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跪，让我难以承受

　　11月21日夜，接到本报记者丁贤飞从合肥打来的电话，称本报“新闻热线”接到了一个线索，黄山市一女读者说他弟弟患精神病已有7年了，最近发展到了持刀对付她父亲和烧房子的程度，父亲只好用铁链将弟弟锁了起来。这位女读者不得不从上海赶回老家照顾弟弟，她希望媒体能帮弟弟找到好医院，并治好弟弟的病。

　　我的心被堵住了

　　22日早上5点半，我前往黄山区的深山村，10点到了村里，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位读者家。

　　读者叫翟黎英，34岁，一个看上去很温顺柔弱的女子。进了她家的门，我就感到有些震撼，这是我7年记者经历中见到的最贫困的家庭之一，屋里除了家具就什么也没有了。果然，后来得知老人曾经连续一个月以红薯为主食，几乎一年没吃到肉。家里为给弟弟治病花了5万多元，至今欠债已近2万元，而她家的年收入仅为3000元左右。

　　为了给弟弟治病，60岁的父亲翟笃树向信用社主任下过跪，老人还到处求菩萨“帮助”他脱离困境，因为老人觉得老伴因患绝症去世与儿子患上精神病，这都是“命不好”导致的。

　　采访用了5个小时左右，老人的眼泪流了十多次，黎英的眼泪也经常涌出来，我心里很酸。当老人说自己身体不好，10年、20年后总要死的，那时候怕儿子无人照顾，实在不行只有……我立即追问他要干什么？老人这才说那只有在快死时让儿子服鼠药与自己一起死，老人的泪水在这句话说出口时也一起流出来了，我的心里更加堵得慌了。

　　随后，我与患者聊起天来，患者吃了药，言语思维似乎与常人没有不同，但是从眼睛里依然可以看出病人特有的呆滞。或许是镇静药常年吃的原因吧，他的病情也许是严重了，但我总觉得这个28岁的小伙子真正的病因，是缺乏与人沟通，缺乏心理上的疏导，性格上的偏执与心理上的妄想症等没有得到及时地发现与治疗等。

　　我希望和患者交个朋友

　　或许是新安晚报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派记者上门采访的缘故，也或许是我上门采访时带了区区20元钱水果的缘故，又或许是我和患者真心交流的希望……总之，在我快要离开的一刹那，令我震撼的一幕发生了：翟黎英突然把她弟弟从被子里拽起来，按着他的头，跪在了我面前，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她自己也“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她哭泣着说：“谢谢！谢谢！希望我弟弟能在报社的帮助下治好病，我们永远也忘不了你们报社的大恩大德！”

　　那一跪让我无奈和长叹

　　在迅速而拼命地把两人扶起时，我感觉到了从我骨子里发散出来的羞愧与不安、惶恐与内疚、无助与哀痛。

　　我知道我只是一个记者，即使再加上新安晚报社的一群新闻人，我们也不过是记者罢了。我不知道我们的报道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承受不起姐弟俩的这一跪。

　　黎英姐弟的这一跪，跪出了我的无奈与长叹。

　　我将永远记住，这个社会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弱者，这个社会还非常、非常地需要我们新闻人这个群体，这个社会呼唤我们记者要走入基层，要走入那些千千万万需要我们帮助的家庭。

　　本报记者吴永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