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称我国科技投入偏低 应加大对教育投入

　　国际化背景下，如何规划和管理中国的大学、使中国大学承载起创新的重任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话题。这是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大学国际化带来的三个挑战与北京大学的战略选择”演讲中明确表示的。

　　日前，《第一财经日报》就大学创新机制等问题专访了许智宏。

　　改变人才培养“平而不尖”现象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我国大学教育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是怎样的？

　　许智宏：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国家有关科技计划的大力支持下以及实施高等教育“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我国高校自主创新能力和过去相比较有很大提高。但是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和世界上高水平的优秀大学相比较，我国大学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有相当大差距。

　　我国大学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原因主要是，创新人才和科研条件缺乏，科技投入仍然偏低。其次，体制和机制问题，包括科技资源配置、科技组织管理、创新激励，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原因；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才成长和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还有待完善。

　　近年来，高校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近80%和55%以上的重点项目，“973”项目首席科学家高校占57%以上，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已占全国论文总量60%以上。这说明高校已成为我国科研，特别是基础研究的一支生力军。大学，特别是一批研究型大学已成为我国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个对大学创新能力提升的预期？这样的大学对于实现社会价值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许智宏：大学为国家提供的是人才产品，但大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产品的工厂。我不希望我们大学的产品规格是一样的。作为大学的领导者，应该不断反思我们目前的体制、政策和方针，是不是有助于启迪同学的创新思维？是不是有助于教员更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在2003年撰文指出，美国的高等院校始终是美国社会的脊梁，如果没有这些高等院校，美国永远不会有今天在全球的鼎盛。我国的实践也说明，创办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充分发挥它们在培养创新型拔尖人才、推进科学技术创新以及繁荣社会经济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我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大概是多少？研发人员大概多少？他们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和地位是怎样的？

　　许智宏：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3200万人，研发人员105万人，已分居世界第一、第二位，研究和发展的经费也居世界第六，但我们的科技创新指数却属世界中下水平。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我国参与领导层的科学家仅占2.26%，就科技界整体而言，我国科技人才处于数量庞大但整体素质偏低、拔尖人才奇缺的尴尬局面。

　　比如，北大的一些学院与相应的美国最好的学院相比，每年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可能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我们的论文质量，例如在论文原创性上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发表的学术刊物等级和论文引用次数和影响等方面明显比那些世界一流大学要差，我们迫切需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很大工夫。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应是重点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首要任务。研究型大学有可能、有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上，改变当前我们的一些重点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平而不尖”的现象。

　　《第一财经日报》：如何应对来自内部外部的压力，对大学创新机制进行改革？北大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尝试？

　　许智宏：面对国际化的压力，我们不能不对大学进行创新机制的改革。北京大学作出的战略选择是，努力适应市场需求，同时坚持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要在发展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与应用型学科同时，继续高度重视基础学科发展；并在继承自身文化传统前提下，努力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共同体”。

　　学科交叉、文理互融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重要途径。因此北大要求文科学生必须选修4学分理科课程，理科学生必须选修4学分的文科课程。北大课程体系改革包括方面：一是拓宽课程选择范围，二是建立相对完善的学分转换体系，逐步允许学生在跨专业、跨院系选修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

　　《第一财经日报》：从政策层面来说，怎样才能保证大学在进行知识创新过程中有一个保障机制？这种保障机制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许智宏：2005年全国大学争取到的科研经费达400多亿元，是1998年的6倍多，年均递增18.5%。但随着大学承担的国家科技项目的快速增加，大学承担的间接支撑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因为大学没有科研事业费，这种状况影响着大学作用的进一步发挥，所以应对一批重点研究型大学给予稳定的支持。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说，希望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教育领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政策引导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有一个健康的发展。

　　目前北大经费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教育部下拨的运行费，二是向各个渠道申请的科研经费，三是校办企业的回报，各种为社会服务项目的收入，以及海内外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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