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披露白色腐败查处报告

　　最高检确定今年为整治商业贿赂的一年，重点行业为医疗、电信、金融、建筑等。南京检察机关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1月至2006年10月，南京市检察机关先后在医疗卫生系统立案查处了职务犯罪案件19件19人，占同期立案总数3.8％。在白色腐败查处过程中，医生的处方权算不算公权？利用手中处方权收受回扣的医生，能否定罪成为关注焦点。

　　白色腐败·手段

　　吃药品回扣导致药价虚高

　　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谷以成介绍，医疗系统中最常见的腐败就是“吃药品回扣”，一些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医药代表）通过各种手段，让医生开他们推荐的药品，然后给医生相应回扣。

　　据了解，为了让医生多开药，药商们一般给医生10%到20%的回扣，这便是所谓的“处方费”。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用药量，药商们聘请了所谓的“医药代表”。这些人的工作地点大多在医院，通过各种手段跟医生拉上关系，他们的责任就是督促医生开自己推荐的药。

　　在处方费的诱惑下，个别医生昧着良心尽开大处方。“大处方“越多，他们发得越快。谷以成说，这种腐败现象，一方面，会导致医生不该开药的乱开药，低价药可以治疗的开高价药，少量药物就可以达到医疗效果的却多开药；另一方面，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回扣最后还是作为成本加在了药价里，算在了患者的头上，所以，医生吃药品回扣直接导致了药价的虚高。

　　如鼓楼区检察院前一段时间查处的江苏某大医院药剂科主任顾啸龙受贿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子。他收受广东普宁医药公司业务员、江苏长奥医药有限公司、江苏省医药实业总公司东联发展部等贿赂的人民币以及收受家人出国旅游费用。

　　谷以成说，这种腐败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好多医生更是见怪不怪，把吃回扣作为提高自己“待遇”的一种手段。这种腐败也是一种群体性的腐败。

　　但谷以成同时认为，这样的腐败在侦查过程中也会存在一定的困难，首先是手段比较隐蔽，一些医药代表在给医生回扣时，会采取种种遮掩措施，以达到唯有你我知道的目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回扣数额有时候很小，难以达到定罪量刑的程度。所以，因吃药品回扣而落马的基本都是药剂科的负责人，而普通医生则很少。但谷以成同时也表态，不管如何，只要有人举报医生收受贿赂，他们就会一查到底，绝不允许这种歪风滋长蔓延。

　　医疗器械采购是腐败温床

　　谷以成认为，因为医生吃药品回扣，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用药情况，所以特别受外界的关注，其实，另一种医疗系统的腐败现象也不容小视，那就是医疗器械的采购问题。谷以成说，在医院中，一些经手负责购买医院医疗器械的人，通过采购器械，从厂家和商家拿好处费，而这些好处费当然还是从医院的开销中拿出来。于是，医院为了及时收回成本，让患者接受许多不必要的身体检查，甚至一个小骨折都要动用CT，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患者的负担。南京鼓楼某大医院医疗器械处原处长刘莉的案子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一些经手负责购买医院医疗器械的人，手中权力非常大，成为厂家主攻对象。他们腐败的方式就是从厂家和商家拿到好处费，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对方给的好处费全是医院购买设备的钱。例如，江苏省人民医院原信息中心工程师姬熠君受贿案，他在向南京希望系统集成有限公司购买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业务中，收受该公司付经理送的好处费2万元，结果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白色腐败·体制黑洞

　　检方调查还指出，医药卫生领域腐败现象日益严重，除医务人员本人的主观因素外，客观上确实还存在产生犯罪的土壤和条件，存在一些体制黑洞。

　　局、院不分监督形式化

　　对医药行业行使监管职权的有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但这些职能部门在监管上往往难以形成合力，没有真正对其进行深入管理，甚至形成卫生主管部门事实上担当着医院“总院长”的角色。如崔传德和张建国都曾一边担任白下区卫生局副局长一边兼任南京市红十字医院院长。这种既是医院的管理者，又是医院经营的直接参与者的做法，使监督无从谈起。

　　医务人员法制观念淡薄

　　不少医院领导或医生法制意识淡薄，对违纪还是违法的认识极为模糊，把利用职务之便受贿等同于一般“中介人”拿回扣、佣金，认为充其量只算是违纪。同时，客观上医药行业的回扣相当普遍，医院向营销企业要回扣，营销企业向生产厂家要回扣，采购人员向推销员要回扣，形成恶性循环。

　　内部管理制度有漏洞

　　医院一些管理制度本身存在漏洞，很容易被熟知医院内部情况的医疗人员利用钻空子。甚至医院有些规定虽有，但形同虚设，如医疗卫生系统内部有诸多规章制度对“暗扣”、小金库等问题予以明文禁止，却往往有章不循。即使查证属实，对违法违纪人员的处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白色腐败·整治办法

　　改变“以药养医”模式

　　鼓楼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谷以成认为，造成医疗系统腐败的原因有多种，归根到底还是体制的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医疗卫生主要依靠国家投入，但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医疗卫生投入逐年减少，从而造成了目前“以药养医”、“以器械养医”的模式。在道德和监管缺失的情况下，腐败随之滋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的大量涌现，因而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之一。

　　谷以成告诉记者，要想遏制这种腐败现象，必须从体制上去改变，政府应当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改变“以药养医”的模式。谷以成举了一个例子，在发达国家，医生的收入都很高，作为高技术人群，他们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在我们国家，一些医生认为他们的收入无法跟他们的技术含量成对比，于是心理产生了不平衡，便通过拿药品回扣的方式提高“待遇“。而最近江苏拟调价137项医疗服务项目，其中包括67项检验项目、11个临床服务项目、6种介入项目和53项手术收费。谷以成认为，在医疗服务项目提高的同时，把药价降低下去，这是解决看病难的关键，也是遏制医疗腐败的有效手段。

　　除了体制问题，谷以成还建议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医德医风的教育力度。谷以成说，医德医风的建设对医院的建设和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加大力度搞好对全体从医人员的医德医风教育，也是遏制医疗腐败的关键所在。同时，谷以成认为，司法打击力度也应随之加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医疗腐败的问题。

　　白色腐败·查处盲点

　　谷以成说，医生拿回扣、红包是否属于检察院监管的范围一直是有争议的。近年来，医院纷纷改制，同时出现了很多民营私立医院，医生的身份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企事业单位人员，医生只是一个医疗劳动提供者。因此，在劳务行为中出现的拿回扣的医生，并不属于检察院反贪局管辖的人群。今年为了进一步打击商业贿赂，对《刑法》进行了修改，于今年6月29日，正式出台《刑法修正案六》。修正案中将第一百六十三条中规定的接受受贿对象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这样一来，医生拿回扣也是法律规定的受贿行为。

　　医生收“红包”如何定罪是难题

　　记者在采访中，不少检察官表示，目前调查“红包”、“回扣”问题，如何突破是件难事。办案检察官表示，由于红包行为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最难查实。“患者都抱怨医生收红包，但你找他取证，99%的人不肯提供情况。有的出了医疗纠纷，患者举报了，医生又会说证据何在？”

　　这位检察官还表示，医疗卫生领域是这一次反商业贿赂犯罪的重点领域。但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如何界定犯罪？仍是办案中难题。因为检察机关界定涉及商业贿赂犯罪“罪与非罪”有一个基本要素，即身份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同一行为，身份不同，按法律规定，就会出现罪与非罪的判定。对于医务人员，其身份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目前的界定还有争议。“但医院科室主任以上的管理层，涉案金额在两万元人民币以上，同时符合相应条件，则明确构成商业贿赂犯罪。”这位检察官说。

　　查处“红包”、“回扣”举证难

　　“医药回扣隐秘、低风险。回扣款被医药公司作为销售费用包给了医药代表，医药代表和医生单线联系，直接到诊疗室、医生家里进行推销，结成利益联盟，他人很难发现。”办案检察官表示，据初步侦查，医药回扣这一腐败现象在目前南京某些医院已是公开“秘密”，甚至有医院将医药“回扣”作为单位集体“福利”发放，处理起来十分困难。

　　检察官认为，当前药品回扣作为医疗界“灰色收入”中最安全的一种，在部分医生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红包”。谈到回扣问题，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护士长介绍：“现在几乎每种药都有回扣，最少10％，大多数是20％。既然大夫开谁的药都可以拿回扣，当然是贵的药、回扣高的药受欢迎了。”她说，一些大夫看门诊时，抽屉里都有一个小本子，开了哪种药、开了多少盒，随时记录，月底到药房“对账”。还有的医药代表就坐在医生对面，帮助医生开方，随时累加回扣。这样下来，每个月初就成了这些医生的“第二个发薪日”，回扣自然也就成了“第二份薪水”，少则几千，多则上万。

　　这位检察官还表示，药品“回扣”查处困难，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因为送回扣与收回扣是一对一形式，证据难以收集。二是对医生收回扣行为的定罪难。《刑法》规定受贿的重要条件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对负有管理职责的院长、科长或受委托从事购销工作的其他人员，可以受贿定罪处罚，对只有职称（执业证书）而无职务的医生，伙同有职务的人员受贿的，也能定罪处罚，但是单纯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的，能否定罪，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难以追究刑事责任。三是即使查证属实，对违法违纪人员的处理也得慎之又慎，回扣收得多的，一般是技术好的、或者工作量大的骨干，处理得不好，对医生队伍稳定，对患者的利益都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作者：王践 国田 冒群 束宇 朱晓燕/来源：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