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部门要戒“懒”

　　为了加强对养狗行为的管理，一些城市大幅度提高了“狗户口”的价格，有的已经涨到数千元。如此高额的收费，既没有说明收费的依据和项目，也没有交代收费的用途和去向，有些市民感到“办了狗证也没享受到什么服务”，因而受到一些养犬者的质疑和抵触。杭州一位陈先生透露，自家一只养了17年的狗快老死了，自己四处打问狗尸的处理问题，各相关部门都说不知道。许多养犬者提出，为何有关部门所收的管理费用不能“取之于狗，用之于狗”？凡此种种，反映了我们的一些只管收费、不施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的“懒”。

　　本来解决狗患问题的办法有很多，国内国外都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但我们的一些地方主管部门没有深入地调查研究，思考原因，寻找解决办法，而是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封杀。这种简单化、一刀切的思路和做法，凸显了一些行政部门的惰政积习根深蒂固。

　　还有，一些职能部门在履行职责时存在着严重的“模糊现象”。全国已有70多个城市制订了养狗管理办法，但狗患却愈演愈烈，这与管理分散、职责不清、态度不明、执法不力关系密切。工商、卫生、城管、公安、药品监督等部门都在管养狗，看起来分工明晰，实际上却常常各自为政，执法软弱。

　　管理的“懒”“散”，是导致一些城市狗多为患的重要原因，说明以往的城市养狗管理工作只有职权而没有职责。

　　摘编自新华社11月14日电文/王研 李善远

　　法规管不住小狗怎么办

　　“法规管不住小狗”的现象，已不是发生在一两个地方，更不是只出现了一年两年。法规为什么管不住狗患？除了法规本身的“民意含量”有多大、政府执法效率如何等问题，笔者以为还与公共政策主体是否体现了多元化这一环节有关。

　　应该看到，法规作为公共政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制定、运行过程都应以民众为基础。公民作为非官方的政策参与者，本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并影响公共政策全过程，成为公共政策的间接主体。近年来社区功能的彰显，为公共政策多元化趋势提供了条件。据了解，北京东城区景东社区居民已自发成立了“养犬自管协会”，并制定了“自管公约”。今后，北京将在养犬管理上突出“社区效应”，以通过养犬者有组织的自律行为，达到与不养犬的人形成邻里和谐，其意义决不仅仅是对法规的某种补充，更是一个让公民成为“公共政策间接主体”的可贵实践。

　　有人曾担心，在一个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里，肯出头组织“自治”的人又有多少？而北京东城区景东社区居民自发成立“养犬自管协会”的过程证明，这样的担心同样是多余的。在文明养犬这个问题上，一下子拿出全面、稳妥、效果好的方案，怕是并不容易。但是只要社区内部形成了一个养狗的“文明磁场”，养狗者有了正确的是非观、荣辱观，问题的解决、邻里间的谅解，也就变得容易了。就算一时还达不到“公民参与”式管理的理想效果，但这个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摘编自《人民日报·华南新闻》11月13日 文/ 方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