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差距的历史溯源

　　第二个问题，他们如何变为“富人”?

　　仔细探究一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也正是我国市场化体制转轨期的真正开始。但与诸多国家市场体制建立不同的是，我国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同时，保持了政治体制的连续性，相关行政体制完善、法律体制改革没有适时地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一些政府机构、行业部门权力过分集中，由此也埋下诸多行政腐败

的隐患。

　　正是在这种市场体制建立、法律体制失真的情况下，一些个体手中的权力自然成为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商品。在利益的驱动下，官商开始勾结，形成了最早的“强势”利益主体。他们往往利用整个团体所具备的政治、经济权力优先获取市场机会和社会资源，为自身牟利，以不断满足其不断扩张的欲望。由此带来的后果自然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贫富矛盾等社会问题凸现。

　　而相比于上世纪90年代，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则显得更令人担忧。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及完善法律体制的缺失，这部分“强势”利益主体纷纷抓住我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在资本和权力的双向运作下，大肆侵吞社会财富，不仅范围、空间有所扩张，而且表现出了家族性、继承性的特征。一位学者甚至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的精英并不需要转换，而是更上一层楼，直接升级为精英中的精英，并让他们的后代继续成为精英。”

　　分析至此，再去讨论所谓的“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显然已经毫无意义。毕竟，如果收入分配体制的主导权原来仅仅是为存在于社会中的那部分“强势”利益主体所控制，那么对一个个孤立的“弱势”利益主体而言，唯一可以做的事或许只能是接受现实。当然，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经济体面前，我们恐怕也找不到比“既无效率又无公平”更适合的词语来对其修饰。

　　站在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我们应该怎么办？

　　说到解决方法，有人也许会想到库兹涅茨提出的收入分配倒U曲线理论，并把上述现象归结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这里我只想谈一点，倒U曲线本身的确没有错，但它有严格的前提，就是一个健全的法制体系。显然，就我国而言这样的条件尚不具备，等待收入差距从倒U曲线最高点滑下去的天真想法自然也是可笑的。

　　其实，通过全文阐述我们不难看出，上述“强势”利益主体得以生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我国尚不健全的法制体系。正是这一“特色国情”的存在为前者提供了天然的活动温床，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为其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因此，要解决当前社会日趋凸现的贫富差距问题，究其根本就是两个字：“法治”。这里如果把“强势”利益主体比作是一把隐藏在“贫富差距”现象之后的症结之锁，那么健全法制体系无疑就是开启这把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收入差距问题的那把唯一的钥匙。

　　当然，笔者也十分清楚一整套法制体系的构建绝非一朝一夕，尤其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既适合当前中国国情，又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的法制体系，必然会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但正有鉴于此，我们才更有必要将时间和精力从表层制度的“小修小补”转移到内在法制体系的构建中去，循序渐进，以真正达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