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族名义向毒品宣战

　　海洛因归来

　　靠山吃山，海拔2600米以上的小凉山遍布着冷杉和松木，是彝族人放弃鸦片种植后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山地种土豆、苦荞，有时连自己吃都成问题。”嘉日阿伙是个高大的彝族汉子。1997年洪灾以后，国家禁止林木砍伐，大小凉山范围内林业局、造纸厂、木材公司和大量做木材加工的当地人失去了饭碗，嘉日阿伙就是其中一个。缅甸、老挝的海洛因大量

入境。跑马坪有层叠的大山做屏障，又是一个岔路口，自然成了毒品交易场。“那几年，凉山彝族又恢复了赤贫状态，很多原本做木材生意的个体户，开始盯上了毒品。在我们看来，毒品没什么可神秘的，我们彝族人没有药，都信巫术，鸦片曾经是祖上传下来的感冒、止痛药。”

　　90年代末，巨额利润改变了当地的经济模式。“一个人去金三角背一趟毒品回来，不走公路，翻山越岭只用23天时间，能得到运输费4万元。”当地人介绍。尽管只出产土豆和苦荞，跑马坪的畸形繁荣却日益增长。在乡里最繁华的一条不足500米长的街道上，每一个卖烤土豆或者粑粑的彝族老大妈的口袋里，都有高纯度的海洛因。“你可以买200块钱拇指盖那么大的一克，也可以买10块钱的掺着头疼粉的一点点。”于是，到处是成群吸毒的年轻人，乡长吉伙体子的儿子、嘉日万格的儿子也加入了瘾君子行列。“没有买不到的，没有卖不掉的。”嘉日阿伙说，很多人一开始都是小规模参与家族联网式毒品贸易，“比如有老板出20万元去金三角买毒品，就有人加几千块的本钱，回来能翻几番。很多人希望挣些钱就搬到海拔略低的华坪县去，那边土地更适合耕种”，但是能得利的是极个别。到2005年5月，宁蒗县共有在册吸毒者917人，其中820人是农民，804人为彝族。云南大学的嘉日姆几在1999年曾经走访过昆明的一个女子戒毒所，“一共300来人，有100多人是我们凉山籍的彝族女人。戒毒所里挂满了她们精美的手绣，那些原本属于她们的男人的东西。身为金谷家的头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海洛因让金谷家的青壮年迅速堕落。“每天我要吸三次毒，家里的门板被我拆掉换了毒品，老婆孩子都没有鞋穿。”嘉日阿伙和嘉日家支二十几个瘾君子一起，每天传递消息，寻找吸毒机会。家族宗法制本来是保护家族利益的制度，但是已沦为族人贩毒、吸毒的工具，族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吸毒是不道德的，父权关系变成毒品网络。嘉日万格的儿子也在吸毒，他多次要求警察带走儿子，好容易带走了，戒毒所待3个月后放出来毒瘾更大了，还认识了更多的毒贩子。“第二次进去，我就要求把他劳教5年，他们却只同意3年。不到3年时他生了病，劳教所又给扔回来了，我说我出钱让他继续劳教都不行。”国家法律权威在偏远的彝族山区被不断弱化，金谷家族于是决定让传统宗族制度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家族戒毒实践

　　1999年11月30日，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的嘉日姆几号召嘉日家支二十几个“德古”，第一次以家族名义向毒品宣战。嘉日阿伙记得:“德古们对我说，我是个金谷家的男人，全家族的人都在看着我，如果我不戒毒，我的父亲将没有脸面活下去。”这一次戒毒的20个人，有10人复吸，10人戒断。嘉日阿伙复吸了。2002年5月22日是彝族的“虎日”，是发动战争的日子。金谷忍所家族全部成员来到集会的山洼里，举行规模更大的戒毒仪式。

　　“杀牛是彝族家族最郑重的仪式。打仗之前，我们杀牛，吃牛肉，喝血酒，从牛皮下钻过去，就定下了打仗的一切细节。对于我们，这个仪式和宪法一样不可违反。上一次动用这个仪式，还是在小凉山解放前、共产党人来和彝族头人们议事结盟的时候。”金谷五斤决定支持嘉日家支的提议，用最传统的家族宗法，来挽救家族里32个吸毒人员，净化跑马坪的社会环境，“那天一大早，金谷家的500户族人陆续站满了山坡地四面。牛、猪、鸡被我们杀掉，取出胆和血，做成血酒给族人喝。请‘必摩’念咒，刻在神山的大石头上。咒语意思就是，吸毒的人，家族不再把他当人看待，他的命不再重要，除非他重新寻回做金谷家人的尊严”。嘉日阿伙的父亲、哥哥和堂弟被指定监督他的行为。如果阿伙吸毒，他的至亲会用最严厉的手段对待他，和嘉日万格用枪对准儿子一样，“他们会看着我像一只狗那样死掉”。同样，戒毒的责任也被全族的人共同承担，“只要我愿意戒毒，会有十几个人拉着手站在我身旁，给我鼓励”。

　　封闭，是宗族制度戒毒最强有力的措施。吸毒者的待遇是被关进条件恶劣的小黑屋，有人干脆用木条给封锁起来，每天有人送饭。为了保证宗族法度的权威，吸毒人员本人和家属签下了担保书:“安排三个以上人监管;一年内不得出远门;任何人有权随时和他思想交流;如果不改，送公安机关，家族可以按照家规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不履行承诺者一切后果自己承担。” 戒毒期间有两人毒瘾发作，自己在屋内上吊而亡。嘉日姆几和吉伙体子组织了9个族人的“民间禁毒协会”。吉伙体子拿出类似公安联防自制的袖标，充满了自豪感。他说，“有一个吸毒者逃跑，我们在县城里的大街上找了4天4夜。卖毒品给金谷家的人，金谷家将对他采取措施。原来我们是要抄他的家，烧他的房子。后来有个贩毒的人，我们一车50多人到他家一看穷得可怜，也就没有抄，只把他送去派出所了。今年年底他就劳教期满了”。

　　发现有人在跑马坪卖毒品给金谷家，报案者奖励500元。而吉伙体子自己一年的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宁蒗全县年收入1000万元，支出2.5亿元，是国家级贫困县，没有余力用于民间戒毒。吉伙体子的力量来自大家族的支持，“一开始每家2元钱，凑了1000多元给我们做经费”。禁毒协会的人有权力追踪每一个吸毒者，在200多平方公里的山区内，他们步行去每家走访和进行帮助，“大多数吸毒者在辈分上是我的叔叔或者爷爷，但是他们都很尊敬我。在他们戒毒期间，他们的小家庭完全靠金谷族人凑钱来供养”。金谷家族宗法体制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承担了社会保障的任务。在婚丧嫁娶等各种家族事务中，个体家庭要承担经济责任，彝族人称为“尔扑”。“我们祖有古训，有丧事，谁买牛，谁买布都是在歌谣里唱的。今年8月有个孩子考上了云南大学，一个下午金谷家就凑了1.6万块钱。”金谷五斤和在县城上班的儿子每年承担的家族经济支出在1万元以上。更多聚居在山里的族人，共同分担着每一家的大事。他说，“这样任何一家出了事都不会遇到太大困难”。

　　结果，嘉日阿伙遵守诺言，不仅戒断了毒瘾，4年里只去过县城2次，“金谷族人是真心为我好，戒毒的前两年，只有他们来我才有肉吃”。戒掉毒瘾的嘉日阿伙加入了禁毒协会。跑马坪乡今年被评为“无毒社区”，共有一个男性祖先“金谷”的家族里，2002年戒毒的32个人，有27个人至今没有复吸，另外几人则脱离了金谷家族，远走他乡。用封闭的方式禁绝毒品已见成效。然而，家族戒毒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那道山的后面，就是金谷姓氏的势力范围以外，现在还是毒品交易的地点”。-(感谢人民大学人类学教授庄孔韶的资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