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解析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中国江西新闻网特约通讯员 张小平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篇章”。（胡锦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中央组织部举行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它不仅创造了战争

史上罕见的奇迹，而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百折不挠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象征。

　　然而，中央红军为什么要离开中央苏区，为什么要长征，长征是什么时候决定的？中央红军又为什么会选择在于都集结休整、出发长征的呢？为此，我们追溯历史的轨迹，记述这一无与伦比的英雄壮举。

　　（一）中央红军长征三大客观原因

　　根据革命形势需要和战略的转变，1930年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合编组建了以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朱德为总司令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组建后，在毛泽东、朱德等的领导下，成功地运用“诱敌深入”等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在根据地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二、三、四次反革命“围剿”，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赣西、赣南与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此中央苏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1933年5月，国民党重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总管“剿匪”指挥之责。同时重金聘请赛克特等德国军官担任军事顾问，亲自授意编写了《剿匪手本》等，军官们人手一册，实现其“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对红军在经济上采取“将匪区严密封锁”的战略，“必须做到‘使敌无粒米勺水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的程度，所以凡属要紧的地方，无论隘路碉卡围塞岔路．．．．．．一定想种种方法去检查防范”。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一百万兵力，二百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并直接用五十万兵力分北西南三路围攻中央苏区，妄图实现消灭红军，采取“堡垒推进，步步为营”和持久战的新战略，从根本上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

　　面对强敌围攻，中共中央发布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号召全苏区民众紧张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战争，开展经济建设工作，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为粉碎五次“围剿”的全部胜利而战。苏区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各地方部队整团整连的报名参加主力红军，全力支援红军反“围剿”的斗争。同时，苏区人民还组织运输队、洗衣队、慰劳队、

　　担架队开展支前活动，当年仅于都县支前人数就多达5977人。这种踊跃参军参战，相互支援，同仇敌忾的场面，充分表明苏区人民决心，消灭来犯之敌，捍卫中央苏区。

　　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面对敌人进攻战略的变化，没有采取正确有效的对策，坚持推行和实施共产国际总顾问费雷德·斯特恩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同强敌拼消耗，打阵地战，所以战争开始就使红军陷于被动局势。

　　1933年9月底，共产国际派任德国籍、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到达中央苏区，这位原本“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到瑞金后，博古决定由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把中央红军的最高作战指挥权交给了这位不了解中国国情和红军特点的外国革命者，导致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放弃了历次反“围剿”作战中运用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略战术，错误的战略方针贯穿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全过程，加剧了被动局面。

　　至1934年4月上旬，红军防线被迫退到广昌、建宁一线。敌人集中11个师的兵力进攻广昌。这时，博古、李德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惫，急忙从建宁一带的红一、三、五、九军团中抽调9个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一带与敌进行决战，同时提出了“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不是胜利就是就是死亡”等错误口号，与敌人堡垒对堡垒进行历时18天的决战，我军伤亡5500余人，广昌失守。彭德怀当面斥责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敌人调整部署，分六路向中央苏区推进后，博古、李德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也分兵六路全线抵御，实行李德提出所谓的短促突击，红军东堵西击，穷于应付，到了1934年4月至5月，广昌、筠门岭及福建建宁等先后失守，中央苏区的南北门户大开。

　　至9月底，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中央苏区，会昌、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打破敌人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从于都渡河出发长征，其客观原因是由于国民党的兵力过于强大，而其主要原因有三：1、“左”倾领导者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严重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丧失了有利时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一直处于十分被动地位。2、“左”倾领导者以“短促突击”战术支持消极防御的战略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3、“左”倾领导者要求红军全线出击，分兵六路，全线抵御，推行军事平均，导致兵力分散，进攻时不能大量有效地消灭敌人。与敌人拼消耗，促使苏区内的人力、物力资源濒临枯竭。

　　（二）长征经过长期缜密的部署

　　那么中央红军怎样准备长征，为什么从于都开始出发长征呢？正如李德的《中国纪事》中所说“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已有红军主力转移的战略计划。1934年5月下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李德建议中央红军主力应退出中央苏区，“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中央书记处成员此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同意李德的建议。会议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个决定电告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决定。随后，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具体分工是：博古、李德负责制定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事项和行动计划，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同时，开始了秘密准备工作。李德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八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十月底十一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空。”“从气候上考虑，这也是红军和作战的最有利的时间。”

　　为了做好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央苏区开始做出了一系列部署：

　　扩红方面：193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中做出了“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计划》”，要求“必须在指定的县区完成二万七千新战士。这是最低限度的计划，我们无论如何要如期完成计划！”8月26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命令成立教导师；9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等五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在各级组织的动员下，苏区人民踊跃参军参战，从人力、物力方面大力支援红军，从这年五月到九月底，全中央苏区送上前线的红军达8万多人，其中5—9月据统计仅于都县就有28000人参加红军，每5个于都老百姓就有一个参加红军。9月21日，中革军委在兴国前线新组建了红军第八军团。

　　军事部署方面：中革军委于1934年7月上旬，决定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调动部分国民党兵力对苏区的压力。7月下旬，命令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向湖南中部推进，为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探路。

　　筹集粮款方面：6、7月间，中央苏区内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筹粮筹款活动，苏区人民勒紧裤带、节衣缩食，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发出的“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和“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的号召，开展征收土地税运动和节省运动。同时，中革军委也发布命令，大量收集子弹壳、铜锡、土硝、废铁等兵工材料以供给红军用。苏区人民积极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粮食收集和借谷任务，用一组数据表明：仅于都县1934年5—8月在粮食突击运动中完成7939担粮食，5—10月份筹款筹物运动中筹钱62500元，草鞋8400双，菜干150担提供给红军用，确保了红军的物资供应。

　　组织方面：1934年7月底，以于都为中心成立赣南省，将便于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休整，征集人员、物资，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10月，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决定，为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在瑞金成立以项英为领导的中央分局和以陈毅、梁柏台为正、副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继续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中央后勤机关及红军部队后勤机关都先后搬迁到于都县。

　　舆论方面：1934年9月2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10月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在《红色中华》报联合发表《告全苏区民众书》，号召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保卫苏维埃政权，拉开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序幕。

　　统一战线方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利用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而陈济棠又为了保全实力维持割据统治目的，令其部下对红军采取消极应付的政策。周恩来、朱德派出何长工、潘汉年为代表于1934年10月上旬，与陈济棠的代表在寻乌县罗塘镇的一幢两层小洋楼中举行秘密谈判，并达成以下五项协议：

　　同盟停战、取消敌对局面；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器材由陈济棠负责）；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可以互相借道，各方在现在战线后退二十华里。当谈判三天后，何长工、潘汉年接到周恩来密电：“你喂的鸽子飞了！”何长工巧妙地向粤方代表解释，消除了对方的疑问，粤方派了一个骑兵连一直送到筠门岭，周恩来派人到会昌接，同时带去一封信：“长工，我在于都等你。”于是，潘、何连夜赶到了于都，详细地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周恩来表扬了他们：“这次谈判得很好！”这时，中央红军主力正在于都集结休整，准备突围了。

　　此外，毛泽东于9月中旬从瑞金云石山来到于都县调查指导工作，深入到于都县茶梓、小溪、罗江等地调查敌人的活动情况，于9月20日致周恩来电，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情报。

　　1934年9月间，最高“三人团”制订了中央红军主力向湘西突围转移的行动计划，沿着红六军团的进军路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1934年10月，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中央红军正规部队完全集中在江西南部于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才发下来。

　　10月7日开始，中革军委分别电令各军团，要求各部队依令行动，开赴于都集结，进行休整补充。10月9日，中革军委下发《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具体规定了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逐日任务及红军驻地路线、地域。在具体行动时，有些部队的行动与日程表稍有变动。

　　10月7日11时，由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电令后，将任务交给红五军团，红一军团一、二师于7日晚在兴国的竹坝、洪门地区集中，8日晚开始向于都地域移动，于11日到达集结地域——于都县东北部的段屋、宽田地区。红十五师9日从石城出发，于12日到达集结地域。军团部驻在段屋乡铜锣湾，全军团在此休整补充，接收了江西补充第二团和于都补充第八军团兵员，计2600人。军团部在铜锣湾的刘氏祠堂召开了排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思想动员，部署战略转移的具体事项。

　　10月7日9时30分，由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电令后，红三军团四、五师退守其第一集结地域石城南部，进行人员、物资补充和训练，命令中原定于12日经宁都长胜，14日晨到达其第二集结地域于都县车头圩、仙下一带，十五日晚，全部应备战前进。可是实际行动中红四、五师于15日才到达其第二集结区域。16日，六师从兴国县高兴圩附近撤离战场到达车头、仙下一带进行休整补充，接收了中革军委分配的江西补充第三、第四团，计2600人。

　　10月10日，中革军委命令第5号：由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率领的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纵队（又称第一野战纵队）；由纵队司令员李维汉、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发、参谋长张宗逊率领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及全总、团中央等机关和卫生、后勤部队等编为中央纵队（又称第二纵队），从瑞金县梅坑等地出发，于12日到达于都县城北贡江镇古田地域。休整期间，在中革军委驻扎地窑塘村朱屋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研究与部署了红军突围转移的工作，规定军委直属纵队及各军团之代号：军委为红星，第一纵队为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一军团为南昌，一师为广昌，二师为建昌，十五师为都昌；三军团为福州，四师为赣州，五师为苏州，六师为汀州；五军团为长安，十三师为永安，三十四师为吉安；八军团为济南，二十一师为定南，二十三师为龙南；九军团为汉口，三师为洛口，二十师为巴口。同时发出电令将各补充团正式拨给各军团；对红五军团撤离兴国后转移到于都县步前村准备渡河以及地方坚壁清野工作与群众性的济击战争作出具体详细的指示。

　　同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从瑞金田心圩出发，十二日到达其第一集中地域于都县城北大岭下，进行休整和补充，为战略转移做好准备。

　　10月9日9时，由军团长周昆、政委黄更生率领的红八军团接到中革军委命令，于9日晚从兴国古龙冈撤离，经于都县的桥头、银坑等地，于11日夜全部到达罗坳镇孟口村集结，进行休整与补充，接受于都补充第六团兵员计1900人。

　　10月7日10时，由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率领的红九军团接到中革军委命令，将防务移交给红二十四师，9日晨移至古城、瑞金之间的地域。11日到达会昌之北塘坊、珠兰埠地域集结休整。而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则于10日在于都县盘古山镇的茶梓一带肃匪，11日归建。在此休整期间，接受于都补充第一团计1300人。

　　10月16日19时，由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电令后，最后撤离战场，独立三团从于都赶赴兴国接替防务，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四师先后从兴国撤离经于都县贡江镇仓前村于18日到达罗坳镇步前村一带休整补充，接收了补充第五团计1300人，红五军团在驻地步前村黄泥丘陈屋召开营长以上干部会议，陈云到会报告了目前形势及任务。

　　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期间，于都人民倾其所有，全力支援红军突围转移。主要表现在扩红参军、借谷征粮、抽调夫子、捐木架桥等方面，仅长征出发期间就有近万于都儿女参加红军，先后组成了八个补充团到队伍中去。此外，于都人民还积极响应中央征调民工的号召，组织了近万名民工随军出征，他们之中除少数人在到达陕北后被编入红军队伍中，许多人在征途中壮烈牺牲，至今名字都无法知道。

　　中央红军在于都县境内集结休整后，部队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掩护，军委一二纵队在中间，五军团殿后，共计87000人，陆续渡过于都河出发长征。于都河是中央红军长征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根据当时任总部工兵营营长王耀南回忆，当时“河宽600多米，水深1—3米，最大流速每秒1.2米，河底为沙石。”这样，大部队要迅速过河就得架设浮桥。为了保证红军顺利渡河，在中共赣南省委、省政府领导下，于都人民无私奉献，大力支援红军，当时沿河所有的民船全部停运，共调集800多条大小船只。有的用作架设浮桥，有的用于摆渡指挥部队渡河。依据命令：为了防止敌机侦察，过早暴露目标和红军行动意图，要求架设浮桥都在傍晚五时后进行。在红军渡河的四天时间里，每到傍晚，有组织的群众纷纷走向架桥工地，有的打火把，有的送水送饭，还有的直接参加架桥。红军渡河后，要在次日凌晨七时前把浮桥拆除，傍晚五时后又重新架桥。据统计，在于都县60华里的河段上架设了15次，这样既保证了红军渡河，又隐蔽了红军的战略转移意图。为了帮助红军架设浮桥，沿河两岸的于都人民把家中所有可用材料都贡献出来了，有群众还拆下了门板和床板。有位年逾古稀的曾大爷，在将家中全部材料献完后，又亲自把自己的一副寿材搬到了架桥工地。真正做到了红军需要什么，于都人民就无私奉献什么。时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曾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各部队依照中革军委下发的《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中详细规定的渡口及涉河点行动。

　　10月16日，左路前锋红一军团军团部和部分队伍从段屋乡铜锣湾出发，全军团19880人，于17日傍晚至18日傍晚，从梓山镇的山峰坝、花桥等渡口渡过于都河经磊石、禾丰等地，向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前集结地域仁风一带前进。

　　10月16日，右路前锋红三军团从车头圩、仙下一带出发，全军团17805人，于17日傍晚至18日傍晚，从于都县城南门、西门塔脚下和罗坳的孟口渡过于都河经新陂、小溪、马岭向信丰间挺进。

　　10月15日，左路后卫红九军团在会昌县珠兰埠、庄埠稍作休整后，全军团11538人，于18日傍晚在于都县靖石乡渔翁埠渡河，19日到达盘古山茶梓地域，紧随红一军团之后跟进。

　　10月18日傍晚至19日傍晚，右路后卫红八军团10922人从于都县城的南门、罗坳的孟口渡过于都河，随红三军团后跟进。

　　10月18日傍晚，居中的中革军委及中央直属机关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被编入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14746人，从于都县城东门渡口渡过于都河，向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前集结地域仁风一带挺进。

　　10月19日到20日傍晚，后卫红五军团12168人分别从罗坳镇鲤鱼、石尾渡过于都河，经新陂、罗江、小溪、马岭向仁风地域前进。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陆定一的这首《长征歌》中的第一首和叶剑英为怀念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写的诗，真实再现了当年红军离别苏区及战友间的深情厚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7万人全部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之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先后袭占国民党军在信丰的古陂、新田，赣县的王母渡一线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于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继续西征。

　　综上所述，选择于都作为长征的集结出发地，主要原因是：1、由于当时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一线相继失陷，于都县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央苏区的西南角，属当时的中心腹地，便于红军主力军团撤离战场后快速集结，安全转移；2、中央红军选择的突围方向是沿着红六军团探路的路线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兴国战场未能突破，而与驻守第一道封锁线的南路军陈济棠部达成了秘密协定，决定将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突破口选择在安远、信丰、赣县边境一线，从这一带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故于都是各军团撤离战场、集结休整、出发突围最有利且离第一道封锁线最近的地理位置，能达到安全、隐蔽、突然的目的。3、于都县党组织建立较早，红色政权巩固，群众基础好，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都不是主要战场，未受到战争的重创，能够保证中央红军人员、物资补充和消息的封锁。4、各军团集结前，红一军团一、二师、三军团六师、五军团、八军团均在兴国县域作战，红一军团十五师、红三军团四、五师在石城南部作战，红九军团在福建的长汀南部作战，于都县与各军团集结前的距离较为均等，便于部队的“协调动作”，按计划撤离战场，到达指定集结区域，进行休整和补充，能顺利渡河出发长征。 （作者系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

　　编辑：吴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