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一霸手”下的制度缺位

　　本报首席评论 徐迅雷

　　尽管说“北京不是‘首堵’，北京还是首都”，但北京市长王岐山日前在考察香港城市交通系统时，对比京城的拥堵，还是十分感慨。王岐山强调了公交少而私车多的问题，报道里未见他说到“公车”。

　　然而，庞大的公车队伍给北京“添堵”，是不争的事实。在北京282万辆车子中，私家车有200万辆，公车约80余万辆，公共汽车1.8万辆。中非论坛期间，政府限制公车上街，让49万余辆公车封存入库、使总量减少近1/4之后，道路立马畅快了起来。这再次引发了公众对“公车改革”的关注。

　　这些都是公开见报的数字：全国现在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耗资3000-4000亿元；今年全国公车采购量创历史新高，将一举突破700亿元，而去年则花了600多亿元；全国公车仅1/3的出车时间用于公务。大量的公车私用则是一种“亚腐败”，公车问题积重而难返。

　　就公车改革说公车改革，是不会有大的效果的。车子无非是一个“载体”，背后是体制特别是财政体制问题。现在我国实际财政收入应在4万亿元左右，公共财政必须首先满足对公共需要的保障和供给，特别是要解决基础性的民生问题。但是，当享用公车的“一把手”成为使唤公车的“一霸手”之后，拿财政钞票采购公车就成了“第一选择”，公车队伍必然膨大。相比之下，现在拥有59万辆车子的香港，因为有着严格的财政制度，公车17年来一直保持在区区2000辆。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轻而易举地一年拿700亿元用于采购公车？由于缺乏透明公开和严格监管，这些来自纳税人的钱，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却并没有多少监管的权利，那花钱的“权力”悉数“让渡”给掌权者了，当权力中人如数控制了“财权”之后，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权力就渐变为一种特权；在特权的支配下，大量采购小车并且“公车私用”，就成了现实；而且小车还要越买越高档，甚至牌照也越来越“特别”；不久前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某县“一把手”乘坐军车牌子的小车被交警拦检，结果手下的人动手揍了交警。

　　从“小车攀比”可见，“亚腐败”比腐败具有更为强大的扩散性与渗透力。正是由于财政阳光制度的缺位、由于民主财政程序的缺损，“特权”通过公车等等，首享了改革的成果，使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首要职能受损。上海社科院一份调查显示，“在老百姓心目中，部分党员干部不再被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被视为特权阶层。许多人反映，在用车、住房、医疗、子女等方面，干部阶层明显与老百姓之间拉开了距离。”

　　财政在“封闭的循环”之后，公众别说监督，就连获取基本信息都很难。比如，如何全面获得中国政府采购的信息，就曾难倒了美国学者威妮弗雷德女士，她说：“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纳税人获得信息的渠道是统一的；在德国，所有公共采购的招标信息都必须在《联邦政府公报》上披露。”（《报刊文摘》8月25日）

　　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公共财政政策的阳光；而没有这样的“阳光”，那么就难以融化“公车堵路”的坚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