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生三年中五进艾滋村

　　今年11月17日是个周五，当大部分中学生们准备享受周末的轻松时，上海中学高三学生邓贝西却坐在了上海至河南商丘的火车上，随身带了两大包图书刊物和文具用品。他要去的是河南省商丘市罗叶县塔木村（化名），这是一个艾滋病高发村，全村3000多口人中有700多人都是艾滋病感染者。这是邓贝西3年里第五次拜访这个地方。

　　两年前的春天，15岁的邓贝西第一次来到这个平原上的小村庄。之后的3年，他给村

子里的孩子送来了书本文具，上起了从未上过的英语课，办起了图书室，村里的孩子亲切地叫他“大哥哥”，村民们把他当成了“村干部”，有苦都要找他诉。

　　三年里，他在上海中学成立了“同一社”，普及防艾知识，关爱艾滋病患者。他自己想办法联系上了慈善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希望给艾滋村解决药物缺乏的问题，改善村里的设施……

　　“给予帮助不需要吝啬，我只是尽力而为。”这个17岁男孩这样解释他所做的一切。

　　记者 刘晶晶

　　无法忘记那双大眼睛

　　第一次进艾滋村被深深震撼

　　邓贝西想到河南去的念头，早在初三毕业时就有了。

　　2003年6月，《新民周刊》封面上刊登了河南商丘一个因输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4岁儿童的照片，那个孩子叫伉伉。由于病情已经到了晚期，照片上的伉伉全身长满了脓疮，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就那样默默地看着镜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双眼睛，那样无助，却又那样平静。”无意中看到这张照片的邓贝西，内心感到无比震动，立刻按照文章中的地址写了封信给伉伉，想要问问他的病情。

　　信寄出去后迟迟没有回音，两个月后，邓贝西收到了伉伉父亲的回信，邮戳上却不是河南，而是新疆。“因为受不了周围人的歧视，他们一家迁到了新疆。信件辗转，回信才晚了。”邓贝西说：“伉伉的父亲在信里一直跟我说对不起，我却头一次觉得无言以对。”

　　他只能为这个孩子寄去了一些自己的玩具和学习用品，可是没想到，10月的时候，伉伉的父亲又来了封信，说孩子走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去看看那些和伉伉一样不幸的孩子，看看他们生活的地方，看看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邓贝西对自己的性格概括是“沉稳”，和他说话时也能发觉，他的口气总是很平静，不太会有波澜。但是谈到第一次来到艾滋村时的印象，他用了“震撼”两个字。

　　2004年4月，通过家人的帮助联系，在母亲的陪同下，邓贝西第一次登上了开往河南的列车。

　　14小时的颠簸后，邓贝西来到了塔木村（化名）。他清晰地记得，还没进村，先看到的是村口路旁田野上遍布的小土丘，那是村民患艾滋病死后不断增加的新坟墓，村里因为得病死去的人数已达几百人。村中没有多少年轻人，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留下来的年轻人大多是带病的，修路队中的壮劳力一半都是HIV携带者。

　　他亲眼目睹一家五口，一老四少，无依无靠，老奶奶病况已进入晚期，眼睛几乎失明；村里的“关爱之家”收养了40多位艾滋孤儿，收养人却也是一位艾滋病患者。

　　“最难忘的是村民们的眼神，戒备的、漠然的。”由于很少与外界沟通，他们不愿意与陌生人说话，似乎总有堵墙竖在当中。“他们对于死亡似乎已经不再恐惧了，因为已经习惯，甚至连几岁的孩子都一样。这太可怕了。”邓贝西说。

　　用关爱和微笑赢得信任

　　在当地做起小老师教孩子们英语

　　村里40多名母婴感染患病儿童，每天只能服用成人药物，忍受极大的副作用，因为缺乏适合儿童治病的药物。村里与邓贝西差不多大的孩子从来没有上过英语课，连26个英语字母也分不清。英语磁带、复读机，这些对城里孩子司空见惯的东西，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

　　2004年10月，邓贝西二进艾滋村。这一次，有了准备，他带去了几包学习用品和书籍，“先从自己能做到的开始做吧。”他这样想。孩子们没上过英语课，邓贝西就自己做起了小老师，像模像样上起了英语课。第一次用复读机，孩子们又好奇又紧张，邓贝西就手把手地教，看着孩子们争着跟复读机念出不标准的英文字母，他心里特别高兴。“或许就在我拉起他们的手的那一刻，孩子们才真正接受了我，村民们看我的目光也不同了，因为我把他们当作和我一样健康的人看待。”

　　2005年8月第三次去，邓贝西背着10多公斤杂志和一大包胶水、水笔等学习用品。一进村，大人孩子就把他团团围住，嘘寒问暖，孩子们快乐地绕着他小跑。“他们对着我笑，还叫我哥哥。”还有孩子嚷嚷着告诉他，“我的语文考了满分，但是数学没有考好，好难过。”

　　与上次一样，这次邓贝西又为孩子上了一节英语课和一节古文课，居然一下子来了24名学生，还有知道消息后陆续赶来的。“第一次上课，可只有6名学生参加。”邓贝西笑得很开怀。

　　同样，邓贝西也得到了村民们的信任，他们知道这个少年是真心去帮他们的。上完课，村民们就围在他身边，跟他絮叨着。有说自己种种遭遇的，也有说村里情况的，还有村民跟他说一些个人恩怨，“好像我就是他们的村干部一样。”

　　邓贝西说有些话他也听不大懂，但他都一一记下来，“有些事我现在帮不了，但以后或许有机会，对他们来说，我就是那一线希望。”

　　为村民寻求药物援助

　　暑假里跑遍全市各大制药企业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能够为村里解决药物缺乏的问题。”邓贝西说。

　　村里治疗艾滋病采取的是“鸡尾酒疗法”，但这种药物主要针对的是前期或潜伏期的病人。每月的药费需要100多元钱，而村里收入最高的人也就每月500元，一些病人根本没钱吃药。因为没有儿童用药，孩子们只能吃成人药物，副作用严重，只能忍着不作声。更多8-9岁的儿童则因为没有药而处于危险期。

　　从第一次进艾滋村，邓贝西就一对一结对了一个小女孩，叫冉冉。冉冉是母婴传染，已经和病魔作战10年。第三次再去，没说几句话，一旁的冉冉爷爷眼圈就红了。爷爷告诉邓贝西，医生诊断冉冉已到了晚期。

　　回到上海后，邓贝西从媒体上了解到，克林顿基金会曾为中国的艾滋病儿童无偿提供过药物救助。他立刻写了封信到克林顿基金会，为当地儿童申请提供药物救助；利用高二假期，邓贝西跑遍上海的各大制药企业，希望能寻求到药品援助。2005年10月15日，邓贝西被授予“上海市第六届十佳金爱心学生标兵”，颁奖典礼上，他没说其他的话，只是描述了他所看到的真实的一切，然后向在座的媒体及慈善机构说：“请帮帮那些可怜的孩子们。”

　　“我只是个高中生，力量有限，但我会尽我全力，不放过任何可以帮助他们的机会，否则对不起他们的信任。”邓贝西说。

　　今年2月份春节期间，他第四次进入塔木村。这次和他同行的是上海金爱心教育慈善研究会等慈善组织的考察人员，“还不知道有没有援助方案，但至少有希望了。”

　　一个多星期前，邓贝西第5次进艾滋村，一来想把募集到的一些书籍用品送过去，二来也想再去看看冉冉的情况，“她时间也不多了，能多看一回是一回了。”

　　■邓贝西心声

　　希望有更多人参与

　　2004年，邓贝西在网上注册成为志愿者，初期工作是在社区、广场等人流分布密集的地方分发“防艾”宣传材料。他总忘不了那时的情景——当他微笑着把传单递给路人时，换来的却是冷冰冰、异样的目光和迅速的躲闪。

　　“对于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存在于广大民众身上。”邓贝西说，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身边的人消除对艾滋病的恐惧及误区，“至少不要歧视艾滋病人，给他们一个平等的社会环境。”

　　2004年，邓贝西在上海中学发起成立了“同一社”，意思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同一片教育蓝天”。从最初的40多位会员，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人。社团定期在学校里发起募捐，为艾滋病患儿筹集物品，并帮村里建起了图书室。同学们还和艾滋村的孩子结成对通上了信。

　　村里新成立了一个“HIV”篮球俱乐部，俱乐部队员中60%是HIV携带者，他们希望通过运动来增强体魄，抗击艾滋，反对歧视。因为队员们都很崇拜姚明，邓贝西又开始忙着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系，希望将艾滋村民渴望健康、渴望沟通的美好愿望传达给姚明和篮协。

　　“三年里，经常会写了信杳无音信，也会碰到一些异样的眼光，现在又是高三了，功课很紧张。”邓贝西坦言，“但我不会放弃。”

　　被安南赞为“中国抗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老人说过一句话：“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邓贝西说这已成为他现在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