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协新主席铁凝：文学能力和年龄大小无关

　　我的文学创作起步是在河北，至今我的所有作品，也都是在这块土地上完成的，我没有在河北以外的任何地方写成过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这块土地，对我的人生，对我的文学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作家都有他所习惯的一个写作环境，或者说是一个“气场”，作家只有在这样一个地方，才能让灵魂安静下来，只有在这样一个地方，才能找到写作的源泉和表达的最佳状态。河北，是最能使我安静并激发我文学创作灵感的地方。我不会放弃写作，也就永远不会放弃河北大地。

　　——铁凝

　　人物名片

　　铁凝，祖籍河北赵县，1957年9月生于北京。中国当代作家，现为中国作协主席，省作协主席，河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在十六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曾多次受邀赴美国、挪威、以色列、日本、俄罗斯、加拿大、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参加文化交流、学术研讨活动。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笨花》，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对面》、《棉花垛》、《永远有多远》，短篇小说《哦，香雪》、《安德烈的晚上》以及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百余篇(部)，共500余万字，结集出版50余种。1996年出版《铁凝文集》(5卷本)，9卷本《铁凝作品系列》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部分作品译成英、德、法、日、俄、韩等语种在国外出版。

　　记者：在11月14日闭幕的全国七次作代会上，您当选了新一任中国作协主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只有两个人曾当选中国作协主席，一个是茅盾，一个是巴金，他们都是世界级的文学大师，曾写出过影响几代人的伟大著作，比如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巴金的《家》、《春》、《秋》等等。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能够当选中国作协主席对个人而言是怎样一种巨大的荣誉。当您知道自己继茅盾和巴金之后当选第三任中国作协主席时，您的内心是怎样一种感受？现在，静下心来后，又是怎么想的？

　　铁凝：我当时的感受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简单地说就是喜悦和惶恐并存，压力和责任同在。喜悦是因为这是一份极大的荣誉和荣幸，是党中央的极大信任，也是文学同行们的宽厚认可；惶恐是因为在这一届之前的主席是文学的丰碑，我这样一个写作者和文学的丰碑没有可比性。

　　经过几天的沉静之后，我以五个不敢忘记和三个倍加珍惜来总结我现在的心情。第一我不敢忘记这个位置这份荣誉，决不是非我莫属。因为中国新时期以来成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今天中国文坛的辉煌是老中青几代作家共同创造的，许多文学大家都能担当此任。不敢忘记这点会让我时刻知道我是谁。第二我不敢忘记我的前辈作家用灵魂和智慧为我们积累的文学财富，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深厚的艺术修养，对青年作家的培养扶持，永远是我学习的典范。我的文学梦是读了他们的很多作品被唤起的。这些总是能引起我的敬重之情。第三我不敢忘记学习。向优秀的同行学习，学习他们不同的优秀；向生活学习，学习技艺，营养心灵，提高境界，这是我一生的功课。第四我不敢忘记责任。我想在捍卫人类的精神健康和心灵的高贵，在精神和道德追求面前，作家应当为民族情感的净化，为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为建设和谐文化，从我做起，尽我自己的责任。第五我不敢忘本，这个“本”就是写作。我的职业是作家，我热爱写作，作家还是要以“作”为本。巴金先生曾经说过，文学能给人光热和希望，能让人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我愿意记住这些话。我想，作品要有光和热，首先作家自己的心里要有光和热。文学如果真能给人光热和希望，那文学也应该有能力温暖这个世界。

　　三个珍惜是，第一，我要倍加珍惜文学界大团结大繁荣的宝贵局面，这局面和全体作家的努力，和近年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尽心尽力的工作紧密相联；第二是倍加珍惜中华民族来之不易的盛世，我愿把自己的艺术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伟大进程中；第三是倍加珍惜文学界同行的信任。

　　记者：我注意到新一届作协领导名单出现了两个变化：一个是年轻化，一个是女性作家比重增加。一些德高望重但年龄偏大的老作家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比如王蒙(72岁)、韦其麟(71岁)、张炯(73岁)，新一届作协副主席中年龄最大的是蒋子龙，今年65岁；有影响力且年富力强的中年作家当选了主席或副主席，比如您，比如高洪波、刘恒、王安忆。您今年还不到50岁。以往中国作协很少有女作家当选主席或副主席，但是新一届作协除您之外，女作家王安忆和张抗抗当选副主席。您如何看待这两个变化？

　　铁凝：我个人觉得，文学能力的高低和年龄的大小没有多大关系，就像你列举的这几位比我们年长的作家。其实对一个作家来说，现在也可能正是他们文学创作的盛年，比如作家王蒙先生的创作一直非常活跃。但是选择年轻一些的人进入作协领导机构，也许更多地寄希望于我们的服务意识吧。其实不仅是作协，像前不久的中国科协换届，新当选的科协主席也是在70岁以下。新一届作协副主席，补充了4位，有王安忆、张抗抗、刘恒、高洪波，我觉得这4位作家都是当之无愧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出色的。其中有两个女性作家，让我觉得特别高兴。有媒体说是打破了以往的传统，我不这么看，我恰恰觉得这正体现了我们的文学传统，我们老一辈作家对年轻人是很爱护的。比如说巴老。巴老不仅是文学的丰碑，还是人格的楷模。巴老本身就非常注意关爱和培养青年作家。我们河北的老作家田涛在年轻时，曾经给巴老寄过几篇小说，希望能在巴老主持的刊物上发表，然而由于战乱他们失去了联系。后来，生活稍微稳定一些之后，有一天田涛突然接到了他自己的一本小说集，原来巴老替他编辑并出版了一本小说集。这件事让我非常震动。所以我想老一辈作家本来就有一个提携扶助青年作家的传统，而这次作协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也正体现了这一传统。此外，退下去的几位副主席，给了我们非常真诚的祝福，那一瞬间，我觉得很美好而且温暖。

　　关于你说到的第二个变化，我觉得也是非常自然的。除去性别因素，女性作家，像王安忆和张抗抗，她们的作品丝毫不逊色于男作家，所以她们的当选是当之无愧的。同时，她们的当选还说明了社会的进步，说明了整个中国文学界对女性作家的认可，说明在当前的中国文坛上，女性作家的创作是占有一定位置的。

　　记者：当选中国作协主席，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但是对于那些喜欢您作品的读者而言，内心却又多了一层顾虑：当选中国作协主席后，事务性的工作必然会大大增加，您还有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吗？您的创作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还能看到像《哦，香雪》、《大浴女》、《永远有多远》、《笨花》那样的或清丽脱俗，或激情澎湃，或启人深思，或凝练厚重的优秀小说吗？官员与作家这两种身份，在您身上是相互排斥还是相得益彰呢？您如何协调这两者的关系？

　　铁凝：我没有在这个新的位置上工作过，也就不能预设未来，不能对此很快下结论。但首先我觉得中国作协主席不是一个官员，作家协会不是一个权力机构，作家协会主席也不是一个权力的符号。如果非要说它是一个官员，和我们通常概念里的官员也还是有区别的，它还是和作家，和文学紧密关联的。作协是党和政府联系作家的桥梁和纽带，它的职能就是“团结、协调、服务”，我想这六个字已经明确了新一届中国作协领导机构应尽的职责。作协最终团结的是谁呢？是作家；协调的是谁呢？是作家；服务的是谁呢？还是作家。写作是作家个人的事，但是一个作家是不可能全封闭式写作的，除了自己的写作之外，还应该尽职尽责地拿出一定的精力来服务于别的作家和同行，这何尝不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呢？我在河北有过这样的体会，能够为别人做事是很高兴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关系问题，这肯定是要占用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但是我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我知道作协不是一个人的作协，不要忘了还有新当选的领导机构，有13位年富力强的副主席，还有主席团、作协党组和书记处，这是一个有经验的工作班子，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尽职尽责的干着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所以我在当选之后主持的第一次主席团会上说，你们各位的经验、学养、智慧、才情，我们应该共享。这是大家的事情，应该大家共同来做，共同来考虑。

　　我不敢忘本，我可能不会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我还是愿意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写作，这是我的根本，作家还是要以写作为本。这些年我很感谢河北作协这个班子，他们特别能够体谅我，给我挤出相对集中的时间来进行创作，于是当我应该尽作协主席的职责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得尽。这里面需要对他人更多的理解，也要懂得欣赏别人的好意，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工作，恐怕这是最重要的前提。我引用一句民间的老话：“上帝帮助帮助自己的人。”另外，我想，我之所以当选中国作协主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我30年一直不放弃写作，我把文学看得很重要。所以我的同行们应该会理解我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写作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就算作协主席是个官员，我也决不会把它当成官员来做，我的本质还是一个作家。

　　记者：过去几年里，中国作协组织了很多非常有影响的活动，比如“百名作家农村行”、“重访长征路”、“文学创作重点作品扶持工程”等，在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选，组织各种学习活动，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您出任主席后会重点抓哪些具体工作？中国作协工作的重心会放在哪里？

　　铁凝：中国作协今后的工作重点在金炳华代表作协六届主席团所作的工作报告里，已经比较具体的涉及了一些。我前面已经强调过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确实需要群策群力，办好作家自己的事情。作协既然是党和政府联系作家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当然有一个上传下达的功能。刚才谈到的“团结、协调、服务”三种职能，团结是第一位的。我非常希望作家协会能够有更大的包容性，团结更广泛的作家，包括非会员的一些作家，用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有效地服务于他们，团结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年龄的作家；营造一个氛围，这个氛围是融洽的、和谐的，能使更广泛的作家尽情迸发创作活力，自由绽放艺术才情。我想如果能够达到这种目的，应该是大家的心愿，这要靠大家共同的努力。

　　记者：在您看来，河北文坛在中国文坛上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定位？河北文坛当下的发展态势如何？

　　铁凝：河北毫无疑问是文学大省，我们在连续三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获奖作家、作品数量居全国第一，但还是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不是文学的强省，跟一些文学强省(市)比如上海、北京等地相比，我们还是有差距的。虽然我们个别的作家是很优秀的，比这些文学强省的优秀作家也不逊色，但是从作家整体上来说还是要逊色于这些文学强省(市)的，他们有一个相对整齐的作家队伍。但是，河北有非常好的条件，我对河北文学是充满希望的。

　　河北文坛还是呈现出一种整体上升的趋势。河北作家群体有一个互相融洽的关系，老中青几代作家是团结的，这种气氛有利于出作品、出人才。河北文坛的门户之见相对较少，在青年作家里面，艺术追求不尽相同，但都可以和谐相处，正所谓和而不同，这是非常宝贵的，我自己也很珍惜这个氛围，也希望河北的作家能够珍惜这个氛围。近几年，我省青年作家的创作热情很高，创作成果也很可观，去年召开了河北省第二届青创会，我们评选、表彰了“十佳青年作家”，同时，面对全省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提出了“扎实生活，诚实写作”的倡议，希望大家清醒地意识到，扎实的生活基础和诚实的写作态度是一个作家无法回避的两门基础功课。越是坚持诚实的写作态度，就越是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生活是艺术生命的源泉所在。没有扎实的生活积累，没有诚实的写作态度，一个作家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很久远。我还是希望或是呼唤能有更多的新人出现。

　　记者：在任省作协主席的10年中，您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建起了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学馆，陈列了河北人引以为豪的几千年来的河北文学发展史。此外，还在作家队伍的团结、青年作家的培养、文学精品的创作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河北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如今，您已经当选了中国作协主席，还会继续兼任河北作协主席吗？对河北作协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思考和建议？

　　铁凝：我要先更正一下你的说法，河北文学馆可不是我一个人建起来的，我算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吧。此外我想我不应该也不会再继续兼任河北作协主席了。

　　记者：今年年初，您的长篇小说《笨花》出版了，评论界称其为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是您30年文学创作历程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在今后的文学创作方面，有什么计划和安排？

　　铁凝：今年9月份，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我选编了一套我的作品选集，共9本，总的题目就叫“铁凝作品系列”，其中包括

　　我的3部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还有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这套系列选用了10年前《铁凝文集》里面的一些作品，还有近10年来的一些作品，比如《永远有多远》等。这套选集，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阶段性的总结，元旦前可能就会出版。今年有点累，写《笨花》用了很大的精力。年内没有写长篇的打算，我觉得自己在写作上是比较笨的，所以不会连续写长篇。我还是会写一些短篇小说，我觉得我会一辈子喜欢写短篇，我觉得写短篇是对我的人生的一种磨砺。

　　记者：从1975年发表处女作《会飞的镰刀》至今，您3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都是在河北度过的，您的创作受到了河北优良文学传统的滋养，而且还成为近年来河北文坛的一杆旗帜，您当选河北作协主席也已经整整10年，可以说，您对河北文坛非常熟悉而亲切，也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不是意味着您很快就要离开河北了呢？

　　铁凝：我不敢妄称是河北文学的旗帜，我只是努力做一个河北文学的优秀代表。我的文学创作起步是在河北，截至目前，我的所有重要作品，也都是在这块土地上完成的，我没有在河北以外的任何地方写成过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这块土地，对我的人生，对我的文学，不仅是我以往的文学创作，对我今后的文学创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作家都有其所习惯的一个写作环境，或者说是一个“气场”，作家只有在这样一个地方，才能让灵魂安静下来，只有在这样一个地方，才能找到写作的源泉和表达的最佳状态。河北，是最能使我安静并激发我文学灵感的地方。我不会放弃写作，也就永远热爱着河北大地。另外，这个地方有我的亲人，还有许多熟悉的朋友和同事……(印象中的铁凝永远是明朗快乐的，从容不迫的，很少见过铁凝皱眉头，从来没有见过铁凝掉眼泪，但是这一次，谈到自己交往多年的河北的朋友和同事们，铁凝哭了。)这不是一时的……这时候我没觉得我给大家做了什么，我想得更多的是河北的朋友们为我做了这么多……人们对我的善意我怎么能忘记呢……所以最近我有点不敢面对咱们河北自己的媒体，大家都很熟悉，都是很好的朋友，相处得都非常好，虽然更多的还是工作上的交往，没有更多的私交……我把文学看得很重，也自然把河北看得很重。是河北成就了我，我永远深爱着河北这块土地。

　　□本报记者崔立秋

　　中国作协往届主席

　　茅盾 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参加了五四运动，和郑振铎、叶圣陶等十二人发起成立中国新文学运动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主持编辑《小说月报》后，选载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进步文学作品。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

　　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幻灭》、《动摇》、《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说家的笔。这段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左联期间他写出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等。1949年7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新中国成立之后，完成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曾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81年3月27日，在北京病逝。著作编为《茅盾全集》四十卷。

　　巴金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有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等。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历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华东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荣誉委员。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巴金同志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也是举世公认的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出色的翻译家、卓越的编辑家、出版家。他先后创作了《灭亡》、《新生》、“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火》、《憩园》、《寒夜》、《第四病室》等长篇、中篇小说以及为数众多的短篇小说、散文、游记、童话等等。他通晓英、法、俄、德、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文字，翻译了十几部世界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