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问精神病人送治

　　2006年9月1日的《新京报》报道，重庆女医师曾四度被丈夫送进精神病院，而司法鉴定意见表明她并无精神病 。法院经过调查，判定丈夫为了“包二奶”而做出虚假病史陈述。

　　2006年10月21日，27岁的深圳女子邹某被家人强制送到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接受治疗。邹某对自己要被强制 送到精神病院事先有预料，早在10月8日，就与律师签订了授权委托书，邹某认为亲属间存在利益冲突，亲属有虚假陈述、 强送她进精神病院的可能，因此全权

委托律师代理行使她的一切权利。但是，医院以“病人家属拒绝病人与外界接触”为由， 拒绝了律师探视其当事人的请求。律师认为医院只对委托人(家属)负责、漠视病人权利的做法并不合理。

　　近来，被亲属或者供职单位强制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事件屡见报端。精神病院仅凭亲属陈述的“病情”收治“病 人”，在各地也均有发生，有关精神病人送治、诊断、鉴定等问题引发的争议不绝于耳。

　　精神病人的送治权在谁？

　　目前在中国，对有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精神病人，可以根据刑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予以强制住院进行 治疗。但对无犯罪或者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他们不愿意住院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强制住院，则没有法律规定 。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院教授杨小君则坚持认为：“任何人都无权强制送疑似精神病人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

　　住院权、治疗权是精神病患者最重要的权利。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亲属在送精神病人住院治疗前需要向法院提出申 请并由法院做出宣告。只有经法院宣告公布以后，相关亲属才具备精神病人的监护人资格，才能将病人送进精神病院治疗。

　　然而，这一规定在现实中并不能得到严格执行。法院的宣告依据是对于疑似病人的精神病司法鉴定，而精神病的相关 鉴定需要3到6个月，法院公布又要3个月。从精神病病理上讲，这可能大大延误了精神病人的治疗时机，而且，少则3000 多元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的费用也令人却步。

　　所以，现实情况是大多数的疑似精神病人被直接送治。但对其中怀有不良目的的送治，现有法律并不能够有效规避。

　　现实中，大部分的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是由亲属送治，杨小君认为“亲属决定”存在风险：“一个人被诊断为精神病 人，亲属可能是首要受害人，但亲属也可能成为受益人。如果存在这种受益利害关系，而又由亲属单方决定精神病人(也可能 根本未患病)的非自愿住院治疗，对‘精神病人’而言，未免欠缺公平、过于草率了。”

　　诊断、治疗与鉴定程序如何规定？

　　关于精神病人的诊断、治疗与鉴定，北京大学法学院孙东东教授认为：“应由两名以上主治医生在两周内确诊。如果 两名以上主治医生无法确诊，可组织医院的医生会诊鉴定。精神病人可否康复出院由精神病医生提出意见，并由亲属决定。”

　　在精神病人的确诊过程中，应该有一段时间的观察期，观察期有助于医院确诊，但这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病 情属实，那么可能会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另一方面，如果被证明是正常人，那么观察期限制人身自由就成了侵犯公民人身权 利的“非法拘禁”。

　　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何颂跃主任此前曾表示：“我国目前的民事精神病鉴定程序比较乱，法律对此没有进行 调整。怎样启动鉴定程序，鉴定程序启动后被鉴定人的权益如何保护，这些都存在问题。民事活动中，患者、患者亲属或患者 所在单位任何一方启动的精神病鉴定都只是单方的举证鉴定，不能作为事件处理的唯一证据而不经过审查和质证过程。”

　　但是，现实中单方举证鉴定频频发生，其原因就在于强制住院制度的相关程序规定仍是空白。

　　精神病医院应该对谁负责？

　　按常理，精神病人的收治是双保险，一方面需要亲属的主动送治并提供病史陈述，另一方面医院还需要面诊。但是这 两方面并非不可突破。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司法精神病学专家何恬认为：“目前，非自愿性住院诊疗的精神病人，其病情判 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亲属提供的相关病史以及病情描述。”如果医院仅根据亲属的病情陈述作出诊断，难免有失公正。

　　而且，尽管国家是有相关的精神病检测标准的，但由于精神病的特殊性、客观表征不像其他病症明显，所以在病症判 断上，主观因素产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正规点的医院可能会依照国家相关检测标准，进行入院前的诊断，以及一段时间的观察治疗，相当多的医院，仅仅 是按照亲属提供的资料，就予以收治。”如果精神病人和送治者之间存在纠纷，而医院为了追求利益而放弃独立诊断的立场， 那么精神病人就很可能被误诊。因为，精神病院“也要挣钱吃饭”，精神病院为了盈利，见病人就收，“以填满空床位为目的 ”。

　　现实中，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只对送治者负责的做法也是惯例。一些比较负责的医院的做法是，得知病人和送治者之 间有纠纷的，往往会劝病人出院，等纠纷解决后再送治；但是大多数的医院对这一因素并不理会，医院所遵循的“为送治者负 责”的不成文规定，往往就是“为买单者负责”。

　　事实上，由于精神病的诊断的特殊性，要想事后追究责任也是有相当的难度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 局刘白驹研究员认为：“特别是非器质性的精神病如躁狂、偏执、精神分裂症等只是判断性的概念，而缺少实在的证实根据和 实验证明，它不像器质性的精神病可以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所以在鉴定上存有很大的主观性。”

　　况且，即使是误诊，也只有等病人治疗出院以后才能提起相关的司法鉴定，换句话说，只能事后追究责任，而不能提 前预防。因此，精神病院收治精神病人的风险并不大。

　　刘白驹研究员举了一个例子：“我了解到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个女精神病人被医院实施了节育手术，但医院声称是为了 有利于病人的治疗，最后这件事也不了了之。有时候精神病人往往处于治疗的弱势地位。由于没有具体法律的规定，这也往往 成为了监管的盲区。”

　　精神病人的合法权利如何保障？

　　精神病人在强制治疗期间的权利问题不可漠视。孙东东教授认为：“将正常人当成精神病人强制住院的情况极其少， 相反，现实存在的是大量的精神病人没有条件得到有效治疗，不能因为机械地保护精神病人的权益而侵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

　　但是，杨小君教授则明确反对制度设计中忽略少数人的倾向：“强制治疗实际上包含限制人身自由的性质。而对公民 基本权利的限制通常需要遵循比例原则，即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要符合必要性、目的性及妥当性的要求。因此，将表面正 常而实际存在精神疾病的人送进医院强制治疗是否有必要，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仍存在探讨的空间。就整体估计，正常人被当 作精神病人送进医院的情况属“极少数”，但从法律角度而言，法律学者不仅要关注“大多数”的问题，也应关注“极少数” 的问题。而且，如果正是法律的缺失或漏洞导致这类案例产生，那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这类案例 将会更多地出现。”

　　事实上，杨小君所关心的“极少数”的问题，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刘白驹研究员认为：“在治疗中，如果不是紧急情况，病人应享有最少约束治疗权、探视权、通信及隐私权等。”

　　杨小君教授认为“黄远萍案”中医院的做法“绝对不正确”，“一般情况下，家属是完全可以要求与病人见面和照顾 病人的，医院只能对病人和其家属负责，怎么能对单位负责呢？”

　　理论界普遍认为精神病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应该被尊重，但现实情况却是有很多病人的权利被限制了，因为一到了医院 就由不得自己了。

　　《精神卫生法》何时出台？

　　专家们一致认为，精神病方面相关问题的争论，根本原因就在于《精神卫生法》的缺位。

　　尽管有部分地区如上海已经出台了《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但是，杨小君教授认为：“由于精神疾病的强制治疗涉 及限制人身自由内容，而按照立法法第八条‘法律保留’原则的规定，凡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作出规定。 地方精神卫生法规中含有限制人身自由内容是不合适的。”

　　《精神卫生法》的立法工作早在1985年就已启动，但只1990年就十易其稿，直到今天也没能正式出台。杨小 君建议：“应当提升制定机关的层次，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精神卫生法草案。”本报记者 孟登科 实习生 王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