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调查

　　新 闻

　　群众与市长的答案大相径庭

　　据新华社11月12日电，山西省环保局日前公布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93.31％的群众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然而却有高达91.95％的

市长（厅局长）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发展，仅有6．51％的市长认为“不会”。

　　另据《人民日报·华东新闻》11月15日报道，调查中虚拟了一种情形：“某市财政收入全省领先，但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您愿意让现任市长继续留任吗？”接受调查的普通民众中，71．01％选择了“不愿意”，但身份为市（厅局长）、县（处）长们的被访者中，90．8％选择“愿意”。

　　直 评

　　环保靠“认识”不如靠利益制衡

　　坦率地讲，仅就“加大环保力度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这个问题而言，是不需要问就该有的结论———影响肯定存在，影不影响并不是真问题。真问题是：当治理环境污染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时候，地方官员是否愿意主动放弃一些经济发展，来保证环保？目前来看，多数官员是宁愿以“污染”为经济发展代价的。

　　据报道，在中国的上一个五年计划中，GDP的所有指标都是超额完成，但环境的主要指标却一项都没有完成。这说明，在环境保护这个问题上，已经不是单纯的官员“认识”问题，而是约束力不够的问题，是官员追求GDP的驱动力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制度约束的问题。

　　环保与经济发展存在三种关系：一是未雨绸缪搞环保；二是亡羊补牢救环保；三是不闻不问毁环保。理想的模式是未雨绸缪，最糟糕的模式是不闻不问。光靠“科学发展”与“保护环境”的认知教育，无法实现撬动作用，把经济比拼的战车拉回来。有媒体评论说，要“力促民众与地方官达成环保共识”，窃以为，共识早已存在，惰性不行动才是关键。在目前的情况下，比较实际的选择是尽力亡羊补牢，在此基础上“保二争一”，避免环境问题滑落得更远。本次调查的结果给了我们提示：既然民众通过切身的感受，对环境污染深恶痛绝，九成民众希望环保与经济同步发展，那么就应该把这股自我觉醒的民意，通过监督杠杆，转化为对干部监督的“官意”，而不仅仅是期待官员的“良心发现”、“认识到位”。

　　“市长的觉悟不如群众”从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官员是民众的代言人，出现官意与民意脱节，这说明这种代言出现了问题。在通过数字考核干部的前提下，应将老百姓是否满意作为官员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只有这样“借力打力”，才可能撬动那些担忧环保减缓经济发展进而影响政绩的九成官员，而这不仅是个认识问题，更是个利益制衡的问题，需要相关的制度机制不断完善跟进。

　　摘编自《法制日报》11月15日 文/毕书之

　　辨 析

　　应诉诸“利益一致”而非“认识一致”

　　把官员环保意识的缺乏定位在“认识仍然模糊”和“政治觉悟”上，这是一种非常浅薄的定位。山西厅局官员与群众在环保调查中作出不同判断，实质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利益分歧，而非什么认识和观念上的分歧。

　　利益分歧与观念分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观念理性上我赞成某种政策，如果这个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会损害到我的实际利益，我就会反对它，这就是利益分歧与观念分歧的区别。官员与群众对环保不同的判断就是一种基于现实经验、深刻的利益分歧。群众会感受到环境保护对自己利益切身的影响；而对官员来说，排污超标的工厂能增加本地ＧＤＰ，让自己官升一级。

　　其实，当前群众和官员自上而下应早已对环保形成了统一的认识，但这只是抽象的“观念一致”而非实践中的“利益一致”。官民对某件事物观念一致是绝对靠不住的，只有制度安排下实实在在的“利益一致”才是根本。

　　可惜我们的政治实践常被某种表象上的“观念一致”所迷惑。我们常常会注重和强调官员和百姓在某个问题上观念的一致：安全生产认识达成一致，环保意识达成一致，可因为利益未在制度上达成一致，许多观念共识下，矿难依然不断，污染项目成为家常便饭。

　　山西官员与群众作出的不同判断，真实反映了官民在环保问题上的利益分歧。官员依据自己的切身利益说出了实话，使真实的利益分歧表现出来，才可能通过制度博弈达到一种利益均衡，而不是维持观念上虚假的共识和一致。期待更多的官员在更多的问题上能说出这种实话，从而不至于误导高层决策。

　　摘编自《潇湘晨报》11月14日 文/曹林

　　求 是

　　“污染市长”得拥戴的背后

　　环保在一些地方官员心中的位置，民间早戏称为“三要”：“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冲突起来不要”。不过，当“说起来”也不那么重要时，情形实在让人沮丧。特别是如此多的人愿意一个可以带来财政收入的“污染市长”留任，让人深思。

　　是接受调查的干部们对民意不了解、对环境恶化后果不清楚？显然不是。是这些干部们的环保意识淡薄吗？在科学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的如今，各级干部又岂会不懂环保与经济增长同步关系的重要性？这些参加调查者的“模拟选择”，实则是他们实践中的执政思维的一种折射，也反映出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

　　尽管我们已经强化了“环保优先”意识，但官员追求ＧＤＰ的驱动力，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遇到强力阻遏。非但如此，来自“上”与“下”的两股约束力，还相当苍白。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都是政绩，前者是“显绩”，后者算“潜绩”。目前，对“潜绩”无论是评价还是考核，还比较模糊；相反，对“显绩”的鼓励，倒是看得见摸得着，关系官员切身利益。有些地方官员就干脆自嘲执政处境是：“不重视环境肯定得死”，但“早重视环境一定早死”———在工业化发展初期阶段，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冲突难以避免。而经济一旦上不去，可能意味着地方失去发展机遇，官员失去很多升迁机会，甚至同样招致民怨。所以，从趋利避害的角度来看，他们不惜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促使经济快速发展，几乎是其本能的选择。

　　当然，对“显绩”与“潜绩”，在不同的人那里也有不同的感受。今年的ＧＤＰ上升了几个百分点，普通百姓并不一定能记住，但对于门前的臭水浜、化工厂排放的毒烟，却是有切肤之痛。与九成官员选择“污染市长”留任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七成群众坚决说“不”。还有69．08％的人认为“在保护环境方面政府负有较大的责任”。显然，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对政府在环境方面的建设、保护有了更高要求。

　　我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到百姓的“认识一致”、“观念一致”，我们更需要的是：让中央的要求成为地方官员的主动选择，让百姓的环境意愿成为地方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真正达到实践中的“步调一致”、“利益一致”。

　　如果能以最有效的手段，让破坏生态环境的责任人在第一时间内就付出沉重代价，制造不出所谓的“数字政绩”，产生不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时间差”；如果老百姓的口碑，能直接左右官员的前途，那些至今还在“经济”与“环保”两难中徘徊的人们，还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位“污染市长”吗？

　　摘编自《人民日报·华东新闻》11月15日 文/吴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