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行公事的道歉”说不过去

　　□邵显亭

　　19岁的兰州农村青年白荣晖，患有先天性孤立肾和慢性肾功能不全症，家人东拼西借也凑不齐高额的手术费，他的父亲白纯钰走投无路，于今年7月17日给庆阳市市长写了封求救信，但却没有结果。8月3日，白荣晖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事后查知，这封已经被市长批示给民政部门的救命信，在市政府办公室被“搁置”了20天(详见今日本报A30版)。

　　一个农民，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断不会想到提笔给市长写信的。这封信所夹杂的，有现实逼迫的无奈，更有对领导的信任和希冀。然而，这份希冀最后还是破灭了。

　　对此，庆阳市政府办公室文档科科长任贵军和在场的其他工作人员承认，这件事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并表示，以后“一定吸取教训，把工作做细！也向对方(白纯钰)表示歉意”。这些说法完全是“例行公事”的模式，看不到多少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看不到要进行责任追究的蛛丝马迹。也许，白荣晖之死，与“市长批示被压”难以说有多少直接的联系，但这绝不是可以被忽略的一面。

　　《公务员法》对“公务员义务”的规定是：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对照这两条来看，庆阳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对“市长批示”没有及时送达，显然有违反“义务规定”的嫌疑。

　　“市长批示被压”事件，不应当被简单地处理，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该依法进行。如果只是把这一事件看成单纯的工作失误，然后自行决断，不仅对求助者难以交代，对法律的威信也是一种公然挑战。

　　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例行公事的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