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到现在已经有57年的历史了。但是，梳理一下发表和出版的著述，又不能不看到，有关前半段(1949年至1976年或1978年)的历史，已经有了不少可观的成果；而有关后半段的历史，坦率地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还寥若晨星。这一段可以说是当代中的“当代”历史，竟然是这样的研究状况，实在令人遗憾。
中国自古有当朝人不修当朝史的治史传统，这个传统的涵义也许是多重的，但是被
人们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当朝人修当朝史，难以保证其客观和公正。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迄今为人乐道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管克罗齐本人怎样解释，许多人更多地是从负面意义理解这句话的，即认为历史知识都是后来者按照现实需要或即时理解来构筑的，这样一来，历史便不是对已逝过程的还原，而是曲解。人们对当朝人修当朝史的担心，固然不无道理，可以佐证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可是，一旦将这种担心、这种观念绝对化，就不能不显出其片面性来。
其实，当朝人记叙历史，虽然难免夹杂复杂的主观因素，但是也有后来人修史不可比拟的优势。那些历史亲历者对文献档案缺失记载的史实记忆，对历史场景、历史氛围的细腻描述，是后来人很难“研究”出来的。何况，就文献档案的搜集整理而言，也需要从当代人开始积累，否则，遗留给后来人的文献档案未必完整和丰富。所以，当代人修当代史，应该是有正面意义、正面价值的。（《北京日报》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