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对中国新思维

　　冯昭奎

　　中日关系终于向前迈步了

　　今年10月8日安倍首相访华以后，笔者与一些日本友人进行了一些交流，其中，武吉次郎(日本摄南大学教授)认 为，日本出现了以安倍为代表的“对中新思维”。征得武吉先生

的同意，现将他所归纳的安倍“对中新思维”引用如下(引文 中括弧里的话为笔者加注)：“(一)在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一种‘模糊战术’(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意味着将参拜问题‘搁置 ’)，一方面是为防止因明言‘中止参拜’引起日本国内部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弹，另一方面期待中国方面报之以‘默契 ’或‘心领神会’；(二)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省，同时，强调日本在战后走过了60年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方面已经对战 后日本的和平发展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日方则期待中方今后能够继续保持这种态度；(三)安倍提出日中两国建立‘战略的互 惠关系’，将双方一再强调的‘面向未来’或‘未来志向’的说法进一步加以‘具体化’，对此，应予以积极评价，特别是‘ 互惠’这个提法，意味着在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中找到共同点，并将其升格为‘共通利益’，从而构筑密不可分的日中关系； (四)安倍提出‘政治与经济是日中关系的两个车轮’，意味着撤回他自己原来曾经提出过的‘政经分离论’，这点与中国方 面提出的‘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物质基础’不谋而合，对于日本经济界来说是‘正合吾意’，两国交流会更加起劲。”

　　笔者认为，通过落实“两个车轮论”，中日之间可望出现“以经促政”和“以政促经”同时并行的“良性循环”。

　　与此同时，一位日本前驻外大使写信给笔者，提出如下看法：“(一)安倍首相的访华受到日本各界高度评价(例如 日本第二大报《朝日新闻》在10月9日、10日两天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83％的民众对安倍这次出访中韩表示赞赏)； (二)为改善两国关系，日中双方均表现出明显的诚意(一方面是安倍勇于改弦易辙，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展现出了大国风度、 胸襟和责任感)；(三)虽然当初安倍首相本人被指责具有国家主义倾向，可是在安倍上台后，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安倍‘智囊 ’的国家主义学者并没有作为安倍首相的顾问被任用；(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军事摩擦和偶发性的武力纠纷，中日两国还应 当加强军界的交流。

　　在国内，上海学者吴寄南发表文章，称安倍访华是一次“破冰之旅”，凸显出安倍政权重视亚洲外交的新执政理念。 当然，“破冰”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课题有待解决。

　　比“个人信念”更重要的

　　是国家的外交利益

　　从武吉次郎先生所说的“对中新思维”到吴寄南先生所说的“重视亚洲外交的新执政理念”，从《朝日新闻》调侃地 将当上首相的安倍称为“新安倍”到包括《朝日新闻》在内的一些媒体将安倍上台前后的变化(比如从积极支持小泉参拜靖国 神社、强调参拜关系到“国家之根本”，到采取模糊或回避策略；从公开贬低甚至否定前首相村山富市1995年的8.15 讲话及前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表态，到上任后强调自己和本届内阁将“继承”村山谈话和河野表态；从曾 经有过否认东京审判正当性的言论到表示日本政府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在国与国关系上不对这一审判结果表示 异议；从曾经提出过日本拥有核武器也不违背宪法的主张，到上任后在国会多次表示日本坚守无核三原则，决不搞核武装等) 形容为“君子豹变”，可以认为安倍在对华政策上确有一些“新东西”。与过去那个曾经利用民族主义语境下“越过激越正确 ”的“做秀”的安倍议员相比，当上首相的安倍，其外交政策确有一定的变化，确有一些新东西。

　　笔者认为，这个“新东西”至少包括如下四点：(一)从国家战略高度处理对华关系，而不是让两国关系总是受感情 化或情绪化所支配；(二)能够体察到日本大多数国民要求改善日中关系的愿望，而不是无视广大国民的愿望；(三)认识到 发展对华关系符合日本国家利益，能够将国家利益置于所谓“个人信念”之上，而不是将所谓“个人信念”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换句话说，能够认识到自己从一名议员上升到一国总理之后，比“个人信念”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外交利益，作为国家领导人 必须从战略高度规范自己的言行；(四)具体地说，在历史问题上明确表示“日本首相不赞美军国主义和甲级战犯”，在参拜 问题上兼顾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反应，左右逢源(使左右两方面都无法批评)，想方设法防止靖国神社问题继续被“政治化”和 “外交问题化”。

　　政策“豹变”背后是否有

　　“权宜之计”的色彩

　　但是，对安倍能否成为“日本版的尼克松”，不少人仍然持观望态度；对安倍在对华政策方面的种种新表现，不少人 仍然存有不安和隐忧：

　　(一)在靖国神社问题上，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要求日方“妥善处理”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如今 安倍则表示在此问题上会做出“适切对处”，日文中的“适切对处”也可译为“妥善处理”，似乎双方在字面上就“妥善处理 ”靖国神社问题达成了共识，但是双方对究竟如何“妥善处理”或“适切对处”的具体做法似乎并未达成共识。

　　(二)如果说安倍在对华、对韩关系上表现出了一定的“新思维”的话，也并不意味着他在历史问题上有了全面的“ 新思维”，换句话说，安倍的“对中新思维”并不等于“历史新思维”，他在历史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很多“旧思维”，例如他 到现在还不认为甲级战犯是“国内法意义上的罪犯”，安倍比小泉聪明之处在于他能够把“个人的信念”与“代表政府的立场 ”加以区分。然而，这种内在心理与外在表现之间的矛盾难免会在今后有所暴露，特别是在曾经长期充当安倍“智囊”的右翼 学者的压力之下，安倍在历史问题正式表态上出现倒退、导致日本与受害国之间在历史问题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欲罢不止 ”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例如，曾担任驻泰国和沙特阿拉伯大使，现在是安倍所倚重的重要智库冈崎研究所所长的冈崎久彦不久 前提到，安倍新内阁应选择适当时机搞一个“安倍谈话”来取代能够诚实对待历史的“村山谈话”)，诚如自民党前副总裁山 崎拓所担心的那样，战后出生的安倍“不能深刻理解战争的可怕与和平的真谛”。

　　(三)安倍的“豹变”确实含有国内政治动机，这就是要在对华对韩外交方面尽快做出一点政绩，避免对华对韩外交 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然而，如果安倍在很大程度上是怀着国内政治的动机、特别是为了防止输掉2007年7月参议院 选举的动机而在对华对韩政策上演出这次“豹变”的话，那么，人们不能不担心安倍在对华对韩关系方面做出的政策调整是否 是“权宜之计”。

　　(四)安倍对中国“将军国主义分子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区分论”表示不以为然，认为这与日本人的想法 不同，是一种“阶级论”，这既反映了他的“历史观”，也反映了他的基于“脱情感外交理论”的“中日关系观”。他的这一 观点与中国主张的推进中日友好的“对日观”乃至战后大多数日本内阁主张的推进日中友好的“对中观”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此外，安倍的“国家美学”与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的周边国家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 也将成为周边邻国处理对日外交的棘手课题。

　　不过，与小泉内阁煽动民族主义情感的“负面情感外交”相比，安倍的“脱情感外交”总算是一个进步，今后，中日 两国需要通过推进“正面的情感外交”，来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民众的要求催生了

　　安倍的“对中新思维”

　　最后，笔者认为安倍上台后调整对华对韩外交方针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四点：

　　(一)最根本原因在于广大日本人民强烈要求改善日中关系，从主流民意看，越是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就越能获得国民 支持及其选票的时代已经过去，安倍需要民众的支持不仅是为了赢得明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更是为了争取“做稳六年首相” ，实现其修改或重写日本国宪法的目标和理想中的“美丽国家”(这或许是其鹰派政治的最集中体现)的“宏大目标”。

　　(二)在小泉时期，由于领导人的个人执政风格之专断和周围亲信圈子之狭窄，致使来自民众的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 推力或压力无法有效地传递到领导人那里(在小泉执政时期，日本驻华使馆的官员曾经对笔者说，他们非常期待日中领导人能 够会晤，因为那样，中方的想法能够直接传递给小泉本人，而作为外交官，如实地向上级乃至小泉反映中方的意见，就会被认 为是“替中国说话”)。与一意孤行的小泉相比，安倍在个人执政风格方面比较能够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在决策体 制方面则形成了与小泉的“一匹狼型”(单枪匹马)领导体制有所区别的、以多达五名“大臣级”首相辅佐官为主的“团队型 ”领导集团，从而能够较好地接触和感受民间的呼声。

　　(三)安倍认识到“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日本的未来”，提出要推动实施“3％增长战略”，为此，自称是“开放的 保守主义者”的安倍认识到，要实现他的“3％增长战略”，关键在于能否将亚洲经济增长的活力“引入”到日本的经济中来 ，其中，尤其是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业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

　　(四)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变化、特别是布什政权内部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削弱，中美两国在应对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关 系的深化，使积极追随美国新保守主义政策的小泉的对华政策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为此，继续采取亲美政策的安倍政权，不 能不顺着美国的方向盘调整对华政策的方向。

　　但也正如武吉次郎所说，不能完全排除安倍访华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的可能性，所以，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抓 住机遇，扩大“战果”，造成一种让安倍刚刚启动的积极的对华政策成不了“权宜之计”、无法倒退(如果倒退的话，将为此 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的局面。

　　阅读链接：《安倍访华：转机与疑虑》——本刊2006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