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调研中国中山大学调研报告节选

　　新农门客栈：社区融合

　　——一个珠三角农民工社区的经验研究

　　中山大学团队成员：陈颖斯，刘玉兰，吴琳缤，顾江霞，唐湖湘，李志坚

　　指导老师：任焰

　　第一章 一个典型而又特别的农民工社区：N外工村

　　N外工村是我们调研的地点，如果是要考察生活于其中的农民工的社区融合，对于N外工村的了解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么这一外来工社区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历程，而现实情况又如何呢？本章从农民工和当地人口中的历史以及我们所查到的文献资料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发现，N外工村的历史变迁正是一个从农业生产方式到工业及服务业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即非农化、小城镇化的转变历程。这种变化历程也折射出整个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聚集的社区变迁情况，我们也试图通过对这个社区及生活于其中的农民工及本地人的调查，来了解类似社区融合情况。

　　1、农民工与本地人口中的社区发展历史：N外工村的发展历程

　　“我到这里时，诺雅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芜，什么也没有，一个泥巴水塘，到处长满杂草，开始是一个香港老板的。”(Y2)

　　“当时来到河村这边的时候这里由于地理位置不是很好，所以这边发展的不是很好，周围都是一些农田，后来在最近五、六年的时候这里的很多厂房才修建起来，慢慢的才发展起来的。(某公司)也是在这个时候差不多同时发展起来的，在97、98年以前这个公司不是叫现在这个名字的，以前还是一个国有企业，后来发展的不好，所以改制，现在的老板就出钱买了这间厂，所以现在发展成这样，规模已经是很大了的。” (W2)

　　“刚开始时，咱们厂只有三十多个人，湖北的有几个，河南、四川、湖南的也有，本地有几个……那是生产线才一条，肯定也没有现在的先进，设备比较简陋，生产量也不大。那几年(20世纪)90年代末期，广东经济发展迅速，建筑材料市场空间很大，铝材加工品市场需求也很大。我们厂也就跟着大步发展起来。生产线一条条增加，现在已经有十条生产线了，设备和工艺都有了很显著的提高，现在厂里的工人数量大概维持在700人左右。”(W1)

　　“原来这里哪有什么商店，人都很少，某厂的工人很多都住在厂里，有些就住在村里，(某)老板一看自己厂里这么多人住到别的地方了，自己还有个地，就盖个职工宿舍什么的，后来有什么人指点了下，才做一个外工村项目来做的。修了路，建了房之后，人渐渐多了起来，店面才多起来。生意好起来时间也就这两年的事情。。。。。。原来对面那些门面，五百块都没人要，现在随便一千多。” (Y2)

　　“后来在L外工村这个地方摆地摊，生意还是不错的，后来L外工村建起来之后就不允许摆地摊了，就租了现在这个门面。”(Y6)

　　“(2004年左右---作者注)这边L外工村刚刚建起来，他们做了很多招商广告，吸引商家到这里来开店，自己也就到这里来了。”(Y4)

　　熟知河村情况的本地人黄伯，介绍了河村的变迁：

　　“河村原来以几个大家族为主，这里很长时间居民过的是种地卖鱼营生生活。黄氏为河村两个大姓之一，黄氏宗庙仍然香火不断，另有一吴氏也香火连绵。原来还有一个梁氏大族，由于人丁稀少，族人凝聚力不强，宗庙冷清。原来外来人很少，只是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里水镇好象一下子就热闹起来，工厂多了起来，高楼也多了，修了几条路，以前那些荒山现在也建了不少房子，人突然多了，好象突然从哪里冒出来的。河村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村里以前还有些种田，现在村里没几分空地了，基本全盖厂房了。本地人办厂的办厂，租房的租房，大都有钱了。有钱了，过日子就不一样了，家里建高楼，城里再买一栋，车子也有了，什么捷克、本田的都不稀罕，

　　2、社区的今日概况：

　　据村委干部介绍，H村是一个普通行政村，靠近镇中心。该村是镇里最富裕的村之一，2004年全年工农业经济收入127200万元，经济纯收入2700万元，人均9028元，同比上一年度增长12%。根据村委2005年统计公布的数据，河村地域面积约4.027平方公里，河村本地人口约3100人，其中农业人口约2800人，外来人口(以已办暂住证为据)约8600人，外来人口数量已显著超过本地人。H村现有各类厂家250余家，规模比较小，以高劳动强度密集型的低附加值加工型工厂为主，如鞋厂、塑料厂、手工饰品厂、五金厂、空调配件厂、模具厂、各类电器厂等。最小的家庭作坊约10左右，大多数工厂人数规模在百人以下。

　　N外工村是在H村中建立起来的一个外工村，占地面积60亩，约3万平方米。它是由某公司的老板出资3千多万兴建的，原本只为其租客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社区设施，现已成为各工业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聚会和休闲的场所，在公众节日，此地最多聚集了5、6千人，而平时人数较少的夜晚也有5、6百人。该公司专门购买了两辆大型豪华巴士免费接送离新邨距离较远的外工。以该村为圆心，直径5公里范围的外工基本上都会选择此处为每晚的消遣去处。

　　任何来此的人会发现，N外工村的左边有两幢整洁的楼宇，是租给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寓，但是由于租金较贵，所以居住的大多为收入较高的外来者；右边就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娱乐休闲地点了，可容纳200人的溜冰场是外来工聚集的主要场所，旁边的一排小店只要花费1——2块钱就可以了。往前就是外来工演艺广场，此广场提供座位约有600个，每逢周六日，该公司都会邀请歌舞队来这里表演。演艺广场往前就是诺雅

　　第二章 经济融合篇：二元经济系统及相互依赖关系

　　农民工进入城市，首先也是最基本的需要就是要在经济上适应社区以维持他们的生活甚至生存。以下部分，本文将围绕农民工及本地人在工作、居住及娱乐消费三个方面展开描述，以探讨两者在经济方面是否能够融合。我们发现，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在以上三个方面是相对隔离的，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

　　一、农民工：来到L村，外面的世界是否真的很精彩？

　　1、他们的经历：来到L村

　　“我是四川人，到广东打工是四五年的时间了，自己只有初中文化，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才在诺雅开了这一间

　　“我是湖北人，我是1995年就过来里水的，其实都是和其他大多数打工的一样，因为里水这边刚好有我们村里的老乡，这样我来里水起码有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W1)

　　“我是贵州人，出来里水已经半年了。我今年18岁了，因为我哥哥在这边，所以我也过来这里了，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还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现在我觉得这里很好，起码比家里好！” (W10)

　　他们找工作的经历都是大同小异的，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而年轻的他们都是经由亲戚朋友的介绍而来到外面世界的第一站。

　　在调查问卷中，有61.8%的农民工是第一次来里水，而36.9%农民工则不只一次来里水了。第一次来里水时，大部分农民工都是通过其他人介绍，例如亲戚、老乡、朋友等等介绍过来的，这占了样本总体的58.6%，而通过自己找的占19.1%。

　　2、他们的职业、岗位

　　“我是生产部的部长，我在N公司已经工作了10年，而在这个位置上我已经做了8年了，当时和我一起来的都已经全不在这里了。咱们工厂除了财务、人事部外，其他五个部门的负责人都不是广东人，有四川的、湖南的。厂里的广东人有一些，本地人很少，是不是河村人，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厂里财务部、业务部和生产厂部的厂长都是老板的亲戚，可以说是实行的是家族式管理，老板是里水人呢！”(W1)

　　“在里水打工有五六年的时间了，都是在N厂工作，自己做的事情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就是搬搬物料什么的，自己的文化不是很高，所以肯定是不能够升级的啊。还有就是在这里你看看他们本地人都是那么的有钱，地皮钱很多，不做都有的吃，不想我们不做就没有得吃了，一些好的工作他们就做，你看那些巡逻的人，一天到晚晃晃的，工资还是有1000多块钱，不像我们现在做的那么辛苦。”(W12)

　　一个本地人跟我们说：“我以前在里水中心小学教书，退休后，经一学生介绍，就来这里工作了。这里工作的薪水不高，只有一千多块，但是可以打发一下时间，寄托精神也好。”(Z1)

　　在我们的一次对本地人的焦点小组中，组员Q告诉我：“我们厂里当中有99%是外地人，大多数都是做生产工，本地人则都是在办公室里做。组员J说：“我们厂也是99%的都是外地人，大部分也是生产工，本地人除了在办公室里做还有做仓管的。”组员Q补充：“仓管、销售、采购。”组员H说：“本地人基本上都是在办公室里做。外地人中学历高的，有经验的都有机会坐办公室。全厂有几百人，坐办公室的有十几人而已。”(B1)

　　在L镇，工厂大多是以手工业为主，在鞋类厂里工作的占15.3%，五金/模具厂的占22.3%，电器厂的占14.0%,塑胶厂的占7.6%，其他占29.3%。在问卷调查的农民工中，47.4%的人是普通工人，23.7%的人是技工，9.6%的人是班组长、领班，5.1%的人是主管，其他的占12.8%。而在外地人与本地人是否同工同酬一项，有55.4%的人说两者一样，而16.6%的人则说本地人比外地人高，19.7%的人说不清楚。

　　以上可见，那些普通工作，那些脏一点，累一点、苦一点的活，大都是让那些农民工去干，本地人一般都不愿意去干。本地人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的，负责重要职位的或者负责管理工作。

　　3、劳动与收入：

　　七月的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我们又走访在D村上。我们看到一个妇女在家门口勾花，于是走过去和她聊天，原来她是在为头饰厂加工头饰，每个大概能赚1毛多，每天能做100多个，这样算下来，她一天只能赚10多元。在另一间出租屋前，我们看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在灌水，在她那黑黑的瓦片房里的地上业放着那些头饰，她说一个头饰能赚2、3毛钱，一天能赚30多元，但是有时就只能赚10多元而已。看来这一带有不少的外来妇女在做头饰的加工工作。

　　还有一个我们在里水公园里遇到的女工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她是一个食品厂的女工，刚从家里出来半年，她们厂里是两班倒，每班12小时。她们跟我们说她们经常要加班，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她们所谓的加班是在工作了12小时后另外工作的2-3小时，原来她们都认为12小时是正常的上班时间(劳动法规定每天正常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她们的工资是按小时算的，每天基本工资25元，如果不加班的话一个月的收入就很少了，所以她们都很还欢迎加班，这里指的是12小时以外的劳动时间。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刚进厂时，我们普通工人一百多块钱一个月，坐仓库管理员时，我大概四百多，一般工人二百多块，坐质检员时有六百多。现在嘛，两、三千吧。现在厂里一般工人一千一百左右，车间工人都差不了好多，要注意平衡的。咱们厂一般按件计工资，以吨算，每个车间能生产多少吨，一吨给多少钱，然后每道工序的工人工资差不太多，只是补贴有些区别，喷涂环节的工人要高一百到两百。我每天上班的时间都是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六点半，一个星期基本是没有假期的，如果要请假就要调班。其他工人则是两班倒，每天要上十二小时，白班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晚班是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 (W1)

　　“我来这里半个月多几天，现在还没发工资，我都没有钱吃饭了。我一个月八百五的样子，吃饭，公司包了，四十八块钱一个月，每天两顿饭，住也是统一安排的，不要钱，就收一些水电费，每月从工资里面扣，可能到我手的只有七百多一点。都不够自己花。我们几个楼下的保安，工资一样的，我们上面班长要多一些，九百多吧，班长上面有个队长，还要多一些。办公室有两个女秘书，他们一千块钱一个月，比我们不知舒服到哪里去了。我们一栋楼每天12个小时轮班，她们只要工作八个小时。那个新来的女保安她只做了一天，受不了，她男人叫她走了。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保安都是刚过来不久的，每天坐在这里看似轻松，但时间太长，也挺烦的，工资又低，我也想走了。嘿嘿，是真的。在厂里做呢，累肯定累，工资要多一些，其实也不自由，以前我在东莞做过裁缝，我出来四、五年了，也做了好几家厂，每个厂其实都差不多。” (W3)

　　一个花圃工人是这么跟我们讲诉她的故事的：“我是湖南人，96年就过来广东打工了，刚来的时候是在广东韶关打工，也是从事花王的工作，我的丈夫与我一样。刚来广东时，我们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50元，但是那时250元可是很大了。现在我们的工资是700元。在韶关大约工作了两年后，我们就过来里水这里了。10年来我们都是帮老板种花之类的，曾经种过玫瑰、盆栽，在里水也换过几次工作，上一份工作的工资是每月800元，但是因为工作比较辛苦，总是要更换品种而需要不断地耕地，加班的时间也长，所以我们换了现在的这份工作，即使我们现在的这份工作比前份工作还要少100元。”(W7)

　　一位中年女工又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我是四川人，家乡是在南充附近的乡下，来到里水这里已经是5年了，在这之前是在广州的其他地方打工，如惠州等地。现在是在建筑工地上面工作，和老乡以及老公在里面工作，自己主要是做一些打杂的事情，工资是有一千多元，因为你想如果没有这么一些钱，没有人会愿意做的。和老公一起一个月大约有三四千元，比起家乡肯定是多了很多，不然也不会出来打工了啊，不过在外面花费比家乡多了很多，一天经常都是五十或者一百元左右。在外面打工太辛苦了，现在在建筑工地每天四五点就开始工作，做到晚上八九点。工资的计算就是每天按计件来算，你做多少就做多少。如果是按照天来算，那样老板就赚的太多了啊。”(W11)

　　从我们的调查问卷中得到的信息，外来工平均月工资是1003.92元，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574元每月)的人占11.0%。工资收入是对劳动的报酬，然而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所得来的报酬两者之间是等号吗？

　　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地人的收入情况。

　　D村的一个小卖部的男店主：“我从小就在村里长大的，村里只有1000多人，外来人口却有10000多人。我们将田出租后，每年有3000元左右的分红。”(B2)电影院的老板夫妇也告诉我们他们每年也可以得到村里的分红。焦点小组中的组员也同样有着这样的机遇，只是不同的地方每年分的数额不同而已。一个湖南人在一次访谈中还抱怨到：“村里的人就不同了，每年还有股息派。”(W6) 我们也了解到，在珠三角地区，已经普遍建立起一套分配制度，有的叫股份制，即一种平均分配制度，如本地人16岁以上算一个全股，16岁以下算半个股，每股每年可以分多少钱。而外地农民工无论是否在当地村里购房也是无法取得股份的。当地农民的股份收入比工资收入高很多。

　　4、农民工的愿望：自己做老板

　　无论他们是哪里人，现在在做什么，似乎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愿望，那就是以后不用替人打工，自己做老板。

　　一个Y阿姨在和我们介绍完她的从商经历后，跟我们说：“看着你们是老乡才和你们说这些的。在外面打工还不是那样，每天累的死，哪里有钱就去哪里，哪个还会长久呆在一个地方。反正打工不是长远之计，还是做生意好。读书的话，就去考公务员，去当官，那比做生意又好很多。”(W4)

　　在N超市工作的T告诉我们：“我可能打几年工就会回去的，出来打工就是赚些社会经验，钱是赚不到什么的，你看我们宿舍就晓得，一个月千把块钱，吃饭买东西玩耍，再弄个手机，哪有什么钱留呢。回去做生意，家里也是这么想的。”(W5)同在一间出租屋里的B也说：“我想以后自己做生意，这几年我都会呆在里水这边做事，现在超市里多学些东西，以后都邓冈那边去开个商店，暂时是不会回去的。”(W5)

　　一个风味小吃店的老板也是这么和我们说：“原来我们也在广东打工，里水也打过一阵工。打工不自由，这边工资也不高，还要受气。自己做生意还是好些。”(Y1)

　　N城火锅店的老板也说：“一般人都是自己打了几年工之后，都会想着自己开店，这在做我们这一行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因为给别人打工是很辛苦的事情，而且自己也没有太多的利润，一般都会根据自己的资金，多的就开一家大一点的店子，资金少的就相对小一点，但是都是期望自己能够开店的。”(Y4)

　　二、农民工与当地人的住所　　

　　我们发现，村子里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房屋，一边是镶有琉璃屋顶外装有陶瓷片的带有铁门2、3层的楼房，一边是一排排的瓦片屋顶、红砖墙身的平房。

　　我们走进一间出租屋，这里住的是外地人，一个三口之家，他们都是江西人。男主人现在在工厂上班，而女主人则因为要照顾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而留在家里。接着这个访谈的机会，我们从而亲眼目睹了出租屋里面的状况。住在这些出租屋里的基本上都是一家人了，有些还没有孩子，有些家里有着几个孩子。这些出租屋以前都是当地村民的旧屋，一条巷子里有10个单间，每间要120元至130元。每间房子大约只有10平方米，就一个单间而已，厕所也在里面，与房间是相通的，只有半堵矮矮的墙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分隔。房间里只能铺下一张床，平时做饭也在里面，可以说在房子里吃喝拉撒全在一起了。即使是烈日当空的夏日里，房子里面也是黑乎乎的一片，里面看不到什么阳光。

　　村子里一般会分为新区和旧区，新区里住的是本村居民，而旧区里就是住着农民工。一位村民是这么跟我们说的：“现在村子里稍微有钱的都会搬到新区去了，旧区里的房子都拿来出租了，有些人靠出租房子每个月能赚6、7千甚至上万元。房主在出租的时候也会对那些农民工有个调查了解，需要知道他们是否在厂里工作，做什么工作等等。” (Y2)一个农民工这么给我们形容过：“我店后面那块全是外来工住的，不晓得有好多，几百应该有吧。那种高楼房用围墙围起来，还养了几条狗的就是本地人。”(Y3)

　　我们也到过一些本地人的家里做过探访，下面是W婆婆家里的情况。W婆婆今年五十五岁，年轻的时候从第二条村嫁过来H村，在H村已经30十年了。丈夫去年已去世。W婆婆现在跟女儿一起住，大女儿今年28岁，在大冲一工厂工作，己结婚，丈夫是警察，两夫妇育有一4岁儿子；二女儿中专毕业，在工厂工作过，同住。W婆婆一家居住的房子4层高，第一层楼分成几个单间，出租给外来工，租金多少视房子大小而定，最小的房子120元，最大的300元。收益归女婿。W婆婆自己在对面也有一石米两层高的旧房子，出租给一四川老板，每月一千元租金，租金就自己买点菜，做零花钱用。W婆婆现在住的房子里面非常宽敞，一百五十平方米左右，瓷砖铺着的地面，宽大柔软的沙发，客厅里面还有两个电视机在同时播放，其中一个电视在播着电视剧，另外一个则在播着儿歌，屋里的冷气吹着人心里凉飕飕的，与外面的热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了村子里的平房式出租屋，我们还发现有高层楼房式的出租屋。这些出租屋分别分布在N城与周围的村庄里。N城有两座六层高楼，两座高楼间是布置精细的花园。A座第一层为门面，开有数家商店，二至六楼为住房，房间约210间，大小一致，每个房间面积约为宽四米长六米，二十四平方一间，房内有一卫生间，有一窗与门对面，一般适合居住四到六人。B座基本六层全为住房，约144间，房间分两类：大房为一室一厅一阳台，小房与A座大小差不多。A、B座都为对称式建筑，房间面对面排列，楼道在中间，两端各有一个出口，平时为便于管理，一般只开一个出口。租房类型分为单位租和私人租两种，附近工厂在此租房作为员工宿舍，房间长期租住，换人不换房，此种占较高比例，A、B座都有此种类型。据诺雅物业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住宿区约住人一千多。租房价因大小和祖期长短而有区别，由于N城经营越来越好，房价略有涨，现在A座的每间房子要250元一个月，而B座的套间则要350元一个月。所以有不少的住户后来都搬走了，250元一个月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

　　我们发现，农民工的聚居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集中的居住方式，既所谓的宿舍小区管理，另外一种则是居住在当地农民的空房里，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当中有54.1%的人住在集体宿舍，有43.3%的人则住在出租屋。在我们所调查的社区里，这些出租屋分别分布在N城与旁边的H村与D村里。

　　了解了农民工来这里工作的途径，以及与本地人职业、收入、居住方面的区别后，我们对以下问题也颇有兴致，农民工的消费习惯如何，而本地人又有什么样的消费习惯？

　　三、两种系统：农民工与当地人的消费习惯

　　在某天晚上，我们观看了盼望已久的L村公园举办的演唱会。

　　台上的帅哥先邀请了一位坐在前台的女生上台与他配合。女生坐在椅子上，歌手一边唱“你到底爱不爱我”一边送玫瑰花给台上的女生主角。歌手情深款款地唱：“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单膝下跪。女生害羞地别开脸。一曲完毕后，歌手深情地重复：“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求哦……”女生连正视歌手的勇气都没有了。台下掌声四起。紧接，歌手独白：“你到底爱不爱我？如果你不说话的话，我就当你爱我啦”于是，台下笑声一片。歌手再次重复：“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我……”

　　以为台下观众的热烈投入是最后的压轴，谁知，帅哥歌手说：“我再给大家送上更劲的《站台》！”一阵热烈的前奏，然后帅哥全情投入地唱起摇滚。5秒钟后，全体女演员穿着类似“比基尼”的服饰出场，浑圆的胸部，柳腰，性感的臀部，修长的双腿，凹凸有致，玲珑浮凸的身材使得现场气氛热列起来。台上热烈地唱，歌手和舞娘亲热地调身贴身舞，台下是热闹的安静，观众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台上的女演员，但前排的观众仿佛谁都不愿意哼一声。

　　歌唱完毕，表演者深深一鞠躬。一女声响起：“谢谢大家观看今晚的演出，演出到此结束。我给大家送上《祝福你》，祝愿大家心想事成。”吉祥而温柔的祝福你，就在耳边响起。观众们很满足地离场了。

　　在公园的另一个出口，过了马路，便是一家数码电影院。据说这是一个为外来工开放的电影院，里面很大很黑，是一排排的木板凳，瓦片的屋顶上挂着吊扇，里面坐着大约100多个外来工，空气可以说是闷热。每天播放电影会分为白天场和夜场，白天场从11：30开始到下午4点左右，夜场则是从6点半开始到晚上11点左右。每位进场的人只需交1元就可以看三场电影，即可以连续看4个半小时的电影。电影都是一些港台的武打片以及喜剧片。

　　要是不看演唱会，不看电影的话，还可以去公园里玩。N城有一个可以容纳200余人的旱冰场，5元一个人。在那个大大的人工湖上有水上娱乐项目，例如水上滚筒、竹排、吊桥等，湖中还有座装着八、九个木椅的人工小岛，小岛以桥与两岸连接，水上项目大都免费。一个食府就在N城的边上，来往的人客络绎不绝。晚上，还有两部自动投币的卡拉OK机供农民工唱歌，一元一首歌，有一个厚厚的歌薄可以供选择。里面还有一个歌舞厅，里面也是可以唱K的，在大厅里每人最低消费50元一晚，如果包房的话则按大小分，小房间要250元一晚。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调查前一个周末，他们有空的情况下有64.3%的农民工会选择逛街，42%的人选择了逛公园，21%的人选择了打牌，而唱歌的人有15.9%，22.9%的人看了演唱会，21.7%的人看了影碟，33.1%的人上网了。

　　一个中年的女工和我们说：“平时也没有什么娱乐的事情好做，一般晚上会去H村公园或者是N城玩玩，但是也没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很少参加N城里面的活动，只是有丈夫陪伴的时候会去看看演唱会，但是并没有什么好看的。”(Y16)

　　在一个对农民工的焦点小组中，组员A6说“我就喜欢里面搞了些水战啊什么的，很好玩，不用钱的。”组员A1：“我没有玩什么啊，就是看。”组员A6：“是啊，我就是看看，很热闹很好看。”组员A5：“我没有玩过。我就是去看看。一个星期会去3、4天。最喜欢看热闹了。”A6：“就是看那些人多的地方，看了人就开心，哈哈。”(个案Y3)

　　一位四川的中年女工说：“N城那边都是年轻人玩的玩意儿，什么溜冰啊，很多年轻人在那里玩，我们这些人不适合，而且每一样都是要收费的，一两块钱一样，我才不要玩。”(个案Y15)

　　那么本地人的娱乐和消费方式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看看本地人是怎么渡过他们的空闲时间的。在对本地人的焦点访谈小组中，组员H说他在平时休息是会在家打游戏机，而组员J和Y都说会在家里上网。W婆婆去N城都只是去那个食府吃饭、喝茶，其他地方就不会去了。我们发现，在一些消费高的场所里都找不到农民工的足迹，农民工唱一元一首的歌曲，本地人则到几百元一晚的卡拉OK厅消费；农民工到小吃店吃一、两块的小食，本地人则到高级的食府大鱼大肉。

　　以上可见，从消费和娱乐的方式来看，农民工和本地人之间是有着两套不同的系统。

　　综上所述，农民工和外来工在工作、居住及娱乐消费都是有着两种不同的系统的。首先，在工作方面，农民工和本地人无论在工作岗位或者分配制度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农民工做的都是本地人不屑于做的苦活、累活，而本地人在工厂里都是从事管理工作或者坐在办公室，但是农民工的收入却比本地人要低得多，而且本地人还有另外一套分配制度。在居住方面，农民工和本地人各据一方，两者很少往来。最后在消费娱乐上，农民工和本地人也是遵循两套不同的系统的，本地人消费的地方往往都不是农民工能够消费得起的地方，而农民工消费的地方本地人也不愿踏足。总的来说，在经济上，这个社区是一个二元的经济社区，农民工和当地人之间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得到融合，而是相互隔离的。

　　第三章 政治融合篇：公共治理的融合

　　首先有必要界定一下本调研报告所使用的“政治”这个词的含义，我们所讲的“政治”并不是指国家政治，政党政治这些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政治的含义，我们这里所讲的政治，取得是这个词的最初意义，即——公共治理，或者说我们所讲的政治更多的是生活化的政治，因此我们所谓的农民工社区的政治融合其实就是指农民工社区在公共治理方面的融合。我们认为农民工社区的公共治理有三种形式，首先是村庄治理，其次是企业治理，最后是街头治理。

　　一、村庄治理

　　我们认为村庄治理的基本主体是村民委员会，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实际上经营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时它还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履行着一些行政职能，所以村委会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我们所调研的N农民工社区其实是H行政村的一部分，所以该农民工社区当然在H村村委会的治理范围之内，H村委会在农民工社区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村委会的成员只能是由当地村民组成，农民工不可能成为当地村委会的成员，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农民工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往往处在被动者、被治理者的地位而不是主人的地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让农民工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发挥较大作用呢？一种看法是让农民工转化为当地村民从而进入村委会，但是这个思路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涉及到土地再分配这一农村中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认为现阶段比较切实可行的一种做法是由农民工中那些有一定知识和能力的“精英”组成一个类似咨询委员会，村委会在就村庄的重大事项，特别是关于农民工社区的事项作出决定前，应当事先征询这个咨询委员会的意见。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让农民工逐渐以主人的身份介入到当地的村庄治理当中，从而推进农民工社区的政治融合。

　　此外，农民工群体中青年人占了主要部分，所以共青团在农民工社区中有着较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共青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一点以及共青团同地方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决定了农民工对共青团活动的参与亦是农民工介入到当地村庄治理的途径之一。我们发现隶属于当地基层团委的青年中心通过培训义工、发起公共活动、参加当地村委会组织的活动等方式推动农民工介入到当地的村庄治理中，在促进社区政治融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认为，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通过共青团及青年中心这样“亦官亦民”的组织来推动农民工参与村庄治理，进而推动农民工社区的政治融合，不失为一种切合实际的路径选择。

　　二、企业治理

　　接下来我们来看企业治理。因为我们所调研的N农民工社区其实是依托当地的工业园区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在我们的调查地点农民工居住区和工业园区是相互渗透的，这就决定了企业内部的治理活动也成了当地农民工社区公共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治理的核心是人事安排，所以我认为企业治理的核心就是“人事政治”，因此我们在调研中对农民工能否担任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的产生方式、农民工是否有权对企业管理提出建议以及建议是否被采纳等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在我们收回的158份有效问卷中，有15人表示他的工作岗位是班组长，有8人表示他的工作岗位是领班，即约有1/7的农民工在从事具有一定管理性质的工作。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的生产部部长也告诉我们，他们厂里质检部、综合部、销售部等9个部的部长都是农民工，他本人也是农民工。在调研中我们还发现，大多数企业的老板在选择管理人员的时候，也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委任，而是多少引入了一些“公开选拨”机制，比如老板会在厂区张贴聘任管理人员的公告，农民工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就可以“毛遂自荐”，最后老板再根据大家的报名情况来决定。此外我们的问卷调查还显示54.1%的被调查农民工表示他有向老板提出建议的权利，而且36.3%的农民工表示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全部或部分地被所采纳。

　　我们认为通过“公开选拔”部分农民工从事具有管理性质的工作，使得一部分从事管理工作的农民工融入了“企业治理”，而且“公开选拔”机制和“建议机制”的存在调动了农民工参与企业治理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企业政治的融合。企业政治方面的融合，使农民工有着更加强烈的主人意识，这对于推动农民工社区的政治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我们的调研也发现在企业治理方面的融合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大多数企业的财务和人事部门都是由本地人而不是农民工掌管，这说明本地老板还不放心将企业的核心机密交给农民工来管理。

　　三、街头治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街头治理，如果说村庄治理和企业治理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公共治理，那么街头治理恐怕更多的是一种具有消极意义的公共治理。街头治理是一个和街头暴力密切相关的概念。所谓街头治理就是在国家权力体系之外，不同的帮派、组织通过街头暴力等方式争夺并行使对社区中的一些非正式事务的治理权。通俗地说，街头治理往往会表现为街头的一些群体性的打架斗殴事件。通过调研我们也发现了N农民工社区的街头治理与街头暴力的一些特征。

　　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被访农民工认为不同省籍之间的帮派之争是引起打架等暴力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有的访谈对象向我们表示，这里比较大的两个帮派是河南帮和四川帮，两伙人之间时常打架。还有访谈对象表示“这里打架隔几天就有，小打三四个人，大打十几个人，打架的起因很简单，你看不惯我，我看你不顺眼，一有几句话不对就打起来了”(W3)。

　　根据我们的观察，虽然许多来在不同省份的农民工在这个社区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但是不同省份之间的农民工由于省籍而引起的隔阂依然存在，这是产生街头暴力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这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因此，如何化解农民工之间的省籍隔阂，是消除街头暴力，推进社区融合，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总之，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认为农民工对当地社区的公共治理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介入，这对于推动社区的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角度出发，如何提高农民工对村庄治理和企业治理的参与程度，降低乃至消除农民工对街头治理的参与，将是一个殛待我们去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第四章 社会关系融合篇：农民工的交友、恋爱通婚以及家庭关系

　　关于社会关系的定义，众说纷纭。这里的社会关系，是指在这个调查中，是指人们通过工作、生活而交往所产生的关系。社会网络对于个人的生存、解困以及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信息的传递、情感的支持以及资源的流动都在社会网络中流动。在本调查从人际互动的关系入手，了解社区内农民工的婚姻恋爱关系、家庭关系以及朋友圈子的状况，以考究社区融合状况。家庭、同事以及朋友是组成个人社会网络的重要部分。

　　我们看看社区中“朋友”这个社会关系的状况。

　　一、农民工的朋友圈子：老乡是基础，省际朋友是拓展，本地朋友存隔膜

　　在这个社区中，按照人群划分，农民工主要与三类人接并发展朋友关系，第一是老乡，第二是其他省份的农民工，第三是本地人。调查数据显示：工作是结交朋友的主要途径，老乡是成为好朋友的重要因素。33.8%农民工的最好朋友是同厂其他省份的同事；37.7%的最好朋友是同厂的老乡，16.6%的最好朋友是当地老乡，5.3%的最好朋友是当地的朋友，6.6%是其他。逛街、逛公园和聊天是主要的交往方式。39.0%的首选的朋友交往方式是逛街，18.8%逛公园，14.3%聊天，7.8%唱歌，7.8%看演唱会，6.5%打牌，2.6%聊天，1.9%其他。

　　为更具体了解农民工在社区中社会交往方面的融合情况，将结合访谈，一一细述。

　　1、农民工最重老乡情谊

　　血缘、地缘与业缘是发展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农民工的老乡重老乡关系以及老乡关系怎样帮助农民工适应生活和拓展资源的表述和研究在媒体中都曾发表。本无意在此占篇幅详述，但在调研过程中，时时刻刻听到“老乡”的称呼，听到彼此询问对方的家乡以及发现“老乡”时的惊喜之情，让我们无法忽略这一重要的社会交往关系。

　　“(你们宿舍住了多少人？来自哪里的)我们宿舍住了6个人，都是外地的。来自四川的和湖北的。我们的关系都非常好。比方说一个人去买点水果什么的，也会叫上其他人一起或者帮他买。…(那会不会有些小矛盾呢？)很少。我们房子很多都是老乡，6个有5个是四川的，一个是湖北的。…(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是不是希望可以跟老乡住在一起？)最好是在一起。如果是老乡的话，会互相关心，会互相帮助。假如你感冒生病了，老乡就会看你，问你，拿药给你。外地的基本不会。不过也要看感情怎么样。一般老乡在一起，可以说说家乡话，有更多的交流。做饭也不用两种口味。…(出来租房子的话，会选择什么人一起合租？)会选择自己的朋友；一般都是老乡。老乡之间要亲密一点，平常见面要多一点，说话要方便一点。说话都不用说普通话，就说家乡话。我们在一起一般都是说家乡话。而且有了小矛盾老乡之间会彼此迁就一下。” (个案W3，引文中括号中是访谈员所提的问题----笔者注)

　　我们看到，共同的乡音、共同的饮食口味和共同的生活习惯让老乡们走在一起。这种共同的乡情又使得他们进一步包容对方的小问题，进而发展了互相帮助的关系。数据显示：当地的老乡是求助的重要对象。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除去42.1%的人向家里求助外，18.4%的人想起当地的老乡，14.5%想起家乡里的朋友，9.9%想起其他省份的朋友，7.2%想起当地的里水朋友，7.9%其他。

　　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看到三五七个老乡们在路边的饭店聚餐，看到几个年轻的同乡一起逛公园，看到老乡们集中居住在一个区域，一条巷子都是四川人或湖南人，老乡的关系无处不在。来自城市的大学生调研者不断追问：农民工的老乡关系为什么那么重要？或许是因为农民工的一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是10-12小时，工作之余也没有时间特别地交朋友，而且农民工的工作较为简单，同业人员间的技术支援并不重要，于是，“生活共同性”的老乡关系就是朋友交往的基础。

　　2、农民工省际朋友情谊：有缘千里来相会

　　根据调查，N城共有17个省份的农民工在一起工作和生活。除了本地人和老乡外，每位农民工还要面对15个省份的其它工友。这些不同省份的农民工通过工作、朋友介绍以及休闲娱乐等途径也成为了好朋友。访谈显示，社区里的农民工显示出不介意朋友来自什么省份，有缘千里来相会的省际朋友观。

　　“(你们在这里跟人交往，会介意他们的家乡、工作什么的吗？)我觉得见面的时候可以打打招呼，有空的时候可以说说话，出来玩一下就好。不会介意，只要谈得来就好。作为朋友，主要是真诚。无所谓，主要考虑，能够在一起是一种缘分，主要是在一起能够有话说，能够玩得开心。”(个案W3)

　　“厂里的老乡关系对于我们们来说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其他省份的人主动向我们表示友好，我们一般都会成为好朋友的。”(个案W10)

　　“我是广西人……这附近的有几家是湖南人，有几家是四川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也不清楚，反正他们是说普通话的。我的孩子更他们的孩子经常玩在一起，互相串串门。有时我在酒楼里拿一包龟苓膏粉回来，冲开就是六七十杯龟苓膏，大家一起吃。邻居之间没有熟不熟，大家出来打工都不容易，住久了就会互相帮忙看看门，互相照顾一下。能互相照看一下的，都算是朋友。”(个案W6)

　　我们在周末以及晚上逛社区、拍资料照片的时候经常看到五六个的年轻人结伴游公园，年轻人中有来自贵州的，有来自湖南的，有来自四川的，他们有的是在一个工厂中工作，有的是在同一层楼居住。尽管与明显的老乡聚会相比，省际朋友的交往并不特别显著，但我们还是感觉到社区中农民工的省级交往存在和流动。或许让这些不同省级的人走在一起的动力是“出来打工不容易”的身份认同以及“能够在一起是种缘份”交友需求共同的合力。

　　3、农民工与本地人较难成朋友：社会阶层是分水岭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对本地人的评价是中性至很好，(60.4%的农民工认为N城人一般，27.3%的人为N城人较好，7.8%认为N城人很好)，但与本地人成为朋友实在不容易。过半数农民工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与本地人交往(37.4%很少，21.9%几乎没有)，仅有13.5%与当地人有较多交往，27.1%与本地人有一部分交往。

　　在生活中，我们明显感受但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区隔：本地人住新区，农民工住旧区；本地人去酒楼喝早茶或晚茶，农民工在路边的家乡菜馆吃饭；本地人去镇上消费娱乐，农民工在N外工村休闲。能让本地人和农民工走在一起的因素实在有限。在十多个深入访谈的个案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农民工与本地人难成为朋友。

　　“本地人之间，他们几个同年人会互相请到家里坐坐，你看到过本地人请外地人到他家里坐过没有？”(个案W3)

　　“(大家有没有跟本地人打交道？你觉得本地人怎么样？)一般很少跟本地人打交道；(其他人附和，说很少。)本地人对我们是敌视眼光；也不是敌视，就是没什么好感。”(个案W3)

　　“哪有什么本地人朋友，不是说他们不好，是没机会接触，也没时间交往。我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回家还要做家务，没时间交朋友。我住的地方是工厂集体租给我们的，我们的邻居都是厂里的工人。平常有空就在巷子里坐坐，打招呼的都是跟我们一样外来的。”(个案W18)

　　“本地人有什么好不好，有钱就好，能按时交租就当然好。朋友是能互相帮助的的，你有问题本地人不见得会帮你。很现实的。有点交情是自己的老乡吧。”(个案W7)

　　“和本地人没有什么交往，你怎么可能和他们交往呢，平时自己就是和老乡在一起，没有机会和他们交往，再说了，在这里年轻人都出去了，本地人留下的都是一些老年人，你说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不懂。来到这边五六年了，还是不会说粤语，听一些简单的还是能够听懂的，我不会说，那些年轻一点的人学的就比较快，不像我们这些人太笨了，学不会。”(个案W11)

　　农民工与本地人难成朋友，但是不是彻底不能成朋友呢？答案是否定的。访谈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与本地人有交往的农民工例子。这些与本地人交往的农民工都有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经济收入或社会地位较高、又或者是年轻、外型非常英俊的农民工。

　　“在这里做了那么多年，老板当然看好你。很多事情也会问你的意见。认识一些人本地人，是老板介绍认识的。”(个案W1)

　　“本地人有好的，自己也有些本地人的朋友，是别人介绍认识的；当然，也有些不好的，看不起外地人。平常跟一些本地朋友在一起吃吃饭。多认识一个人总比少认识一个人好啊。出门在外靠朋友。”(个案W19)

　　“我有一些本地人朋友。主要我跟XX本地人认识，他每次出去玩都会叫上我。出去的次数多了，就熟了。出去的时候还会有其他人，他介绍给我，我就认识多点人。我们一起的时候是讲普通话。有时他们也说广东话。” (个案W20)

　　调研者思考，由于生活上区隔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交往，大部分农民工都无法突破这无形的交往障碍。而小部分农民工因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较高或者在外貌上等等的优势，突破了与本地人交往的障碍。他们或者因为经济上的合作而成为朋友，或者因为工作上的联系而有交往，甚至是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天然属性而结成朋友关系。

　　综上所述，农民工的整体朋友交往情况如题说述，老乡是基础，省际朋友是有益补充，与本地人有区隔。

　　二、婚姻、恋爱关系的社区融合：农民工的省际以及与本地人的通婚状况

　　如果两个不同省份的人恋爱结婚，这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种文化的融合在一个家庭中。农民工如何看待两个省份之间的通婚，是评估社区融合的重要指标。

　　在15天的观察，我们明显感觉到这里是大多是年轻的外来工，16、17岁的青年比比皆是。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在这个社区打工和生活的农民工16-26岁的年轻人，占了72.5。当地的农民工有66.2%的未婚，27.4%已婚，2.6%是离婚或丧偶。恋爱和婚姻是未婚的年轻男女是最自然不过的话题。

　　1、农民工的省际通婚日益普遍

　　根据调查显示：他们对于配偶或未来配偶的所在地并没有过多的要求：46.4%的人认为配偶或未来配偶是哪里人都无所谓；21.4%希望找家乡的人；15.2%找其他省份的人， 13.4%在当地的老乡；3.6%找当地人。

　　农民工由于工作关系，接触到各个省份未婚的异性，这为省际的通婚打下基础。闲暇时，非正式的集体活动促使彼此增进感情。最主要的，是农民工选择配偶的首要条件是“人好就行”。

　　“和妻子是在两、三年前在工厂认识的，她在N厂工作，是同事。她是四川人。当时她在办公室做简单的行政，我也在做设计。结婚的时候就买了戒指、金项链送给她。自己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没有想什么啊，现在不怎么会管广东人还是外省人，家里人也没有什么意见，现在都是看人的啊。”(个案W2)

　　2、农民工看与本地人的爱情与通婚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大部分农民工认为本地人的姻亲高不可攀，而本地人却认为与农民工的殷勤很平常。我们先看农民工眼中与本地人的通婚。

　　(1)农民工看与本地人通婚：大部分农民工认为不敢高攀

　　行走于熙熙攘攘的社区中，与农民工谈到与本地人的恋爱，大多数农民工都表示“本地人看不起你的”，“与本地人结亲没可能”。在一次焦点小组里面，调查员发现了农民工与本地人不能结合的隐性原因。

　　一花圃女工：“我是四川人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都在这里打工。儿子结婚了，媳妇也准备生孩子。……女儿跟当地人拍拖，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当地人根本看不起我们外地人。我认识的一个外地的女工和一个本地的男工结婚了，那个女工是跟男人说她家在乡下是开工厂的，很有钱，男的贪图她的钱所以才娶了她，后来那个女的回家看父母，男人在后面偷偷跟着回去，结果看到老婆的爸爸妈妈在种田，住平房，穷得很呢。那个男的就很生气。后来怎么样就不清楚，但是一定不会幸福。”(个案W10)

　　农民工焦点小组：“主要是外地媳妇把，外地男人娶本地媳妇，基本上是没有的。本地姑娘是不会找外来人的。我来猜一猜的话，我觉得一般广东人，女的，没有外地的漂亮。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后问之忧，就是担心女方的父母啊，什么的。……(如果外地打工仔和本地姑娘拍拖呢？)这种事情很少的。如果外地打工的，找个本地女，那很惨的。女的也吃不开。……外地的打工仔能有多少钱？本地人的要求都很高的。除非男的是老板，很有钱。”(农民工焦点小组乙)

　　“(如果你们厂的外地女生和一个本地人谈恋爱，你想女方父母会怎么想？)他们可能会觉得跟本地人拍拖太远吧，不过两个都愿意的话，父母也不会怎么想。男方的家人怎么想就不清楚，没有看见过。我身边的女生都是跟外地人拍拖。” (农民工焦点小组丙)

　　“(本地女与外地男拍拖，男方)如果有固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有房子，那也可以。”(农民工焦点小组甲)

　　“那一般打工的，哪有这种条件啊。(指甲所说条件，焦点小组中戊：“有的在大公司里面工作的，那也有啊。”)那也要是大学生才行啊。”(农民工焦点小组丁)(个案W3)

　　“本地人”其实也是不同省份的人，为什么农民工愿意与其他省份的人通婚而觉得与本地人通婚没可能？首先，农民工认为其他的省分的也是农民工，有一种身份上的认可，而对于本地人，他们觉得不是同一阶层，有距离感。第二，是性别、经济实力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别。本地人一般经济实力较强，社会地位也本地也较高。农民工认为年轻的女性比较有机会与本地人男性恋爱，甚至结婚；但外来的男性则很难与本地的女性结合。一般的农民工很难娶本地女生，除非他是有钱的，是工厂的老板；又或者是公务员、大公司的职员，有固定收入，有知识，有房子。终究所以，是身份和整体实力阻止了农民工和本地人的通婚。

　　(2)本地人看与外地人的恋情

　　当我们在农民工了解到农民工很难跟本地人结成恋爱、姻亲的时候，我们却在拜访本地人和本地人焦点小组时发现，本地人并不十分排斥外来人员通婚，但他们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还是会把人品、个人能力作为考虑的重点，而个人能力和人品，其实就是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

　　以下是来自本地人焦点小组的记录：(个案B1)

　　问：在你们村里或你们认识的人当中，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恋爱和结婚的情况如何？

　　A1：有。我表姐，一个嫁给湖南人，一个嫁给江西人。

　　其他人一起：多咯。

　　A2：我认识的就有两个，一个是我表姐，即是某某的姐姐。

　　A3：我表哥和表嫂。

　　A4：平时有听到村里的人说那个人和哪里哪里的人结婚了。

　　A3：有些人会问我为什么你表哥要娶那么远的人呢。

　　A1：现在都不会有什么说法了，只要自己喜欢就行了。

　　A5：外地人嫁进来也可以把户口迁进来的。

　　A3：现在本地人娶外地人，虽然没有村里股份分，但是家里每年会有几百块的收入的。

　　A4：不过听说N村那边一次过要交三万多才能把户口迁过来。

　　以下来自对一个本地人的家庭的访问 ：(个案B5 )

　　问：你家的二姑娘拍拖没有啊？

　　大姐：没有，她都不出去走走。

　　问：如果给你选男朋友，你会介意他是不是外来人口吗？

　　二妹：没想那么多，是广东人当然好，不过是外地的也不会太介意吧。

　　大姐：介意什么，我说一点都不介意。只要人好，能养家糊口，开心过日子不就行罗。

　　问：不怕吃饭口味不对吗？

　　大姐：口味可以改变的嘛，我们也吃辣椒阿。两个人互相迁就，互相体谅就好。我妈也是另外一个城市嫁过来的，你问她好不好。

　　从访谈中可见，大部分外来人认为与本地人结姻亲是 “可能性不大”，而本地人却觉得与外地人结姻亲很普遍。这其中的原因是，大家都默默地遵守着一种“婚姻倾向”以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为择偶的重要考量。而在这个社区中，农民工的构成普通工人占大多数，高级技工、主管和老板占少数，故我们听到很多“与本地人结婚基本上是不可能”；而与本地人交往的外来人则大多数是高素质的，也就是说本地人接触到的农民工或者外来工是其中精英，故认为与外地人结姻亲也未尝不可。

　　如果以婚姻关系考究农民工的社区融合，那我们可以看见，省际之间的融合日趋普遍，而农民工与本地人的婚姻融合仅存在于条件较好的农民工之中。

　　3、家庭关系：不在同一屋檐下

　　人们常说“家庭小世界，世界大家庭”，家庭是使一个集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三种基本因素于一身的“初级生活圈”。本来想了解农民工与家人在社区中是如何交往以及由家人衍生的社会网络怎样作用于农民工，然而，调查却发现农民工的家庭关系并不存在于同一空间。

　　有鉴于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支持力量，也是自然的情感依归的港湾。农民工的家庭关系影响着在自己在社区空间决定和表现。家庭对于人的幸福感以及归属感有很大的作用，在此我们还是将农民工缺位的家庭关系展现。

　　与访谈对象谈及家庭，他们就会提起自己的配偶、孩子以及自己的父母。

　　(1)家庭分布形态

　　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农民工大多数家庭都是分居两地。一般是孩子在家乡读书，由老人照顾，夫妻俩在外面打工；又或者是妈妈陪着孩子在家里读书，爸爸在城里打工。一家三口都在这里生活的，很少，家里的老人一起在这里居住的，就更少。

　　数据显示，61.3%的农民工有家人或者亲戚在同一个城市，38.7%没有亲人或者亲戚在同一城市。但是，这61.3%的人当中，只有15.4%是配偶在一起生活，14.1%与父母在一起，2%与孩子在一起，其它的亲人则是兄弟姐妹或者表亲。

　　在深度访谈中，我们感受到家庭分布的形态是农民工理性选择的后果，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经济上的能力，怎样才能吃得饱，其次是个人或者孩子的发展，最后才是自己的感情。

　　“怀孕半年后，我就回婆婆家待产，想着可以照顾得好点。但是婆婆家有4兄弟，4兄弟都出来打工，孩子都留在婆婆家里。婆婆家里有十一个小孩子，比较贫穷。所以，在待产期间，我吃不好，营养不够，孩子出生就多病。“一只鸡杀了，我只能吃一碗鸡汤。买一斤苹果，只能吃一个。”直到宝宝半岁的时候，我一个人，也要背着沉重的包袱和抱着孩子，重新回到丈夫身边。这样才可以让宝宝吃好点。……宝宝现在太小了，不过等明年，就会把她带回去给外婆带。外婆家里孩子少，而且外婆有养鸡，鸡能下蛋，宝宝可以吃上新鲜的鸡蛋。宝宝送走后，我就和丈夫一起努力赚钱。等到宝宝读书的时候，我就要回家看着孩子，督促孩子读书。爸爸继续在这边打工。父母不在身边，孩子不会好好学习。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学习好，以后就不会那么辛苦。” (个案W5)

　　一位出来工作十年的农民工：“我96年就出来了，中途老婆也出来过两次。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主要是老婆要在家里看孩子啊，家里老人老了，孩子看不住，怕学坏。96年我出来到97年年底，老婆就在家里带孩子；97年底她出来，我就回家半年带孩子；再到99年，她也出来一段时间，但是孩子好像管不住，我就回家；之后我又出来，一直到现在。……两地分居那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没有得选，小孩就在家里，就要人管。两地分居最大的问题是相互理解。”

　　“我家的小孩6岁，在家里的幼儿园上学。谁不愿意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带过来，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啊。就算老婆也过来，两夫妻都要上班，那孩子怎么接送照顾阿？就算有人帮你接了孩子，你要加班还不是没法照顾他。把爸爸妈妈一起接过来，那更加没可能，房子要租大的，吃饭等生活成本也比在家里高很多啊。” (个案W21)

　　(2)孩子是家庭的重心。

　　或许是因为相识不深的缘故，每每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被访问者都是以“只能互相理解”来搪塞。而讲到孩子的时候，他们却流露出各种神采，有的骄傲，有的担心，有的后悔，有的凝重。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以及他们的配偶都很重视小孩，愿意为小孩牺牲自己的金钱和相聚。

　　“家里有两个小孩，一儿一女，女儿今年高三，儿子马上也是高中了，但是成绩都不是很好，可能都要复读那样。现在放暑假，过来这边玩，他一般就在诺雅玩，那边可以打电子游戏啊，都是花钱的玩法。孩子在家里上学一个人一学期学费是1000元左右，一年两个孩子还是要花几千块钱的，女儿一个周的生活费就是40或者50块钱，加上各种费用的话，女儿一个月还是要花400块钱左右。……孩子当然还是要上学的啊，虽然成绩也不是很好，但是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多读一点书，毕竟多读点书还是会比较好的，至少你一进工厂就会是当管理啊什么的，工资也会有1000多块钱，这比现在我们这样工作好多了。虽然现在工作很辛苦，但是没有办法啊，因为我们还是要让孩子读书啊，所以这次暑假完了之后我就会回家不出来打工了。为了孩子的学习啊，因为小孩在家里面玩电脑游戏，不好好学习，所以我要回家管管他。毕竟还是孩子比较的重要啊，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考一个好的学校。” (个案W12)

　　“小孩出生的时候我就不在，那时候在外面打工，很忙。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她妈妈带他来看我。我基本上没有怎么跟孩子呆在一块，就是在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回家搞过生意，住过半年，但生意也做不好，后来就出来了。现在一年也见不到孩子多少天啊，去年就放了15天年假，回家看过。后来一直都没有机会回去了。我最怕跟孩子没有感情。”(个案W3)

　　(3)家庭关系对农民工的支援

　　数据显示：尽管家人不一定在身边，但家人对个人的支援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当遇到困难的时候，17.8%的农民工想起本地的亲人，24.3%的农民工想起家乡的亲人。我们在调研的时候看到一位受了工伤的工人，他对我们说：“同事、朋友每个人都要上班，我出事的时候他们有来看我，但是只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才能抛下农活，千里迢迢地赶来照顾我。”

　　由于家庭至亲分居两地，同在N外工村的是堂兄、表亲等亲戚，这些亲戚们在日常简单帮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8.7%的农民工是通过亲戚介绍而来到N城工作，22.2%的农民工是通过亲戚介绍认识配偶的。

　　家庭对于农民工适应生活和提高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有巨大的意义，然而大部分农民工却分家庭分割。对于农民工的家数如何融入社区以及如何衍生其他社会交往网络成为一个虚的假设。

　　综上所述，从农民工的交友状况、恋爱通婚状况以及家庭关系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的社会关系融合是以老乡为基础，省级交往日益普遍而与本地人的社会关系尚存隔膜的形态。可喜的是，省级之间的融合出现了。

　　第五章 文化融合篇：流动、变迁与文化融合

　　作为一个外来工聚集的社区，不同省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此工作和生活，该社区呈现出文化多元的特征。本节将从本地人的文化特征，外来工的文化特征，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文化比较三个方面考察社区的文化多元及多元融合状况。

　　一、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文化特征：社区变迁过程中双方的共同点与差异性

　　在经济变迁、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本地人与外地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些共性：流动性、传统性、现代性；然而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群在生活习俗、语言心理、信仰和观念方面也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

　　本地人的文化特征比较明显，企业的管理也多以家族式为主；当地居民普遍信奉义帝关公，大多人家都供奉祖先牌位和关公神位，广东人开的工厂基本供奉关公神位；饮食上，广东人普遍有喝早晚茶的习惯等。在适应社会变迁的过程，本地人也表现出很明显的现代特征。

　　首先，农民工流动的同时，本地人也在一定区域内流动，很多里水和河村的居民也处于流动当中，有些人是外出办厂，这部分人虽然拥有本地户口，但是实际已经经常不在村内，虽然村里仍有他们的房宅；有些人已经在里水等城镇中心买房产(很多仍拥有村内房产等)并已经在彼处居住，这部分人从经济等因素考虑仍然保留本地户口；有些人在地域内迁徙，这类人在镇内村，村内村民小组之间迁移，这类人并没有迁出所在镇(村)，只是由于经济、交通、婚姻等原因而产生，但相对于原来在一个地方世代定居，这有着相当重要意义，内部的人口流动对于村落文化变迁有着重要影响；还有些人出外求学。将这部分单独列出来是因为这部分人一般年轻、受过高等教育、社会适应性较强，乡土等传统观念不强，并且乐于流动，很多都可能在其它地方落脚生根，成为他乡的“外地人”。真正的本地人中，居住于一个地方不动的人仍然占有一定比例，但是，基本以中老年为主，而且由于外来人口与本地经济发展的双重冲击。许多观念也在逐渐的改变，具备了明显现代特征，例如原来村民多以聚宗庙而居，现在则主要考虑经济效益、交通便利、教育和安全等因素。

　　其次，生活休闲娱乐方面，当地人的休闲娱乐基本与大城市同步，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性，美容等时尚在里水镇颇有市场，许多有钱的本地人经常外出旅游观光，具有鲜明的现代消费意识和消费特征。

　　而对外地人来说，除了鲜明的流动特征外，在工厂工作、社区生活中，如何与老板处理关系、如何与他人“求同存异”，与本地人一样，外来工具有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结合，首先，表现在外来工普遍表现出对“家乡”的认同，“家”的观念根深蒂固；其次，外来工大家都出门“求财”，外来工之间有着较强烈的身份认同；再次，普遍信奉“人在屋檐下，不地不低头”的生活逻辑。血缘、地缘、师缘等各种关系在社区生活中体现出明显的工具性构建的特征。

　　二、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由于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地域间的信仰、习俗、语言心理等都各不同，在日常生活中，外来工聚集的社区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容易产生文化的隔膜，有时甚至造成冲突，主要表现在：语言，生活习惯，文化心理和某些观念方面。

　　首先表现在语言冲突上，无论是外来工与本地人，或是外地人之间都存在，语言作为交流的媒介，如果能够讲广东话，在交流上至少就会有效很多，当地服务行业(如食府)一般要求工作外来工能说当地语言；有时不同地域的人打架就是因为一句话的理解不同而引起的，很多年轻的外来工在广东打工，很快就学会了广东话，而一些中年外来工则很少能说，在他们看来，自己工作就是，也用不着和广东人打交道。也有很多人认为，在厂里、在社区里大家要么就是普通话，要么就是家乡话也没有必要去学，要学也没有条件。

　　其次是生活习惯上，从习俗来说，湖南人、四川人喜欢吃辣味，口感要重；而广东人则喜欢吃甜的。广东人普遍重利，人情关系较淡薄，而外来工一般都有很强的老乡和亲戚观念。其次，本地人与外地人实际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比如，本地人有喝茶等习惯，而外来工由于经济或生活习惯的原因大都没有这种喜好。

　　再次，从心理上来说，本地人与本地人之间仍然有着隔阂，“偏见”较强。有些本地人看来，虽然外来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总觉的外地人就是脏乱差，很多外地人不做正事，偷扒抢，破坏社会稳定，也有些人对外来工表示同情，认为他们在外不容易，对当地经济的发展确实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很多外地人则认为，本地人看不起他们，有些仇视本地人，本地人没什么了不起；没有外来工的工作，就没有当地的发展，本地人小气、贪财。出门在外，外来工一般不愿多惹麻烦，他们的最大愿望就是“保平安、求财”，遇到一些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是亲戚和老乡，如果与别人发生冲突，有时不愿多惹事，有时又表现很冲动。

　　在社区生活中，外地人与本地人一般还是能够按照社区本身的生活逻辑和社区文化进行生活。在这个社区中，外地人与本地人按照自己生活经验和现实的变化，自觉或不自觉的发生着某些变化，“求同存异”在社区里已经成为不成文的潜在规律。

　　第六章 制度分析篇：外工村暂住证管理的变化

　　前文分别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社会关系方面以及文化方面论述社区融合的情况，本部分将从户籍制度的角度探讨外来工与本地工在社区融合过程中的差异，以及分析造成这种制度化差异的直接原因。

　　一、治安压力与暂住证

　　“由于外来人口多，这给当地的治安和人口管理带来巨大压力，在上级相关部门支持并批准下，河村于2005年正式建成河村治保会，现有成员30多人。治保会配合相关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做好当地治安工作。治保会经费上主要由河村支持，业务上接受当地公安部门的指导监督。”(Z3)

　　“这里有溜冰场、演唱会，当然要请人，以前很乱。现在保安多，有80多个，2班巡逻。这里安全，(一些抢东西的)看到保安，不敢。”(Y6)

　　“这边有好多这样混的，进去了又出来，公安也拿他们没办法，有时交的钱罚点款就放人了，也有的是他们老大通过地方上关系，把事情摆平。”(W8)

　　可见，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赖于当地的管理体系，城乡二元化的社会政策体系中暂且不讨论如何衔接外来工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管理暂住证政策设计与效益问题就浮上水面。现在社区里除治保会、地方老大、帮派等维持社会稳定外，政府所依赖的户口管理制度也力图维持社会秩序，但社会秩序受制于经济发展，原有的严格的户口审查制度与市场上劳动力的强烈需求相遇，前者开始做出让步，逐渐松动。

　　“暂住证以前查得很严的。99年的时候。那时候工也没有找到，我在那里呆了20多天，才找到工。我当时就是怕他来查，虽然后来没有查到。我经常到处躲，听到他来查暂住证我就往外面跑。我那时有个老乡，被查到了，关了几天，后来用钱取回来的。有时候就两三百取钱。如果没有钱的话，就把你送回家里，让你家人拿钱。出来租房子就要办暂住证。住在厂里面就没有那么重要。如果查暂住的时候，发觉那本暂住证不是本人的话，那本暂住证就要押在那里。你住在工厂里面他就不查你，走到外面就保证不了。他前几年不到屋里查，就站在桥头那里查，白天去上班那段时间，反正你要上班要出来，就不怕查不到你。他那时候就几个人拦住你，他就是不开门，就是查了之后才给你过。你要上班也没有办法啊。这是前两年的事情，现在没有了。这两年没有了。……我觉得我来了这几年，就没有那么严重，比以前好多了。其实我来到这里，觉得这里查得也不是很严，现在都没有怎么查了。出租屋现在也没有怎么查了。他也不敢了。”(农民工焦点小组A6)

　　“出来租房子也不定要办暂住证，我姐夫他们跟一个当地人租房子，那个房东就会跟那些查暂住证的人说，接着就不用查那栋楼的暂住证。那是跟那些人有关系的。这个我知道。”(农民工焦点小组A4)

　　暂住证作为流动人口的管理工具，成本与收益成为各相关利益集团不断争论的问题。相应的政策条文，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暂住证申领办法》(1995年)、《广东省流动人口管理办法》(2003年)、《佛山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施细则》(2004年)、《佛山市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务暂行办法》(2006年)等。目前，政府采用渐进式管理，但非户籍人员申请成为常住户口的条件非常苛刻。我们认为，非户籍人员转化为常住户口成员很难的原因，就在于常住户口与社会保障政策挂钩，外来工的低劳动力成本与本地工的高劳动力成本对应，而本地工的高劳动力成本转化到外来工劳动收益上，我们不能说本地工对外来工的剥夺，而是基于出生地的不同而建立的二元社会保障政策导致劳动力无法公平流动。这样看来，暂住证，作为管理服务流动人员的手段，表面上是由于治安压力产生政策需要，实际上是由于城乡经济差别下造成的社会政策特别社会保障政策无法对接产生的政策需要。

　　外来工对暂住证制度的看法也是我们这次调研的议题之一。大多数被访的外来工表示暂住证制度从制度上区分了外地人与本地人，事实上造成了外来工的“政治地位”低人一等，因此普遍主张取消暂住证制度。我们认为暂住证制度导致了本地人与外来工之间的身份差别制度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来工社区的政治融合。但是暂住证这样的制度又是当前政府管理流动人口的一种有效手段，暂住证的去留还需要综合其他因素进行考虑。

　　二、婚育管理压力与暂住证所带来的制度化的身份歧视

　　“我在这边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了，在诺雅这边很多女孩子生了小孩之后都没有人管的。这些在毛泽东时代才不会发生呢？那个时候单位管的多严啊，现在不行了，在我们刚刚出来的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刚刚从农村出来所以还不是很开放，现在是越来越开放了，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管的，你根本就管不了。”(Y6)

　　外来工聚集的地方，特别是处于婚恋年龄的外来工，对于性的需要突出。婚姻作为一种调节性资源分配的社会秩序的政策法规工具来说，在异地的外工群体中，不向“毛泽东时代”有“单位”来监控。这样一来，对于外来工迁入地，外来人群对当地婚育管理造成很大压力。而婚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环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包括生育成本、哺乳期子女照顾成本、子女受教育成本等。而且，我们进一步发现，外来工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也反映了外来工的家庭生命周期特点。

　　结合小孩的成长历程我们来看外来工家庭生命周期特点。处于怀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来说，常常面临失业。怀孕期的妇女会为节约小孩出生成本会返回家乡生产小孩的现象很普遍。哺乳期的妇女有两种选择：一是带着小孩与丈夫一起，多在出租屋住，而在结婚前住集体宿舍的可能性较大，这也加深女方造成对男方的信赖；二是妇女在家乡哺育小孩，夫妻处于两地分居状态。而过了哺乳期的孩子，父母有四种选择：一是由其(外)祖父母承担照顾责任，说把孩子放在家乡，妇女继续外出打工；二是把小孩的(外)祖父母接到打工所在地，负责照料小孩，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女方父母或者母亲承担照顾小孩的比较多，即在外地打工的夫妻有小孩的话，是与岳母一起居住；三是自己返老家照顾小孩，与丈夫两地分居；四是父母都返家乡。前两种都属于隔代照顾模式。而小孩到了受教育阶段，往往会返家乡接受教育，也有在父母工作所在地接受教育的，对于父母来说，有三种选择：一是由(外)祖父母或者其他亲属在家乡照顾，二是父母轮流外出打工，三是父母都返家乡。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的访谈资料。

　　“(现在8个月大的宝宝—笔者注)妈妈80年出生，江西人，今年26岁，结婚前在外面打工打了十多年，制衣、鞋厂风扇厂各行各业都做过。怀孕半年后，就回婆婆家待产。直到宝宝半岁的时候，她再一个人……重新回到丈夫身边。”“这附近的出租屋，有很多宝宝。”“宝宝送走后(指小孩长大送回老家----笔者注)，她就和丈夫一起努力赚钱……等到宝宝读书的时候，她就要回家看着孩子，督促孩子读书。爸爸继续在这边打工……她也不希望跟丈夫分开，但是把孩子带在身边负担太重了。”(W5)

　　“家里的房子大多了，其他花费也小。在家里面种地，有粮食吃。(农民工焦点小组A5)

　　“我舅舅他就把儿子从两岁就接过来这边读幼儿园到6岁。但是过几天他也说要把孩子送回家读书。因为在这里入学要有户口本的。”(农民工焦点小组A1)

　　“爸爸是在工厂里做管理层的，女儿今年升读六年级，在里水的旗锋小学读书。旗锋小学是为本地的孩子开的一间小学，如果外地人要进去读书则需要考试，成绩要好，大约考试分数在90分以上才有进去读，但是他们每个学期也必须要多交600元的费用，如果是当地人的话只要每个学期交几百块的学费就可以了。女儿在学校里的成绩一直都很好，她是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在这里读书了。”(W18)

　　“我老婆也在家里。我老婆曾经出来过两次，96年我出来到97年年底，老婆就在家里带孩子；97年底她出来，我就回家半年带孩子；再到99年，她也出来，我就回家；之后我又出来，一直到现在。”(农民工焦点小组A6)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对于外来工家庭生命周期来说，建立家庭之前的恋爱境遇、正处于生育与照顾周期女性境遇、隔代照顾模式、异地教育等很突出，外来工家庭较之其他群体团聚的成本较高。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当地的生育保险与教育政策很少覆盖到外来工群体，外来工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是由外来工来源地承担，或者比当地付出更高成本或风险来承担。而生育保险、教育政策等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区分外来工与本地人的手段即是户籍制度，即户口与相关的社会政策待遇是挂钩的。对于外来工劳动力再生产成本问题，由于城乡生产方式不同，基于农业部门和工业或服务业部门的特点建立起来的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下，由于城乡生育待遇上的巨大落差，现行的政策导致这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转移到迁出地。况且有些迁入地本身也处于从农业生产方式过渡到工业生产方式，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政策需求更为突出。

　　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除了外来工自发的婚恋外，就工厂来说，村委的同志介绍说有些外来工较多的厂组织男女青年联谊活动。在生育健康方面，就村委来说，在我们于2006年7月调研期间，H村村委组织过一次外来工的免费婚育检查。村委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谈到她们有时会与治安会的人一起到出租屋了解情况，如计划生育方面的情况。我们在一些出租屋多的地方，也时不时看见她们组织的这次婚育检查的通知。这说明当地开始正视婚育服务问题。

　　以上是从治安压力、婚育管理压力来分析社区对相关社会政策的需求。我们发现，现行的户籍制度特别是暂住证制度有外地人与本地人身份区分的标签作用，而政府在推行暂住证制度主要是从人口管理的角度出发，忽略了迁入地对外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成本承担，其根本原因在于城乡或者不同地区的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由此，我们可以预计，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带来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的身份认同上的变化。

　　结语：未完成的述说

　　群体性的国内的移民浪潮无论对于迁出还是迁入地，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人口的流动而已。广大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程度究竟如何呢？从上面的五个层面的展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的社区融合体现出来的是隔离和排斥的相依相存关系，这种相依相存关系依然是农民工社区生活的主导，主要表现为：

　　首先，经济上的二元系统，主要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割，造成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工作岗位与分配方面的差别，居住环境和娱乐消费的两级化，形成彼此对立的族群身份。但是由于经济合作的需要，他们在经济关系上又是相互依赖的。其次，政治参与的替代性，主要表现为正式政治参与的疏离和农民工非正式政治的参与，企业政治的部分进入和街头政治的介入。这种非正式政治的参与对于正式政治的参与性的替代，使得农民工在政治融合上始终处于底端的徘徊；第三，社会关系融合渐行渐进，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关系还是以老乡为基础，但是省际之间的交往日益普遍，虽然与本地人的社会关系尚存隔膜的形态；第四，在非农化带来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本地人与外地人文化尽管有差异，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双方文化表面上有趋同的态势；第五，社会政策上户籍制度特别是暂住证与常住户口之间的差别也造成了农民工社区融入的困难，其根源在于现行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

　　虽然农民工的社区融合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但是我们仍然发现本地人和农民工之间的融合程度并不高，而农民工对于城市社区的参与度也不大，这种经济的二元系统，政治参与的替代性，社会政策的排斥，使得农民工的社区融合举步为艰。有意思的是，在这种本地人和农民工之间融合程度并不高的情况下，农民工群体内部之间的融合却正在悄然的发生。

　　(本节选未经原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