刻而持久的社会变革，需要从各种层面进行透彻的研究，把握其基本的变迁脉络。

　　厦门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发展起来的一批城市之一，城市化水平居于全国前列。厦门城市化过程中的主要特点是依靠中心城区(主要指厦门岛内区域)的辐射力量，带动城郊农村的城市化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尽管现在岛内所有村落都改为居委会，但由于厦门城市化是由中心向边缘推展的，同时随着时间不同与认识的不同，政府对此的关注程度也呈现不同，因此与中心城区距离不等的村落的城市化过程也呈现出发展程度与模式的差别，这样的过程正是我们通过实证调查想了解的。

　　我们之所以将题目确定为“自觉城市化和被动城市化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1、我们所选择的两个调查点：厦门市湖里区的蔡塘和钟宅，它们一个离中心的距离近些，一个稍远些，其城市化的进程也呈现出了先后，乃至有模式的不同，因此是较为理想的调查对象。

　　2、蔡塘的城市化起步较早，厦门市政府并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规划，是城区扩张刺激下的自发行为。在这样的城市化过程中造成某种程度的“失范”，出现了诸多矛盾，即所谓的“城中村”问题。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蔡塘是反映城中村问题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典型例证，对其研究，也许能获得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其次，蔡塘作为厦门农村城市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很多专家学者曾经对其做过研究。早在20年前厦门的城市化发展刚刚起步的时候，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黄树民先生就根据他在蔡塘所做的将近一年的田野调查，写成《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一书，成为人类学中国研究的重要著作，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继黄树民之后，国内外的许多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也相继来到蔡塘进行后续调查，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这对我们的调查以及历时比较极为有利。

　　3、另一调查点钟宅位于厦门本岛东北海滨，在厦门国际机场和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之间，周边拥有码头、机场、环岛路、两大出岛通道的交通优势。但由于种种原因，钟宅的开发一直被搁置下来，有着厦门本岛“最后一块处女地”之称。直到2005年，厦门市政府才正式对其进行全面改造，目标是要将钟宅建成本岛一个品位最高的新市区。因此，钟宅的城市化是在政府规划与指导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因此我们选择它作为第二个调查点，便于与蔡塘做一横向的共时比较，从而可以探讨我国农村城市化发展的不同模式以及意义。

　　分报告一：蔡塘篇

　　蔡塘城市化调查报告

　　蔡塘城市化调查报告

　　或许是人类学的经典著作《林村的故事》中，人类学家黄树民精心刻画的那段充满悲喜的历史，时刻牵引着我们驻足的目光。对于耳闻已久的林村—即蔡塘，我们是怀有某种特殊感情的，似乎总想在故事与现实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感，去把握有关一个村落的想像与企盼，光荣与梦想。特别是将“城市化”作为研究的主题，在农村“化”为城市轨迹的追寻中，这一切都将成为蔡塘印象的原点。

　　书中的描述还历历在目，好像在不时提醒着什么。黄树民写道：“1984年11月初，我首次到达林村，第一眼就被当地静谧如画的精致深深吸引住。从远处看来，村子四周环绕着绿油油的稻田。林村三面被一人工水库所包围，水色清澈晶莹。环绕水库的绿色植物常植以中国东南方常见的松树。只有村子男方是平原，在往南约一公里，是连成一片的山丘，露出巨大的石灰岩母石。灰紫色的岩石耸立于青绿的农田中，令我想起多年前在台湾看到的一幅无名画家画的印象派画作。”

　　在字里行间我们甚至可以想像着就站在那田园美景中，静静地吮吸新鲜而又充满农家气息的泥土芬芳，这样的情景确实令人醉心向往。

　　但在田园诗般的农村风光背后也正酝酿、集聚着一种新的力量，尽管还未显示其最大的威力，但许多东西的改变难以避免了。“村里有许多新盖的房子，艳丽耀眼，炫示着这个村子新增的财富。虽然新房子用的多是现代建材，如钢梁、玻璃窗和水泥门面，但仍保存了许多传统建筑的设计和细节，别具一番新旧交杂的风味。一般而言，房子一进门的地方是个天井，两旁共有四个房间：厨房、饭厅、浴室和放农具及余粮的储藏室。房子后方有三间较大的房间，中间是客厅，两边各有一间卧室。”

　　这悄然发生的改变也许是当时的一个缩影，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 农村与城市”等诸种理念或现实交织而形成模糊的界限。尽管一切还处于慢热阶段，但在一个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中，现实理性地告诉我们，正如同中国大地上的许多地方一样，蔡塘正在迈上另一种同质化，星火般蔓延而至，全国性的“城市包围农村”拉开了大幕。

　　1984年，从这一年起厦门特区的范围已扩大至全岛131平方公里之内；这一年距1980年国务院批准在厦门湖里区西北部2.5平方公里范围内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已经有4年了。这4年乃至于以后的10年、20年将带来怎样的变化？是时代的洗礼也是历史的机遇，总之，蔡塘的命运将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

　　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度而言，在成千上万的村落中，蔡塘无疑只是沧海一粟，平凡、普通，但在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的激荡之下，她被推向了舞台的前沿，在不足20年的时间里，从1千余人的小村庄演变成现在5万多人的超级聚落(或者用学术术语应称作“城中村”)，不得不说这又是一个中国式城市化的奇迹。从此美妙如画般的田园风光不复存在，换之以一幢幢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混凝土建筑密密麻麻地“种”满蔡塘的每分土地，几乎联成一片，走在其间使人感到压抑，一些小巷更难见天日，难怪有人将这些“接吻楼”、“握手楼”称之为“水泥怪物”。村内更是热闹非凡，整个区域的繁华可同厦门中山路比肩，真可谓“近城烟雨千家市，绕岸风樯百货居”。蔡塘成为一个表演的大舞台，不仅维系了本地人的梦想，承载着更多外乡人的希望，人们在这里各显神通，盼望着走向富裕的道路，过上幸福的生活。

　　蔡塘这个“都市里的村庄”， 正在演绎着村落到城市过渡的自然过程，其中可以见到“城中村”的一切特质，有关出租房的、景观的、经济的、组织结构的等等，从而也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观察视域，留下了诸多思考空间。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蔡塘，其城市化的历程如何？在这个超级村落中，呈现何种经济、文化与生活的景象？而作为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城中村”改造，蔡塘将何去何从？循着以上简单的思路，我们进行的实证性研究或许将有助于理解中国城市化过程的某些侧面。

　　带着这样一份复杂纷扰的思绪，我们开始了对蔡塘的调查，踏上了这片仿佛烂熟于胸却又完全陌生的土地，与她进行零距离的接触，用人类学最惯用的参与观察方法了解并试图诠释结构性变迁的内在脉络。

　　一、蔡塘概况

　　蔡塘位于厦门岛东南部，地处湖里区与思明区交界处，东、南、西三面分别与后坑村、洪文村及忠仑苗圃接壤，北面是湖边水库，南面吕岭路从村前穿过，是一个新老城区的交汇点，城乡结合部。蔡塘行政村现有两个自然村：蔡塘社及古地石社，下辖五个村民小组，全村面积1.25平方公里，现有本地人口409户，1391人，但外来人口却高达5万人，为本地人口的40倍。其中蔡塘社的面积为0.85平方公里，本地人口329户，1103人；古地石社的面积为0.4平方公里，本地人口80户，288人。蔡塘居民中姓氏众多，共约30个，以曾、周、王等姓为主。

　　1960年以前，蔡塘作为一自然村落，隶属于后坑大队。1960年11月，湖边水库建成，蔡塘从后坑大队分离出来并与古地石合并成立蔡塘大队，其辖区范围也在此时正式确立，一直延续至今。

　　蔡塘建村的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宋元时期，但有明确文字记载始于清代中期。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薛起凤编修的《鹭江志》与清道光十二年(1832)周凯主纂的《厦门志》中都有“后洋蔡塘，阔五尺，深七尺，灌田一十一倾八亩”的记载。相传此塘因隶属蔡姓的居民所有，故称蔡塘，蔡姓聚落之村落也沿其名叫蔡塘社。但不知何故，大约在两三百年前，蔡氏遭受灭顶之灾，急剧衰败，以至于灭绝。蔡氏败亡后，此地一片荒芜，无人居住。其时泉州安溪县一支曾姓居民迁居于此并繁衍生息，蔡塘重新得到了开发，曾姓也成为村落的“原著民”，至今仍是人口最多的姓氏。19世纪前期(1930年前后)，泉州南安、惠安、安溪等县的周、王、郑、李等姓氏部分居民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逃到此地落户，并得到曾姓的同意。此后更多姓氏陆续迁居于此，使蔡塘形成多姓氏共居的格局。

　　蔡塘社原先分为大社和小社，大社就在今蔡塘社位置，小社则在大社的北面，即现在湖边水库的一部分，两社相距约0.8公里。1960年后，由于修建湖边水库，小社被淹，社上的20多户人家都迁往大社和古地石社。今天我们看到的蔡塘社就是由原先的大社及小社大部分合并发展而来的。

　　古地石亦称九地石，原名古隶石。其位置在湖边水库东面，与蔡塘社相距约1公里。古地石社名起源于社后面小山上的一块大石头，此石头外形独特，像个狗头，称狗盖石(上世纪60年代因修水渠，此石被炸毁)，山脚的村落就沿其名而称为狗盖石村。但狗盖石这一称呼不雅，在闽南语中，狗盖石一词发音为古隶石，因此就有了此称呼。解放后为读写方便，又约定俗成改称为古地石，沿用至今。

　　相传古地石最早居民乃从蔡塘社分迁过来，也姓曾。据说在19世纪下半叶最兴旺时，全社有住户30多户，近200人。但后来发生许多变故，到1910代末期仅剩下1户人家，其后也外迁。至此古地石原有居民全部绝亡或外迁，无人居住。抗战时期，一位华侨颜姓夫妇在古地石买了一片土地，开辟成一个果园，建房居住于此，恢复了人烟。其后又有王、陈、林等姓氏从南安、同安等地迁入。古地石的人口得到了增长，恢复了村落，至解放时，全社约有20多户，100多人。发展至今已快300余人，其中以王姓住户占多数，为全社的80%以上。

　　二、集体时代

　　与大多数华南乡村一样，蔡塘总是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土地皆为沙地并不肥沃，况且每逢5月到10月之间的旱季就缺水，除非台风带来雨水，仅一成左右的耕地有足够的水种水稻，其余只能种植地瓜、芋头等耐旱作物，所以村民向来生活艰辛，并不富裕。这种情况于1960年后得到了一些改观，在政府的组织下，蔡塘北面的湖边水库修建起来，尽管全村将近一半的土地被淹没，但同时也带来了颇多的好处。农田灌溉的水源解决了，并修建了引水的渠道，原来的旱地大都改成了水田，粮食的产量也有明显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应的得到改善。

　　作为城乡结合部的蔡塘有自身的优势，离厦门市中心仅10公里，因而1969年被厦门市蔬菜公司定为蔬菜基地，向市区供应蔬菜。村里所剩的700余亩土地中有500亩被选中种植蔬菜，合作的条件相对优惠，村里每年都可从蔬菜公司得到部分现金，以及配给一定量的肥料和杀虫剂，此外还供应公价的配给米。种植的蔬菜若超出指标部分，还可拿到自由市场销售。在这些有利措施的刺激之下，蔡塘村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当时在蔡塘1个工分值2毛左右，而周边其他大队1个工分只有8分钱。蔡塘成为同时期厦门农村中较为富裕的村庄。

　　此时期蔡塘甚至还创办了几家村办集体企业，当然这些都是属于小打小闹不太符合体制的冒险行为，但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1960年创办农机厂，主要生产加工农具和拖拉机的零部件，为第一家企业；1971年创办一家塑料加工厂。“文革”末期，村里从村民中组织一班人马成立了一支建筑队和一支搬运队，主动到厦门市去承接各种建筑和搬运的活，为村集体增加收入。蔡塘所创办的企业规模都很小生产经营水平不高，而且发展缓慢，同现在相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创办企业实属不易，这也迈出了蔡塘工业发展的第一步。蔡塘工业化起步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时来说企业的创办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的经济收入，而且为改革开放后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的起飞开了一个好头，为蔡塘今天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逐步放弃农村集体化经营模式，并在全国推广开来。1979年，福建省相应号召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下户，但蔡塘一直坚持到1984年才解散集体，分田单干。在此过程中，叶文德作为传奇性人物的出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自1978年接任大队书记至2003年退休，叶氏在村中主政达25年，我们不能不将蔡塘城市化与叶的权威进行某种程度的联系，这也是中国“能人政治”的一大特色吧。

　　叶文德是投资办厂的积极倡导者，这样的信条贯穿了他的整个执政生涯，尽管也遭到村中一些人的非议，但在前期蔡塘发展工厂的举动无疑是极为成功的。1979年初，在大队的支持下，第五生产队兴建全村第一座沙砖厂，也是全厦门岛仅有的两座沙砖厂之一。沙砖的原材料十分方便取得，价格便宜，而且当时厦门处于百业待兴的时期，许多工程项目待建，对建材的需求不断加大，所以沙砖厂的修建时机颇宜，在一年的时间里便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不久，其它生产小队也纷纷建沙砖厂，大队自身也建了一座，1979年底全村已拥有6座沙砖厂。在1980年代的前三四年中，这些砖厂总共雇了两百多名本地青年男女做工，也有加入运送砖头的运输队，驾驶卡车或是手扶拖拉机。大队还会选出年轻有潜力的人，资助他们参加汽车驾驶训练，学成后帮助运送砖头。此外大队还投资了其它不少经济项目：1978年扩张原有的机械厂，在市内承包机械加工；组建了建筑队，向市区的工程单位竞标争取合同，这是当时较为成功的企业；1979年建电镀厂；此外大队添置了几十部汽车和拖拉机，扩大运输队伍，1984年，组成了一支由9辆汽车、1辆大型拖拉机及110辆手扶拖拉机的运输队。

　　几年间蔡塘的工业化进程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整体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下将以表格的形式展示蔡塘村经济收入从以农业为主到以非农为主的转变。

　　蔡塘村1978~1984年经济变化表 单位：万元

　　总收入农业收入非农收入人均收入(元)户均收入(元)

　　总值比例蔬菜粮食畜牧蘑菇总值比例企业建筑运输商饮工贸

　　197837.228.175%18.12.70.85.79.125%8.80.3166924

　　197950.928.957%15.43.90.87.42243%21.80.21821011

　　198078.620.125%14.83.71.658.575%3721.50.4266.71456

　　198188.223.727%13.43.21.1664.573%5590.53101620

　　1982116.421.418%15.63.60.229582%79150.90.14502283

　　1983128.233.726%24.14.39.694.574%72.7200.61.26003096

　　1984229.636.916%27.24.35.419284%110.535.6421.71.6766.23850

　　资料来源：福建省农村经济统计表统计

　　依上表可见，在1978年蔡塘仍然是以农业收入为主，非农收入为辅的经济结构。但两年后的1980年，这一年非农收入第一次超过50%，以后更是逐年增加，到1984年总体收入已突破200万元，农业收入才 只占，而非农收入高达 占了，人均收入也从1978年的166元增长到766.2元。充分说明蔡塘的第二、第三产业已开始形成气候，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取得重大进展。

　　三、工业区

　　1984年集体制的解散反映了整个大经济环境的影响，人心思变，多数人决定单干，大队的企业也以招标的方式承租出去。自集体解散后，蔡塘的经济平稳持续增长，而且也一直以非农收入为主，工企业数量有所增加，但前几年的变化并不特别明显。到1988年蔡塘的经济总收入为398万元，其中农业收入为83.1万元，非农收入为304.7万元，直到1992年时蔡塘经济进入到跨越式发展阶段，新一轮创业取得丰硕成果，当年全村总收入高达1797.3万元，其中农业收入为102.9万元，仅占总收入的5.7%，而非农收入为1694.4万元，占94.3%，非农收入已占绝对主导地位。

　　蔡塘经济的发展是与厦门经济特区的经济建设离不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蔡塘人也充分利用良好的地缘优势和政府的政策。1989年，国务院批准厦门的杏林和海沧为台商投资区，此后郊区农村也相继引进外资办厂。蔡塘已具备各种条件和基础，1989年在莲坂至何厝的公路旁设立蔡塘工业区，开始筑巢引凤，大举吸引外资和内地企业来村投资办厂。村委委托厦门市规划设计院完成村工业区的规划设计，委托厦门大学承担工业区的污水处理厂的规划，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1989年台资好立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在厦门注册成立，公司本来选址附近的后坑村，经过叶文德及村委会的大力争取，给予优惠条件，引入到蔡塘工业区，成为进驻蔡塘的第一家企业，该厂主要从事金属、陶瓷、布料等为原料的小工业品，是个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多员工时达到2000多人。为了吸引外资，村里还加强了社会治安，进行规范化的管理，经常召集企业老板开座谈会，及时地为其排忧解难；另外村委会认真贯彻“外引内联，三来一补”的发展方针，大胆走出去、请进来，多渠道、多形式的吸引国内外企业和个人来村投资。此后，蔡塘又引进多家外资企业和内联企业。到1992年底，蔡塘的企业已有30多家。在这些企业中，有外商独资的，村办的，村与外地合股办的，以及个体独资和个体合股的。蔡塘人也还在莲坂、吕厝等地开贸易公司、钢材店、装修公司、房地产公司及加油站等等。蔡塘的经济充满活力，各行各业全面开花。

　　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蔡塘村开始转变策略，大力发展农民股份制企业。针对村里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遇到主要问题：一方面村集体资金严重不足，难以扩大投资；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经济收入的增长，村民手中又有大量闲置资金没有得到合理利用。所以村委会决定把原先拥有的40%股份转让给村民，从村民手中吸纳闲散资金，创办具有典型意义和经济效益的股份制集体企业，壮大集体经济，促进村民共同致富。90年代初，在禾山镇政府的提倡下，各村都成立了经济发展公司，蔡塘也不例外。“这是适应当时社会大环境、为更好地发展蔡塘经济德举措。村委会不是一个企业实体，没有法人的资格，因此无法与企业签订合同。”老书记叶文德回忆说。蔡塘经济发展的成立解决了这一问题。以经济发展公司的名义，蔡塘投资了多个企业。蔡塘一村民在厦门市特贸公司做经理，利用这次层关系，1991年与特贸公司合作创办了厦门市第一家农民股份制企业——厦门特贸纸制品联合有限公司，虽然这个公司后来发展不是很顺利，但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经过一年的筹备，于1992年又创办了热镀锌厂和电力器材厂，这两个公司甚为成功，一直都是盈利状态。此后还创设了石材厂、纸箱厂及钢管厂等多个较大的企业，但都不是很成功，也成为人们诟病叶文德投资建厂政策的原因。上述的工厂都是股份制企业，村集体出一部分钱，个别村民出部分钱，按股份分红，也按股份承担责任。

　　此后招商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着，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工厂和企业进驻，工业区也日益膨胀起来，村委会投资上千万元对工业区的路、水、电等基础设施进行完善，至2006年各种企事业单位多达300多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如今蔡塘人自己筹办的工业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群队。这种物质和功能上的整合，是改革时代行政的非集中化、对农村和都市边缘地区政府控制和政策弱化的结果，蔡塘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在叶文德的带领下实现着自身伟大的转变。

　　工业区大量进驻的企事业单位，催生了另外一种最具“城中村”特色的经济产业，即为村民带来了丰厚收入的房屋出租业。

　　四、出租市场

　　“城中村”密集无插缝之针的出租房，无疑是农民在土地和房屋租金快速增值的情况下追求土地效益最大化的结果，但实际上，出租市场火爆的现象同时也是城市化向周边蔓延的结果。在风起云涌的改革大潮中，作为经济特区的厦门市成了外来寻梦者的乐园，但中心城区无力接纳如此数量的外来者，更无力提供大量廉价的出租房。外来打工者只能在较外围地区寻找栖居之处，像蔡塘这种城乡交汇区是理想的场所，离城市中心不远，但居住的花费又远远低于市中心。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是与工业区企业的多少成正比的，早期更是如此。蔡塘第一家企业好立公司进驻后，开始虽然雇佣了一定名额的本村人，但绝大多数都是外来民工，后来几乎清一色都是外来工了。当时外来人口除了少数人从事临时性的帮工，如泥水活、搬运货物外，主要受雇于外资公司如好立公司、协成或集体承包股份企业如热锌镀厂及个体私人企业如蔡塘纸箱厂等。

　　1993年，居住在蔡塘村有暂住证的外来工有1200多人，因为当时对外来人口管理较严，而且办证后进厂更方便，所以这个数据相对准确。此后外来工大量涌入，2006年已达5万之多。蔡塘的第三产业也迅猛发展，各种相关企业，诸如饮食、租房以及其它服务性行业都有所发展。比如商饮业，1991年以前一直徘徊在10万元左右，1992年猛增到162万元，上升了15倍；服务业也从1991年的20万元，上升到81.4万元，增长3倍多。但最具潜力的还是出租市场，这是村民坐等获利的行业，人们对此饱含激情，围绕着能生钱的土地展开了一场热火朝天的竞赛。

　　1991至2006年的15年间，特别是2000年以后，绝大多数的村民都倾其所有资产，不足的更是动用所有能动用的亲朋好友关系网络，筹取大量资金，在自家的宅基地以及所有的边边角角建起一栋栋形式各样的出租房，有的为了方便就在自家住房上加建，但由于地基不够结实，加高的层数又太多，刚建起就处于危房的状态；也有的干脆毫不犹豫将刚建没几年的房子推倒重建，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不再种田而改“种楼”了，几年间整个蔡塘就仿佛是一个大型的建筑工地。至2006年能建的基本都建完，只有很少人还在想方设法进行最后的疯狂。但或许唯有如此才能满足日益涌入的外来工。

　　外来人口的增加随着工厂企业的增加而增加，但近年来在城市化的急剧推进中，蔡塘愈发“城市”了，1999年建成的吕岭路，成为连接中心城区的大动脉，接着与公交公司交涉开通了38、39路公共汽车以及5B、518、526的中巴车。交通条件的改善，许多不在蔡塘工业区工作的外来人口也到此租房。2002年，城区莲坂村进行“城中村”的改造，原本居住在此的将近3万外来工陆续迁居到蔡塘。2006年蔡塘外来人口已达5万之多。

　　根据厦门市有关规定，像蔡塘这样的农村地区，每个人有40平米的宅基地，谓之为“红线图”，超出部分则属于违章建筑。但村民最大化利用了土地的价值，房屋建筑远远超出了“红线图”，有的将楼房盖到五、六层，住宅建筑面积达到300—400平米，而且建筑从2层以上探出侵占了公共的空间，造成“一线天”、“握手楼”现象的出现。蔡塘地理位置甚佳，租房的行情日益看好，冒着违规建房的风险，人们也乐此不彼。出租房大多是15平米的单间，现在的价位一般达到每月200元左右，一栋四层的房子可拆分成50多间，月收入可达万元，这样的收入无疑给了村民莫大的信心。建这样一栋房子要投入50万元左右，四年即可收回成本，此后出租房便成了人们的摇钱树。跟据2005年的统计，全村共有出租房14489间，此外还有许多村民建有数量不等的厂房供出租，出租业的收入之大，可想而知。出租房要缴纳一定的房屋出租税，但整个蔡塘也仅区区5万元。据估计，蔡塘的建筑面积(包括村民自住房、出租房、厂房)达到100万平米左右，大约只有20万平米在“红线图”内，40万平米没有办理手续，40万平米是临时用地。虽然政府现在没有马上进行治理，但这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风险。据传2008年蔡塘要实行整体拆迁改造，所有的建筑将化为乌有，未来将怎样发展就不得而知了。

　　不仅个人活跃于出租房市场，村集体以及下属的5个小组都各显神通，纷纷采取股份制的方式筹集资金建出租房、厂房，成为村民每年可以分红的“聚宝盆”。

　　五、股份制

　　由于种种原因蔡塘大多数集体企业到2000年都消失了，只有热镀锌厂和电力器材厂存活下来，而且一直盈利，但两厂也于2006年3月承包给个人，前者每年可得租金150万元，后者可得60万元。按照叶文德的说法，由于大环境的影响，集体不好管理，只能承包出去。当然其中必定有许多难以言说的利益关系。不过村集体的股份制企业需要更多的管理和经营智慧确也是真，在当今潮起潮落的商海中，生存着实不易。文化知识和经商谋略的缺乏使村和组领导不敢再贸然投资企业，但经营出租房却是坐收红利的好事，因此村和各小组投资的焦点便集中到出租房上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是二组，在1991年时便看准了工业区的发展前景，以每人每股集资500元的方式在工业园区内兴建“石狮商业楼”。而大规模集资建房从1996年开始。这源于1996市煤气公司在蔡塘的征地，当时共征35亩，征地款为3.4万元/亩，共计119万元。按照村里制定的土地款3:3:4分配原则，即村集体得30%，土地所在小组得30%，以及全体村民得40%的原则，由于所征土地全部属二组，小组得到款项36万元，二组村民也可分得近10万元，在与煤气公司的协议中，平地基、填土方的工程由二组承包负责，后得到20余万元。二组在这次征地中共获得66万元，经过小组领导、村民代表的商议，决定将这笔钱全部用于投资出租房，而不是分发到个人手中，获得大部分村民的同意。建房中因款项不足，要求村民集资，并分成214股，每股需投入3500元，共集得74.9万元。1997年春节后建成二栋四层，一栋五层的公寓楼，约3000平米，皆为单间，两百多间。公寓楼就位于工业区主干道旁，对于各企业的工人来说十分方便，因此建成后不久便爆满，价格也好，现在最高一间已达到280月。初步尝到甜头后，1998年再建二栋分别为五层、三层的一房一厅和二房一厅套房，建楼资金来源于97年公寓楼房租，村民未再集资。

　　1999年二组在村口临街处规划建一栋一、二层为商场，三层以上为公寓的混合型建筑。因资金缺口较大，只能两期分建。第一期商场有5000平米，共投入200多万元。除积累的房租外，另外以一分的利息向有闲钱的组员借款80万元。2000年，在商场之上家盖公寓。资金不足部分，以每人每股5000元的方式，共集245股122万，同年建好投入使用。2004年再建一栋公寓楼。此后这场建房大战因无地可建才告结束。从1991年到2004年，二组以集股的方式兴建9栋出租房或商业楼。下表是这9栋出租房或商业楼的简单情况。

　　二组投资项目 类别新塘1、2、6号楼新塘3、4、5号楼新塘7号楼石狮商业楼新商业楼

　　共有股份数(股)214225244174.5240

　　入股时间19961998200419912000

　　每股资金数(元)35005300550050010000

　　06年上半年每股分红数(元)5405404802402100

　　二组的投资方向十分成功，2006年6月在半年一次的分红中，每位组员平均可分得4000元。当然，依据股份的不同而分红，每人所得金额会相差很大。主要由于对不同时段建房入股者进行了复杂的限定。以2004年“新塘7号楼”入股为例：1、投股时限：2004年1月1日至2004年8月31止；2、原新塘公寓及商业楼股份持有者(除下例第3、5、6项目规定外)均可投股；3、原新塘公寓及商业楼持有股份者，但已死亡者投股的规定：2004年1月1日前不于投股；2004年1月1日后至2004年8月31日止，可参加投股。4、2004年1月1日至2004年8月31日娶妻或出生子女，户口入户者均可投股。5、2003年12月1日至2004年8月31日出嫁女户口未迁出者可参加投股，其夫及子女不参加投股。6、非本组原住民(指在2003年11月31日前户口在本组逗住民，包括2003年1月31日)户口于2003年12月1日至2004年8月31日迁入本组者不予投股。7、在校学生，户口迁出者可参加投股。

　　这种对投资入股的种种限制，源于“二组身份认同”和对原有集体资产占有的权力。换句话说，二组的股份制投资，是在新的条件下对组员身份的再认同和原有集体经济占有权力的再分配，并以集资入股的外衣构建新的集体经济。在这样的投资过程中，二组获得了较多的自我组织权力和资源，也成为其他小组纷纷效仿的对象。虽然有先有后，但各个小组都进行的热火朝天，除三组尚未收回成本外，其他的都已开始盈利，村民在分红的刺激下都很认同这种股份制。在我们调查期间，笑逐颜开的村民积极踊跃的去交集资款的情景让人感慨。但从某个侧面来看，这样的投资其实反映了蔡塘以及有相同处境“城中村”的困境，投资建出租房方向虽然正确，但太过于单一。这也意味着未来之路更狭窄。但不管怎样，蔡塘人现在过着十分舒适安逸的生活。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蔡塘人逐步获取了城市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比“城市还城市”了。

　　六、生活方式

　　我们难以想像蔡塘人富足的程度，但或许通过枯燥的数字可以窥见一斑。1995年全村社会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达1.03亿元，是远近闻名的“亿元村”；1998年更是达到2.06亿元，比1984年翻了100多倍，其中工业产值1.98亿元，占总产值的95%；2000年全村社会总产值2.43亿元，村财收入323万元，人均纯收入8407元；2001年全村社会总产值2.45亿元，村财收入174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9126元；2002年全村社会总产值2.83亿，村财收入179万元，村民人均收入9275元；2003年村的社会总产值达2.6亿元，村财收入300万元，比去年增长66%，人均纯收入9510元。比去年增长2.5%。2004年社区社会总产值达3.1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7亿元)，村财政收入达300万元，人均纯收入达9716 元；2005年生产总值达3.3亿元，人均纯收入9820元。内地许多省份的乡镇也许都没有蔡塘一个村所创造的社会总产值多，按照现在的标准，蔡塘人多数早已超过小康水平了。

　　在蔡塘十几天的调查期间，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多种风格别墅，沿着街道从村外一直到村内，各种豪华大方别墅在出租房的掩映下显得格外刺眼。这些别墅很多都带有私家花园、车库，规划的有板有眼。布局与格调不由得让人惊叹，很难相信这就是中国农民的住房。以五组曾先生为例，他家建有三层的西式别墅，占地面地375平米，家里只有6口人住，平均每人达60平米，在寸土寸金的厦门，这样宽松的住房条件，对于市中心区的“城市人”而言，实属罕见。大厅里宽敞明净豪华，真皮沙发，复古的摆钟，立式空调，DVD录像机等音响设施一应俱全。2004年春节花1.6万元添置背投电视，在偌大多客厅里显得气派。再靠里面是一个高出客厅一个台阶的木地板休闲处，曾家的小孩子经常在那里玩耍。整体结构给人舒适、温馨的感觉。基本上说，城市居民该有都有了，甚至更豪华、更高档。

　　曾先生家的收入共分三块。2002年曾先生将家中的老房子推倒，重建了一栋4层的出租房，有54间，共有1000平米，投入50多万元，现在每间的租金为200元，一年总收入可达到20余万元。房子建好后承包给人看管，并没有亲自区去管理。曾先生以前当过兵，思路很活，主要帮一些化工公司介绍客户，收取中介费。2001年以前每年可得4万多元，现在只有2万元左右，但从曾先生但表情看来，这点钱或许只是打打牙祭罢了。家里还有妻子、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结婚并育有一女)，共6口人，一直没有分家。妻子在家操持家务，大儿子是农村的土厨师，红白喜事、年节时帮人做酒席，平均下来每月有1000元左右；儿媳是村委的文员，每月1000元左右；二儿子是本村工业区一家公司的仓管员，每月可得1200元，四人的工资收入近5万元。家里还有小组的股份分红，一家有4.5股(根据五组的一些规定，他家儿媳只有0.5股，孙女没有股份)，每股可得6000元，共2.7万元。一年总收入可达到近30万。曾先生的家境在蔡塘只能算是中档，最富有的家庭拥有偌大的房地产公司，资产上亿。蔡塘也有低收入的，出租房少有没有什么事业，但出租房的收入加上股份分红，一年也有几万块。

　　蔡塘人既比城里人自由又可赚更多的钱。随之乡村收入的增加，乡村的生活标准得以提高，物质条件得到改善。蔡塘村人的生活方式与厦门是“同样的”，在过去他们提供农产品给城市，主要是蔬菜，少量猪和其它家禽。但现在这些粗活、累活早已不在村民考虑但范围之内了，如果用财富来作为都市化的标准也许蔡塘比厦门“更都市”。因为村里最穷的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的新房子都是西式的，有3~5层高。如今，象蔡塘人一样的农村人，已成为“城里人”羡慕的对象。

　　村里的一些制度也更能体现出蔡塘的优越性，比如合作医疗。不同于城里的医疗保障，蔡塘的合作医疗是集体经济遗留的产物。1984年蔡塘的集体制经济解体：土地实行大包干，村集体的企业也承包给个人。但是作为作为集体的医疗保健系统仍然维持。“村民要看赤脚医生，自己要付钱，但是他们若需要在市区住院就医，大队会负责交通费和80%的医疗费用。”(《林村的故事》189页)如今，这种去医院看病大队给报销费用的做法一直沿用。村民每人每年100块做医疗费用。这样全村算下来，能收13万左右。不过，按总医疗费用的80%来报销，一般人最多可报6000块，60岁以上老人可包10000块计算，村里每年要为合作医疗贴上几十万。虽说大部分的年轻人几年也不会去住一次医院，但是村民都很自愿的交纳这笔费用。“为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三组的村民说。村里的60岁以上老人部分参加了“养老社会保险”，每人交纳37660元后，每个月可以领取500多块类似老年的退休金的补贴。可能是觉得不太合算，到目前交纳的人数并不多，只有12个，年龄都是60刚出头。村里每年都会在过年的时候发200块的慰问费，夏天发100块的抗暑费，九月九老人节会发400多块的费用和礼品等等。

　　从文化与习俗的角度来观察，我们还可以发现村民的另一种生活方式。蔡塘曾氏算的上是“土著”，也是村里唯一有祖庙的。曾氏祖庙位于湖边水库的旁边，90年代才修建的。“原来我们也是有宗祠的，50年代修湖边水库给淹了，当时反迷信，连祖宗的牌位都没有收起来。”曾氏祖先的历史也被割断了，至今曾氏仍然对一世祖以下的数代关系搞不清楚。但这并不妨碍曾氏一族的同宗活动，每年的春节、清明、中元节等，曾氏全族都会聚集在祖祠中祭拜，中元节的这天还要在祠堂内聚餐。

　　如果说曾氏祠堂仅属于曾氏一族的话，那么位于村东北角的资寿院则是全村人的祭拜场所。宫中供奉仁圣大帝，刘府元帅，池府王爷诸神。资寿院历史几何，已很难考察，据村中的长者说，“蔡塘有史以来，就有资寿院。”按院门前的光绪年间“重修资寿院捐题芳名”碑，资寿院至少修建于清代。资寿院诸神法力甚大且十分灵验，这使得香火一直很旺盛。每年诸神的诞辰的时候，村民和全村会在资寿院门口的戏台上组织放电影、唱戏来答谢。这时候全村就会异常的热闹，各家的亲戚会从各地赶来看戏、欢聚，村民也会很慷慨的接待他们。

　　农历六月十八是池王府王爷的圣诞。从初九起，村民们组织的电影和戏剧就开始上映了。“初九曾顶坤，初十唐振全，十一曾国辉，十二许生财，十三洪进福，十四曾庆辉，十五黄伟城各放电影一台，十六蒋明和献戏一台，十七、十八本社全体村民献细两台。”电影和戏，虽然是演给神看的，但最终享受的还是村民，每天晚上，戏台下都挤满了人，老人、孩子，妇女、男人。除了向神献戏，从初九到十八，村民(大多是妇女)还会陆续的到资寿院来祭拜，她们提着各种传统和现代的礼品———鸡、肉、用面粉蒸制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糕点、寿包、双龟、方便面、饼干、米酒等——虔诚的献给神灵，当然焚香磕头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无非祈求神灵保佑发财、健康平安。

　　由此看来，蔡塘是一个混合着传统与现代的时空场域，它们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被神奇地化解掉，形成相互依存甚至共谋的关系。因此，这里的大情小事，传统与现代的两种知识系统很多时候是掺杂在一起的，形成很难分割的整合体。或者正如安东尼·D·史密斯所指出：“过去的文化不像可能建立在日常生活实践的表现形式基础上的一种历史根底浅薄、记忆力弱的全球化文化，它们也是形成于代代相传的人口、阶级、地区、政体、族裔或宗教共同体等文化或政治单元共享的记忆、传统、神话以及象征之中，这些又是它们企图定型化，并加以表达的东西。……保持那些创造并参与其中人们的独特象征、仪式、理想和传统。”

　　七、村改居

　　在村庄“就地”城市化的过程中，蔡塘村的组织形式实现着自身的变异和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更。如果说经济发展公司的成立和运作、村和组集体以股份的形式投资企业和出租房以及蔡塘人脱离农耕、以出租房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是蔡塘自身向城市化变异，那么蔡塘村的“村改居”(即撤销村委会改成居委会)则是政府为推动农村融于城市、农民转向市民而实施的制度变革，这在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发挥作用的厦门具有现实和象征的双层意义。在象征的层面上，农民一夜之间转变为曾经梦寐以求的市民；而在现实层面上主要体现为村集体资产以股份的形式量化到个人。

　　村书记许云躬说：“我们的村改居很简单，2003年12月31日，禾山镇政府送了块‘蔡塘居委会’的牌子，我们就改成居委会了。农民也都成市民了。原来的村委会领导直接过渡到居委会。我也成了居委会的主任。”与此同时，禾山镇政府也被分为江头街道、禾山街道、金山街道。蔡塘社区隶属于江头街道。看似简单轻松的变更，牵涉到各种各样的配套转变。为了保证村委会向居委会的平稳过渡，湖里区政府规定04年到08年属于过渡期，在此期间，保留村委会的原班人马并继续执行原村委会的权力，原来行之有效的各项管理制度、村规民约继续发挥作用。按规定，居委会是没有权力掌管共有资产的，这就面临着原有的村集体资产以及今后政府拆迁征地款的分配问题。因此四年的过渡期，村集体资产要量化到人并以股份的形式分配到个人，并成立集体资产管委会负责。2004年蔡塘着手村集体资产的量化，2005年12月31号“蔡塘社区‘村集体资产改制’方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并正式实施。由于资产量化涉及到村民的切身利益以及蔡塘城市化的走向，在此有必要详细介绍。蔡塘村集体资产共有者身份确认和股份分配，以84、94两次土地分配和2003年12月31日(区政府批准村委会改为居委会的时间，即基准日)之前户口的情况为标准，以八大条款的形式规定了种种细节：

　　1、土地承包时，本村原住民及其娶入的配偶和出生的子女(含独生子女)，不论在1984年或1994年间分到一次或二次责任田，在基准日(含该日)之前户口在本村的，每人定为3股。户口已迁出或基准日之后迁入的(入伍除外)，本人定为1.5股。

　　2、婚嫁：(以户口迁移转入的时间为准)：a、同村原住民婚嫁的当事人，定为3股；b、自1984年至2003年12月31日止，已出嫁外村外地的(不论户口在与否)，本人及其子女有分得责任田的，定为1.5股；c、在基准日(含该日)之前嫁入本村原住民的，且未分得责任田的，包括在此期间所出生的子女，户口在本村的，本人定为2股；d、基准日(含该日)之前，出嫁外村、外地的，后因离异或丧偶，本人回本村且有分得责任田的本人，户口在本村的，本人定为1.5股，其子女不计股；e、本村原住民纯生女儿户，可有一名女儿招婿入户，其女婿应迁入户口，同时应签定赡养协议书并经公证，当事人及所生子女参照女方嫁入本村原住民分配原则确定股份；f、拥有股份的股民在基准日后，如出嫁到外村或死亡，股权不能收回。

　　3、生育：1994年至2003年之间违反计生条例超生的，以及抱养、拾养、非婚生育子女不计股，2003年之后股东违反计生条例，按计生条例停止当事人分配权。2003年后超生、抱养、拾养、非婚生育子女不计股份 。

　　4、 因上学、入伍户口迁出的，股份保留，但在基准日前已毕业转干或转业后就业为公务员或事业编制人员的，不再计股。

　　5、 因违法犯罪判刑服刑人员，其股权给予保留，服刑期间停止其分配权，待刑满释放后，恢复分配权。

　　6、 基准日(含该日)之前有分配到责任田，后因就业户口迁出的人员，本人以1.5计股。已有领取退休工资的离退休人员，均不计股。

　　7、 死亡：本村原住民分到一次责任田后死亡的，本人定为1股，分到二次责任田后死亡的，定为1.5股。

　　8、基准日后(即2004年元月1日起)至本方案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之日(2005年12月31日)止，原住民娶入的配偶及出生的子女，每人定为1股。

　　按照上述办法，蔡塘资产量化共分成全股(3股)、2股、1.5股和1股四个等级。全体资产共折成4081.5股，1611人获得了股份。

　　组名类别一组二组三组四组五组总数

　　人数(个)3392833802913181611

　　股份数(股)869.56909697547994081.5

　　村改居是农村迈向城市必须的制度变更，村委会变成居委会，农民变成了市民，村资产也以公平合理的形式分股到个人，这应该是一项上上下下都有高度共识的善举。然而在十多天的访谈中，却很少人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我们世世代代是农民，生下来就是种田的，对农民有感情，况且市民享受政府的各种优待，我们都没有。路灯、街道卫生、治安等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出。我们还是农民。”这是大多数人的心声。“村里每年要负担治安费50多万、卫生费50多万，公用电费10多万，还有修补道路、水网改造等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工作人员的工资等杂七杂八的，一年下来要400百万。上面也只是象征性的下拨几万块，连电费都不够。怎么办？只能用村里的收入来填这个窟窿。”村书记显然对村改居后的情况不太满意。2004年蔡塘自来水改造工程凸现这一矛盾。耗资近300万的水网改造全部要蔡塘自筹，最终以村委会、小组补贴一部分，个人交纳一部分的方式筹款，“按人口计算，(村委会)每人补贴伍佰元(以实际年底土地分红计算)；在每人补贴伍佰元的基础上，其余费用由各小组自行决定。”最终虽得以完成，但村民抱怨甚大。村主任曾敬礼认为，“近300万元的改造工程费用全靠自筹，居民不分担怎么行？既然蔡塘已‘村改居’成为市区一部分，政府就应该加大供水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彻底改善新社区居民的居住环境。”

　　村改居过渡期后，大规模的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将随之而来，蔡塘人将从耕地上彻底解脱。依靠土地和村落持续了几百年的蔡塘如何得以维系，亦或将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依靠土地生活了几百年的蔡塘人将靠什么来生存、发展和延续？蔡塘今后的道路在哪里，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在哪里？这值得每个人深思。

　　八、路在何方？

　　随着农村城化进程的推进与厦门岛内整体规划的形成，湖边水库及周边的改造迫在眉睫。2006年8月18日，水库片区规划方案正式出炉，包括蔡塘村、古地石在内的蔡塘社区和包括前坑、后坑、上湖、下湖、洪塘在内的后坑社区都被纳入此次改造。

　　对于酝酿已久的湖边水库改造，蔡塘村委会并非完全没有准备。早在05年6月村政府就向湖里区政府、区建设局以及江头街道提交了有关拆迁后出路的可行性报告，就蔡塘社区今后拆迁安置房建设以及配套相关项目的解决、被拆迁户的生活来源等问题提出符合村民意愿的三点建议：一、应把蔡塘社区搬迁安置房小区建设用地尽快纳入规划，并多征求群众的意见；二、应在安置小区用地内，配套建设综合楼等项目，解决被拆迁户的生活来源；三、配套综合楼项目以村民入股的方式投资，主要用于商场、旅游渡假的自助式酒店，或者在厦门工作生活的外企、企业中白领阶层租用。

　　村委会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被采纳了。06年8月，厦门市政府在“市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提出，为了确保失地农民拥有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将逐步按照“依法、自愿、民主、公正”的原则，鼓励和引导村集体和村民在农村预留发展用地上，利用征地款或自有资金投资入股。政府部门将统一规划在新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周边配套建设商贸综合楼、通用厂房、外口公寓、综合市场等现代物业，通过资产量化、股份分红直接增加农民收入。

　　湖里区政府提出落实关于旧村改造的“三个一”政策，参加旧村改造的每户当地居民都有一套居住用房、一套出租公寓和一个店面或股份。这些项目，一方面是安置小区内农贸市场、商业用房、社区中心等配套设施；另一方面是规划建设“阳光公寓”，由街道组织各社区入股参与建设，自行管理、长期受益。

　　厦门何厝“金包金”模式是上述各项政策的现实例证。近几年，由于政府重点工程尤其是厦门软件园的建设，约有1500亩何厝的土地被征用。为了妥善解决被征地后农民的生活出路问题，莲前街道于05年10月全面启动了何厝“金包金”项目：即除何厝居民自住的安置小区外，政府还就地划拨土地、由何厝村民认购全部股份的方式出资兴建外口公寓、商场和店面、房子建成后村民集体拥有产权。06年7月25日，何厝“金包金”项目增资扩股完成，在3440位村民中募集3860.5万股(每股1元)，同时成立何厝均富股份有限公司。此次入股原则是按村改居时身份界定确认的投资入股资格和可以入股的股数，投资入股采用自愿的形式，具有投资入股资格的人可以不入股，但不能超过规定而多入股。该项目主要用于建设与软件园相配套的外口公寓、商场及用于美食街的临时店面。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思明区给予贴息扶持，区、街道各承担50%。同时，还争取到减免配套费、耕地开垦费等约2000万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收益可达1200万元，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认购1万股，今后每月就有五六百元的红利收入。思明区政协副主席皮卫平皮卫平说，“‘金包金’工程‘包’出了村民的实惠。”

　　湖边水库的改造，将采取“整体搬迁、集中安置”的模式。政府已经在吕岭路以南、蔡塘工业区偏东的位置划定了整个蔡塘的安置区。除建设蔡塘人居住的小区外，类似何厝金包金工程的外口公寓、酒店和商场也已经做了规划。

　　从个人角度来说尽管有的在外面闯出一片天地，譬如王爱国三兄弟创建的“九天集团”资产上亿、唐胜强投资的“宾利汽修”“威扬广告公司”、王振作办的“大榕树幼儿园”、曾敬礼投资的房地产开发等等。但是蔡塘的大部分村民对未来却有些茫然无措。世代耕作的土地建起了高楼铺上了马路，但这些农民却迈不进城市的门槛，成为无地可种、无工作可做的都市边缘人。有人戏称，失去土地后，他们最忙的是两件事：打牌和开发房地产，而所谓房地产就是指违章的出租房。其实，这种生活状态折射出的是这些农民的困惑与无奈。如果拆迁之后，问题更多，在我们调查中，人们都抱怨，“年龄也大了，又没文化，工作不好找。将来政府把地给征了，房子给拆了，我们也没办法，只好等政府的安排了。”村里的年轻人在现在的条件之下，大都安于享乐，上学都积极性不是很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而他们才是蔡塘未来的主人，但路在何方呢？

　　九、结语

　　当我们在蔡塘进行有关农村城市化探寻的时候，当我们对参差不齐而又密密麻麻的出租房现象进行追问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着成千上万拥挤在弹丸之“村”而又辛苦劳作的外来工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为之震撼。但是也许真正值得探寻和追问的，是隐藏在背后向城市转化的种种生存和变迁法则。城市化过程不仅仅是乡村向都市移民，也包括就地城市化，即在乡村——城市连续体的所有层次上变得更为城市化，学者称之为城乡融合区(Desakotas)。这种形式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城乡融合区不断被城市兼并，促使一系列生态、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蔡塘人是睿智的、善于把握时机的。在多数村庄为肚皮犯愁的集体时代，蔡塘就开始了自己工业化的前奏；改革开放伊始，蔡塘人又坚定地筑起了自己的工业区。在既没政策支持、又无政府资金投入的情况下，蔡塘主动地建立各种有效的经济、政治、民间社会生活的一整套体系，来应对向城市的转变。因此，蔡塘城市化既是厦门城区扩张的结果，同时也是蔡塘人主动融合的结果。如今新一轮的城市规划不期而至，蔡塘面临着整体拆迁的命运。“金包金”工程也许能保证衣食无忧，但蔡塘人的未来，也许是他们已经意识到的“办企业、兴事业”，到了那一天，蔡塘将会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

　　我们祝福蔡塘的明天会更好！

　　分报告二：钟宅篇

　　钟宅城市化调查报告

　　一、前言：网络上的钟宅

　　在百度上输入“钟宅”，点击之后结果显示：找到相关网页约23300篇，用时0.001秒。这样一个小小村落，竟然能够呈现出如此巨大的信息量，让人不得不感叹网络的威力。

　　想先从网络上了解一下钟宅么？让我们随便浏览几篇网页：

　　钟宅畲族人将有新家园：来自湖里区的最新消息称,湖里区规划建设12万平方米的“钟宅畲族新家园”……；

　　钟宅湾：惊艳中国住交会：这是我市刚刚完成初步规划的钟宅湾片区首次对外公开招商。参展前,路桥公司就将参展信息发给了国内外500家知名的公司；

　　厦门湖里钟宅民俗文化村：...结合钟宅湾规划开发建设、钟宅旧村改造,建设成民俗度假村,吸引游客旅游度假、休闲娱乐以及举办少数民族培训。因此,该项目具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

　　这就是网络上的钟宅：这是一片“极具投资和开发价值”的土地；这里将建高尚住宅区，民俗度假村，城市生活博物馆……。23300篇网页所告诉你的就是：钟宅即将被改造，钟宅正在被改造，被改造后的钟宅“未来很美好”。

　　然而你听不到钟宅人的声音，看不到钟宅人的表情，也猜不到钟宅人在想些什么。所有这些，都被淹没在这23300篇网页之后了。

　　二、走进钟宅――穿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

　　钟宅是厦门岛内惟一一个少数民族聚居村落，位于厦门岛东北部的钟宅湾核心地区，钟姓畲族部落在那里繁衍了600多年。上世纪90年代前，钟宅基本上是一块保存着600年史料的沃土，阡陌间鸡鸣狗吠之声相闻，700多户人家、3800多人的钟宅里，90%以上的村民姓钟。钟宅被包围在繁华都市里面，却始终保有独特的生活习俗与节奏。每年春节，钟宅人就开始了周而复始的祭祀活动，“吃祖墓”、“巡祖”、“妈祖续香”、“烧王船”……钟宅畲族文化中夹杂着强烈的闽南地域风情。

　　如今，古老的钟宅也像很多处在大城市中的原始村落一样，面临着拆迁改造。厦门多次获得“全国花园城市”的殊荣，但是在这个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里，钟宅显得有些不协调：这里违章建筑与古厝(闽南语：华丽大屋)混杂在一起，没有排污系统、没有消防系统，甚至没有符合标准的照明系统，常常可以看见牛、猪、羊、鸡在村里漫步……2005年，厦门市决定展开对整个钟宅湾的改造工程，历经沧桑的钟宅要有大变化。

　　―――摘自《中国青年报》 2006.4.28

　　7.27号到8.11号，我们在钟宅度过了难忘的16天。这16天时间里，我们每日冒着酷暑穿梭在钟宅的街巷，一遍又一遍的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环境。从宽阔整洁的枋湖路口下车，就来到了钟宅村口，“钟宅巴士客运站”就设在这里。在这里，街道开始变的狭窄而脏乱，人头攒动的路口，挤满了沿街叫卖的小摊贩。他们或是两个大箩筐，或是一块小木板，一辆木板车，便撑起了门面。进了村，沿街的是一排大大小小的超市、服装店、小吃店，每天傍晚6、7店以后，是他们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下班的工人都开始出来吃饭和消遣。走过长长的一条街道，我们发现，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垃圾桶，在钟宅好象却难得一见，不少地方垃圾随意丢弃，在夏日阳光的炙晒已经发出了异味。

　　与村口吵闹的街市不同的是，村里到处都坐落着崭新的房子，红色的外墙砖包裹起五六层甚至七八层的私人住宅，颇有些类似城市里的观海别墅。在这一幢幢新房中也散布着零星的几幢平房，不时还可见到闽南特色的古厝，它们新旧不一，有的据说已有几百年历史，不少都已不再住人。村里有些人家还在养猪和鸡鸭，我们甚至在一所破旧的老房子里看到了几十头猪，不折不扣一个小型养猪场。

　　钟宅本地人口现有3800多人，外地人口估计达到27000人，这三万人就居住在钟宅村这3.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环境里，他们继续着各自或是悠闲、或是忙碌的生活。当我们访问到他们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但每个人都无力改变什么。城市化的滔滔洪流，正在向钟宅―――这个位于厦门岛最边缘位置的村落徐徐涌来，这洪流之中既掺杂了闪亮的金银，也混合着大量的泥沙。面对这场急剧而深刻的变革，每个人都无路可退。也许他们之后有很多人成为了成功的淘金者和弄潮儿，但也许更多的人只能是身不由己，随波逐流。

　　三、大型工程―――新一轮的土地革命？

　　钟宅村在厦门地图上的形状，就像一柄美丽的扇面，摊开在厦门岛的东北海滨上，扇面所面对的海湾即是钟宅湾。曾几何时，这片富饶美丽的海湾是钟宅人的骄傲，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钟宅湾出产的“七耳海蛎”味道鲜美，远近闻名，在厦门街坊间曾流行“吃海蛎，到钟宅”的俚俗。海蛎除本地销售外，还远销到广东汕头等地，年产值在1980年代初就已经达到100多万元，是钟宅村的主要经济支柱。

　　然而这一切的美好景象，都在2003年以后成为了历史。因为在这一年，厦门市政府开始在这里动工兴建钟宅湾大桥，以促成环岛路的全线贯通。环岛路不仅是厦门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环绕厦门全岛的交通大动脉，对于厦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而钟宅湾大桥则是环岛路的一段，他的建成不仅将大大缓解岛内的交通压力，还可加快岛内东北部的开发。然而为了修建钟宅湾大桥，钟宅人赖以生存的2300多亩养殖海蛎的滩涂，将被全部填埋。

　　这是钟宅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如今已经成为他们最为感伤的回忆。

　　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村民们为了这个问题曾多次向上级呼吁，建议政府不要只求美观，而要为钟宅这四千多口人的生活着落多想想。村民们建议留下养殖海蛎的石头，同时让海水能在钟宅湾里自由流动。遗憾的是这些意见并没有被政府采纳。2004年7月，钟宅湾大桥建成通车，美轮美奂的建筑样式使其很快成为厦门市一个新的旅游景点。而钟宅村民所得到的，仅仅是每人每亩6300元的赔偿款。

　　目前厦门市政府对厦门市的最新定位是“建设新型的海湾城市”。在海湾战略的主导下，优化厦门本岛功能成为城市规划的重点，而钟宅村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土地资源，使其在厦门市的最新规划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被称为“厦门本岛最后一块处女地”。钟宅湾大桥仅仅是钟宅大规模开发的序曲。据媒体报道，根据厦门市政府的规划，钟宅湾周边分为五通商务区、通屿生态保护区、国际健康养生区、温泉高尚居住区、墩上高尚居住区、软件园区六大功能区，而中央音乐学院、五星级酒店、国际游艇俱乐部等也都将进驻钟宅湾。

　　而为了实现这些功能，钟宅村的全面改造势在必行。

　　当我们漫步在钟宅村外围的时候，举目环顾看到的都是大片大片的工地。而这些工地本来都是海滩，因为工程需要而被填平。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等各种庞大的工程器械在这些刚填平的地面上轰鸣着作业。有一次我们还看到一只小小的白鹭，我们奇怪于它为何在工地上来回走动，茫然四顾。也许，它在寻找昔日栖息的家园？

　　随着各项工程的陆续展开，钟宅原有的海田和耕地目前已被征收的所剩无几。钟宅共有九个村民小组，除了八、九、十组以外，前六个小组(第二小组已被撤并到其他小组中)土地已经全部被征用。土地征用的价格，从最初修建钟宅湾大桥时候的每亩滩涂6300元，到现在的最新价格每亩耕地12.5万元(村民只能拿到8.5万，另外4万被村委会提留做行政及公共事业经费)。巨额的土地赔偿款使许多农民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然而他们收获的并不仅仅是财富和喜悦。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600多年，子子孙孙都靠这片土地和大海过生活。现在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根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应当怎样生活？

　　四、出租房―――最后的堡垒

　　走进钟宅，你会为这里的村民高涨的建筑热情所惊叹！钟宅进村的主街道上，两边全部是密密麻麻的出租房，每栋至少有5层高，最高的是七层。每栋之间的间隔不会超过两米。很多楼房之间甚至触手可及。这种情况在蔡塘同样存在。但略有不同的是，钟宅的这些出租房全部是在最近两三年之内修建起来的。特别是今年，因为村民们听到风声说钟宅有可能不会被拆迁，立刻加班加点开始新一轮的“种楼”高潮。有的楼房才盖起不过两年，就被主人推倒重新建造更高的楼层。当我们走在村子里面的时候，满目所及的全是依然裸露着红砖、上面插满了手脚架的半成品房，很多时候会不小心踩到脚下半干的水泥。偶尔，也会看见几所用红砖和条石垒筑起来的老房子，但多已经破败而且无人居住了。也许他们的主人都已经搬进新居了吧。

　　可是有一点不能不提及的是，这些出租房，绝大部分都是违章建筑，是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从政策原则上来讲，对于2002年12月1日之后建造的无合法批建手续的住宅和非住宅，政府随时可以派人把这些房子强行拆除，而且不给予补助。按照厦门市政府最新制定的征地拆迁政策，住宅房屋的人均合法面积为50平方米，其赔偿方式有货币补偿和

　　根据我们在调查中所了解到的情况，钟宅村民对于政府的政策是普遍不满的。耕地和海地被征用完了之后，这些几百年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农民顿时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他们大多数没有文化知识，政府也没有为这些失地农民安排合适的工作。有些人曾经尝试做小生意，但获利微薄而且竞争不过外地人。本地人又难以进工厂打工，因为工厂主为了便于管理只雇佣外地人。钟宅人手里虽然拿着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土地赔偿款，却整日无事可作，坐吃山空。生活的出路在哪里？只有趁老村还没有被拆迁的几年时间，赶快把老屋翻建，盖起五、六、七层的高楼，除自己居住一两层以外，其余楼层全部隔成小单间出租给外地打工者。

　　出租房的收益按其地理位置不同，少则五六千元，多可达到近两万元。这样的收入比厦门市民的工资收入高出数倍。而且房子建好以后出租给外地人，房东只管到时收钱，不用像做生意一样动脑筋花力气。这种坐地生财的生活为许多人所艳羡。然而当我们深入了解之后却发现，当地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快乐。他们表面上虽然优游无事，内心中却有很大的压力和危机感。他们透露到，当初村民们盖新房很多都是借了贷款的，因为建造一栋六、七层高的楼房至少要花费40多万元，而赔偿给村民的征地款，村委会还要按30%的比例进行提留，作为村委会行政和社会公共事业支出，实则到农民手中的钱并不多。有些村民从银行贷不到款，只好咬牙去借高利贷。当出租房建好以后，村民们最盼望的就是早日把本钱赚回来偿还贷款。因为村民们深知，老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被拆迁，或者是明年或者是后年。而拆迁的时候，这些由村民自行抢建、无任何审批手续的房屋是很难得到政府赔偿的。

　　为了解决钟宅人在拆迁后的生活出路问题，厦门市政府出台了“金包金”政策，也被称为“何厝模式”。所谓“金包金”，即是在旧村被拆迁改造以后， 由村委会投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型工业园区的外围建设外口公寓、临街店面、商场等。股份公司由村民集资入股，以股份形式认购全部股份，年终按股权进行收益分配。

　　但村民们对这个政策有诸多不满。他们认为，靠一个临街店面和仅有的一些股份，是很难养活全家人的。按照政府的宣传，“金包金”实施以后，每户的年收入可达一万余元，而现在的很多村民光每月的出租房收入就有一万多，这么大的落差显然令他们难以接受。所以，村民们仍然在加快速度建出租房，希望趁这最后的“美丽时光”再多赚一点。他们还有一种心态就是，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违章建房，政府不可能每一家都给推倒，因为这样势必要引起村民们的强烈对抗。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赔偿。

　　这无异于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或者说是与政府的博弈。而这些六七层高的楼房，就是钟宅人最后的堡垒了。

　　五、集体企业—— 一笔算不清的帐

　　和蔡塘的情况有所不同，钟宅竟然没有自己本村的集体企业。我们问过许多村民，包括村干部，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这么说。

　　这使我们大为迷惑。因为根据厦门市政府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当中征用农民土地时，要留下一块土地作为村集体用地，用来发展集体经济，收益由村委会统一分配给全体村民。这样可以保证失地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有稳定的生活来源。那么，就算钟宅没有集体企业，这一块村集体用地又到底做何用途了呢？

　　我们在访谈过程中和村民们聊到此事时，他们多数都显的比较气愤。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块土地，但是都不清楚村委会把这块地拿去干什么了，村民们也从未从这块地中得到任何收益。

　　我们为此事询问了村委会副主任钟明和。他告诉我们说，以前市领导为了照顾失地农民的利益，给每个村民划了15平方米的土地作为村集体用地来搞集体开发，共七十亩。但由于当时村财政困难，没有资金搞开发，就把这些土地闲置了起来。但没过多久，这些土地就出租给私人建厂房去了，又由于村委会监管不力，这些土地的使用权就慢慢的变成私人的了。后来有一位新上任的村领导曾力主严查此事，但由于利益关系太复杂，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后来，在我们访问老村长钟明福的时候，他向我们详细的介绍了钟宅村集体企业“由有到无”的全过程。原来，在改革开放以前，钟宅是有好几个集体村企业的。比如蘑菇厂、海带厂、紫菜厂，还有造船厂。那个时候钟宅村的富裕程度是厦门数一数二的。而改革开放以后，村集体企业下放，承包给个人。由于村委会的监督管理不到位，厂房不断被承包方推倒重建，这些推倒重建的厂房就慢慢变成私人的了。老村长还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98年左右的时候，村里打算给老人协会建一栋楼，地皮是村里的，但房子建好以后所有权归老人协会，由老人协会负责出租，收入也归老人协会。村里有人知道以后，马上以“老人协会建公寓”的名义向国土局申请建房。申请书上老人协会当然没有盖章，但村里却盖了章，因为这个人和村委会的关系非常好。钟老先生还告诉我们说，这栋房子就建在村口，现在由私人出租给邮局等单位使用，收入也归私人。但老人协会一直蒙在鼓里，过了很久才知道此事。

　　钟老先生补充说，这些村集体企业消失以后，村里就再没有搞什么集体企业了，连集体厂房也没有建。主要是因为在90年代初村委领导决策失误，没有抓住机遇。因为当时申请建集体厂房是比较容易的，但后来申请就难了，且后来村里的财政也困难起来了。现在村里已没有什么收入来源，但社会公共事业支出太多，教育、卫生、治安、计划生育等都要村里掏钱，上级政府基本上没有什么拨款。

　　我们从村委会了解到，现在村里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是靠卖地所得的钱，仅这一项收入就有上千万之巨。然而根据厦门市政府的规划，03年至08年是“村改居”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的行政支出和社会公共事业支出要由村委会自己负责。一位村干部这样描述：“村改居只是换了一块牌子而已，政府要把村里的财政全部消化掉后才肯接手。”

　　六、外地打工者―――和钟宅人一起守望

　　钟宅现在到底有多少人？谁也无法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我们每次去到村委会访谈的时候，总看到一楼的计划生育办公室里有外地人进出，他们大多是来办理计划生育证明的。根据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钟阿美女士估计，目前钟宅的外来人口在27000人左右。大量的外来人口给钟宅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我们每天走在钟宅村的主街道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络绎不绝，即使是最酷热难耐的正午时候，他们也依然不放慢脚步。在中午下班的短短一段时间里，他们要抓紧时间吃饭，再赶回工厂上班。而此时钟宅本地人大都在家里吹着空调泡茶，聊天。

　　外地人在钟宅的谋生方式主要有两种，进工厂打工或者自己做小生意。目前在钟宅开办的工厂大约有200多家，除少部分是外资企业(主要是台资)外，其余大都是私营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雇工人数达到800多人，规模较小的只有10人左右。这些工厂主要从事工艺品制造、金属制品加工、食品加工以及生产电子产品等等。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很大，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在电线杆上、墙壁上发现新的招工广告。他们开出的工资大致在600到1500之间，而技术熟练的技工月工资可以达到2000以上。

　　进工厂打工是相当辛苦的。我们曾经采访过一对来自福建安溪的年青夫妇。他们都在一家工艺品加工厂打工。每天早上8点钟上班，到12点下班。中午只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下午的工作时间是从1点半到五点半。而除了周日晚上之外每晚还要加班，回到家以后已经将近11点了。他们还有一个孩子在钟宅的外来工子弟小学上学。在暑假这段时间里，他们买了一台炒冰机，让孩子做炒冰的生意。一家三口的生活过的忙碌而辛苦。

　　也有些外地人瞄准了钟宅的巨大人口而带来的商机，做起了各种各样的生意。最使我们惊讶的是，在钟宅的主街道两旁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超市，而且生意都十分红火，可见钟宅购买力之巨大。虽然里面不乏假冒伪劣的商品，但那些外地打工者是不会太在意这些的。据了解，超市多是精明的温州人在经营。而除了超市之外，你还可以看到服装店、水果店和小吃店。为了适应来自不同地方人的口味，这里的饭店招牌上都写着“四川麻辣”、“江西饭庄”、“贵州小吃”的字样以招徕顾客。

　　傍晚是钟宅最热闹的时候。如果不用加班的话，那些打工仔打工妹们就会在凉爽的晚上，三三两两的结伴出来逛街。年青的女孩子也许会给自己买件新衣服，而男孩子也许会聚在一起喝酒，或者去打

　　然而这些外地人，到底认为钟宅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他们对于这些本地人又有些什么看法呢？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个在这里给工厂看门的姓罗的四川大叔。他认为，和家里相比，钟宅无疑是一个城市了。这里的人都不用种地，仅靠出租房每个月就有丰厚的收入，农村人哪有这么好福气。但缺点就是环境卫生和社会治安比较差。这里的工厂大都是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生产污水直接就排放到村路上，污浊的颜色和刺鼻的气味使人路过时都掩着口鼻，但从来也得不到有效的治理。治安问题主要是偷盗和收保护费。工厂里的钢铁等生产材料经常失窃，还经常有些本地的混混来收取保护费。罗大叔告诉我们说，这里曾经有一家制铜厂，是一家从四川来的国营单位，本来效益不错的，但因为收保护费的问题，被迫迁移到同安(厦门的一个新兴工业区，位于厦门岛外)。他认为这里的工厂一般都不太敢得罪本地那些收保护费的人。

　　但总体说来，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相处还是融洽的。我们还曾经采访过一户来自福建安溪的人家，夫妇两人在这里种菜，两个孩子都在这里的外来工子弟小学上学。这块地是别人免费送给他们种的，唯一的要求是必须保证地里的龙眼树不能死掉，差不多等于是在帮别人照看龙眼树。很显然的，这些龙眼树是村里人为了多取得一些征地赔偿款而种的。夫妻俩告诉我们说，如果一心一意种菜的话，每年可以拿到将近两万块的收入，算是不错了。在这里呆的时间长了，他们也和当地人熟络起来，地的主人有时候会过来看看他们，和他们聊天。还有少数一些本地人，因为出租房的地理位置不佳，收入较少，也在这里种菜来补贴家用。闲暇的时候，他们就会聚在一起泡茶。他们告诉我们说，钟宅人对外地人还是很好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外地人来租房的话，钟宅人就不会这么有钱，所以当地人内心里还是很感谢这些他们的。而外地人如果遇到一些事情需要帮忙，诸如办理暂住证，或者老家有人来钟宅找工作，都会找房东或者相熟的本地人帮忙。

　　在钟宅，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命运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按照厦门市政府的规划，钟宅老村在这两年之内将会被拆迁，附近的工厂也将搬迁到其他地方。如果工厂搬迁的话，这些外地打工者必将到其他地方另谋职业。随着外地人越来越少，靠出租房为生的钟宅人收入必将锐减。到了那个时候，生活又将如何继续呢？几乎每个钟宅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却都无能为力。

　　七、拆迁改造―――必然的结局？

　　我们曾经问过许多钟宅人，你们想要拆迁改造吗？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们对这片生活了600多年的老村怀有强烈的感情，即使如今这片土地已经面目全非。虽然现在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几乎家家户户都住在宽大舒适的楼房里，每天的事情除了吃饭睡觉意外基本就是泡泡茶、聊聊天，但钟宅人都难以忘怀过去那段有田有海、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因为他们知道，那才是他们应该过的生活，现在的生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富足而舒适，却好景不长，等到拆迁改造完成以后，他们就该结束这种优哉的生活，重新为生计发愁了。

　　据厦门媒体报道，9月6号，钟宅社区居民的安置小区“钟宅新家园”已经正式开工建设，此举标志着钟宅拆迁改造的全面启动。虽然政府一再向村民许诺，拆迁改造后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但村民们普遍对这种说法持悲观态度。因为他们深知自身没有文化，又不善于经营，无法融入真正的城市生活。他们所最希望的，就是保持现状。但是他们又无法抗拒汹涌而来的城市化洪流。或许，这就是钟宅人为厦门城市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八、结语――钟宅，有谁在为你倾听

　　短短半个月的调查，只能说是浅尝辄止。而且我们做调查时正值居委会换届选举及钟宅拆迁改造的双重敏感时期，居委会领导对待我们较为谨慎，有些问题无法得到确切答案，我们很想取得的征地赔款情况和规划方案等资料，村委会一直以各种理由推托，我们只好从报纸网络和对当地人的访问中对这些资料进行自行整理。但是，在这次调查中，我们真真切切的听到了钟宅人自己的声音，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并感受到了他们身处其中的彷徨与无助。而这些印象，是与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传递给大众的印象相去甚远的。虽然在调查当中，也有人对我们这种行为所能产生的效果和影响持有相当的怀疑态度，但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钟宅人一种强烈的愿望：他们希望有人能够亲眼来看看这里正在发生的改变，他们希望有人能够真正倾听钟宅人自己对于这些改变的想法和意见。毕竟，他们才是钟宅真正的主人。然而在这场变革中，他们却处于被动和“失声”的尴尬局面，除非亲赴现场，否则你无法从媒体的报道中感受到他们的失落与彷徨。我们深知，这次调查并无力改变什么，但我们力图把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传播到更广大的人群中去，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清醒的看待这场变革，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从中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这，不仅是钟宅人，也是我们调查队员的最大心愿。

　　(本节选未经原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