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珍稀动物的生死

　　李鸿谷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那条著名的武昌鱼，是长江里的鱼吗？标准答案是，“武昌鱼产于鄂城和武昌县境内的梁子湖”。不过，稍稍用心检索一下湖北省湖泊资料，可以聊以补充的事实是，“梁子湖湖泊辽阔，直通长江”。

　　长江自宜昌以下东流，用科学的语言格式描述：“历史上原是由干流、支流、浅水湖泊相互连通构成的完整而巨大的系统。可称为江湖复合生态系统。”这是难辨武昌鱼是(长)江鱼，还是湖(泊)鱼真实的背景。这一特殊而巨大的生态系统，曾“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有趣的是，即使现在，一般湖北人称武昌鱼，仍习惯用“鳊鱼”之旧称。甚至那位主厨做这道武昌鱼的特级

　　与武昌鱼只是作为诗人的隐喻之用不同，长江下游的鲥鱼却多以单纯的美味而被书写，郭沫若吟道，“鲥鱼时已过，齿颊有余香”。周劭先生记录的鲥鱼保鲜之策，更让人长见识:若长途运送新鲜鲥鱼，需要事先熬上一大桶猪油，待其冷却而未凝固前，将刚捕捞上来的鱼整条放进油桶里。这样快马运到北京，万岁爷就能吃到新鲜的鲥鱼了——看来，这种奢华只成追忆。媒体注意到的事实是，“1996年始，有关方面在鄱阳湖进行了历时3年的捕捞，竟一无所获”，鲥鱼真的没了？

　　这种变化的另一种观察或者亦有趣味。长江美景与美味曾经是诗文“产品”的主角，而现在更多的知识生产，却转换了语言格式，更容易进入传播通道成为主流的描述方式是，“(长江中下游)上世纪60年代至今，被围湖造田用掉的湖面占原湖面的42.7%。迄今为止，只有鄱阳湖与洞庭湖还算保持着自然通江状态”。所以，武昌鱼，如果讨论它现在是江鱼还是湖鱼，答案又自有不同，至少再难肯定它是长江里的鱼了。

　　知识生产的变化，换言，长江重新被发现并因此成为主流话语，循福柯“知识考古”的方法论来观察，或许仅仅不到100年时间。

　　孙中山先生在著名的《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中，对长江功用曾有思考，他写道：“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即地学家所谓红盆地也。此宜昌以上迄于江源一部分河流，两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36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改良此上游，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建国方略》刊布的当年——1919年，英国工程师波韦尔进长江考察，稍后波韦尔提交了《扬子江三峡水电开发意见》。当年《申报》记录他的意见：“据巴威尔(波韦尔)氏计划，宜移去低水力处之岩石，开浚河身之淤积，使低水处宽至九百尺，深至十五尺，然后起筑七堤，以保持水平……如此办法，长江上游几同巴拿马运河。每堤蓄水既多，则可安置水电涡轮而发展水力。按用煤生力，须雇技士、矿工、运工，人数既多，用费亦昂。若用水生力，则仅需十人。两相比较，则水力之发展尤宜致意矣。”

　　稍后，被重新发现的长江价值，孙中山先生给予了更为明确的描述:“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像这样大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肥料……让这么大的电力来代替我们做工，那便是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

　　中国人对电力的惊奇，始自1882年英国商人狄斯·罗和魏特迈，他们在上海开办了“电光公司”，第一次在中国安装了12千瓦的火电发电机一台。之后，将长江、电力与国家富强组合一道思考并叙述，即使现今，后人思之，仍会深为这一伟大的想象而感叹。当然，由此，长江的国家价值确立，成为现代化中国最重要的表征之一。同时，也开始了一种我们现在仍习惯的思维惯性与语言模式——1933年，扬子江整委会官员宋希尚在他的测勘扬子江报告里称：“返观我国，能无浩叹，既占有昭著世界第二大川之扬子江，不独不能利用其天然水力，兴筑发电之新建设，且尚不知偌大扬子江之究有若干水力可以产生，蕴藏巨宝而不自知其价值作一度之统计，能不作奋发有为之猛省乎。”

　　那个年代，被激荡的三峡梦想，亦有对应现实中国的疑惑。记者徐盈分析美国人萨凡奇提供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1944):“萨凡奇计划中说，渝沪间可以行驶万吨巨轮。假如四川每年的出口只有3万吨，那岂不是三船就可以运完了？”这一杞忧，对应现今的长江航运，按统计年表——“2004年通过三峡船闸的货运量达3430万吨，加上翻坝转运量，过坝货运量突破了4300万吨，比历史最高水平增长将近一倍。”仅仅60余年时间，变化之大，可以映证人类长江活动之剧烈。

　　长江，当国家价值成为主流，取代文人趣味——用单纯的现代化及其悖论的逻辑，或许只是论述格式而未必能够应对现实中国。孙中山先生的宏图，按其被宣讲并形成具体行动的曲线来看，其规律是长江水患之后，曲线拉升。1931年与1935年长江洪水，死亡人数分别达14.5万人与14.2万人——《大公报》记录1935年那场大水的瞬间，“(汉口)目前最危险者，厥为张公堤，堤身已百孔千疮，不堪再经水长此浸压，且麻袋等已缺货，虽经电沪购买，恐有不及，惟盼水能速退两英尺，则水灾可望幸免”。大水之后，即有“技正”与“工程司”赴宜昌至重庆一段测勘，这一工作一直延续到1947年。稍后，1954年，长江再发大水……人类生存的现实挑战，成为一种命令，改造长江不再是单纯的“变贫为富”期待。

　　应对长江洪水的挑战，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1957年，长江历年水文资料整编结束。在同一命题之下，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建康在这一年开始了他为期3年的主持长江鱼类生态的调查。稍后，刘院士提出，“我国鱼类区系和形态学已有较好基础，今后应该转向鱼类的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研究”。我们关于白鱀豚——“比

　　也仅仅在重新发现长江价值不足百年时间，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新鲜事实是：“历年来收集到的白鱀豚标本中，90%以上的死因是人类活动(渔业、航运、水利设施建设和环境污染)直接造成的。”人类在应对长江洪水挑战与现代化努力之际，确实过度地显示了自己的能力与权力。那些历史上并不完全属于人类的自然之所，被反复地印刻上人类的足迹。其结果是上世纪50年代，湖北各种湖泊水面总面积为8528平方公里，而现今仅剩2727平方公里，不足曾经的1/3。“江湖复合生态”，或者现在只能说是“旧的”长江的科学知识。

　　“九五”期间中国科学院“长江项目组”发表的调查数据描述曾经的八百里洞庭:“1974至1998年的25年间，洞庭湖湖盆泥沙淤积总量达1.038亿立方米。1974年城陵矶水位30米时，洞庭湖容积为14.7亿立方米，到1988年蓄水能力下降了1.5亿立方米，到1998年又下降了0.5亿立方米。”而这份报告显示的另一结论，却更惊人，“1952年以来，湖泊围垦对江湖洪水位抬升的影响是湖泊自然淤积造成影响的2～10倍”。事实是，人类应对长江洪水的生存挑战，结果很难说我们获得了胜利。淤积与围垦造成的现实，“在1998年水情条件下，其实际水位较1952年湖盆地形条件下的可能水位明显抬升，洞庭湖南咀水位增高1.22米”。在这种情形下，讨论长江古老物种的生与死，即使最乐观的科学家也坦言，不管如何，“人类活动增加的趋势在短期内无法逆转”。

　　无法逆转的现实下，可以自省的人类活动，或者如中国科学院水生所副所长王丁所言，是“人类粗放利用长江资源和不合理干预长江水系生态系统”。

　　(本期封面故事包括以下内容：

　　30 长江珍稀动物的生死

　　34 寻找最后的白鱀豚

　　44 白鱀豚:不可阻挡的消亡？

　　48 中华鲟:野生物种消失前的拯救

　　54 扬子鳄保护的尴尬

　　58 天价的鲥鱼和刀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