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东巡御路事先都得重修

　　两陵披甲“叩阍”案《沈阳昭陵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福陵、昭陵曾发生一次

震动朝野的披甲“叩阍”案，以往各史料对此从未详细记载。《清朝野史大观》卷三解释“叩阍”：古代，凡有人受到冤狱，而各部门均不能公平而断，受冤者或其家属甘愿冒死直接向皇帝叩诉冤屈。

　　康熙年间，福陵、昭陵各有80名披甲（守陵骑兵），负责保护山陵，责任重大。披甲每人每月饷银二两，从18岁开始任职，终生只能当披甲，没有任何升迁机会，披甲们对此心怀不满。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初四、初五，康熙皇帝分别到福陵、昭陵谒陵时，两陵披甲们集体向康熙皇帝“叩阍”，请求升迁之路。康熙皇帝对披甲们深表同情，遂在圣旨中写道：“此等守陵兵丁，居住年久，终生并无升转，殊为可悯”，并决定打破惯例，给披甲们增加一条升迁之路，即每隔一个时期，便从披甲中选拔若干“骁健、俊拔之人”，或在福陵、昭陵提拔，或去京师充当领催、骁骑校。两陵披甲“叩阍”达到了预期目的。

　　一年后，两陵披甲们又因住房困难，请求工部建造房舍。经盛京将军奏请康熙皇帝后，康熙皇帝再次予以关照，钦命盛京户部出资“四千八百两”，分给两陵披甲每人银10两，“自己盖房”，并由“钦天监选出房场”。其中，昭陵房场选择在陵前东侧，盖房40间，定名“东营房”。乾隆严惩懈怠官《沈阳福陵志》记载，因当年的盛京礼部侍郎牢骚满腹、玩忽职守，当即被乾隆皇帝罢官发配充军。

　　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皇帝第二次东巡盛京拜谒祖陵，连续在福陵、昭陵举行谒陵礼和大飨礼。乾隆皇帝发现隆恩殿内祭器摆放潦乱，祭品很不洁净，还出现了与清朝典制相悖现象。乾隆皇帝认为，亲自祭陵尚且如此，日常大小祭祀草率程度更可想而知了。乾隆皇帝在盛京故宫崇政殿举行早朝时，把主管祭祀的盛京礼部侍郎世臣召至面前，严厉指出福陵、昭陵祭祀草率与违制事实，并将其发配黑龙江充军。

　　随后，在查抄世臣官邸时，搜到一本《世臣诗集》，其中有许多心怀忧怨的诗句。乾隆帝认为，世臣之所以疏于公务，与他纵情诗酒、心怀忧怨有关。像世臣这样的官员在盛京绝非一人，必须借此杀一儆百。翌日，乾隆帝在盛京故宫迪光殿召见盛京主要官员，拿出世臣《诗集》告诫众官员，盛京是大清发祥地、丰沛故里，世臣作为“世仆”不应忘本。乾隆帝草拟一道圣旨，要求盛京各部衙门供在大堂，不时拜读，以示警惕，“令触目惊心，永垂炯鉴”。承德知县受惩罚

　　《沈阳福陵志》记载，清代沈阳曾叫过“承德县”。清朝历代皇帝东巡所走的“御路”，必须事先整旧如新、路面平坦、黄沙铺道、随时洒扫，并且道路取直、减少弯道。对于未按标准筑路的承修官，要予以严惩。

　　清朝嘉庆十年（1805年）八月，嘉庆帝东巡盛京祭陵。皇驾到达之前，盛京将军富俊亲自逐段查看“御路”。当他查看到昭陵以东上岗子村附近瓦子峪至昭陵段“御路”时，发现弯道甚多，遂将主修官承德知县伊诚召来，责令其赶紧重修取直“御路”。但是，伊诚阳奉阴违并不遵照办理。因为，修建“御路”用工多少由国库报销钱粮，道路弯曲可延长工程时间和道路里程，从而多报销钱粮，知县伊诚从中渔利。

　　几天后，盛京副都统宜兴巡视“御路”，发现这段“御路”仍未改修，便向盛京将军富俊报告，并派八旗兵连夜赶修。

　　是年八月二十，嘉庆帝从新宾永陵祭祀后，到达福陵马官桥大营驻跸。翌日，嘉庆帝前往昭陵祭祀，经过瓦子峪时，果然见该段“御路”弯曲迂绕，心中不悦。当天，嘉庆帝在瓦子峪驻跸时，特意传旨盛京地方官员，说瓦子峪之路“迂绕四里有余”，承办官为“报销”所致。绕道开修新路必然占用“旗民田亩”。盛京将军富俊已奏该段“御路”“取直取近”，但实际仍然迂绕。

　　这些，无不是“盛京满汉各官彼此不和，互相推诿”所致。嘉庆帝决定，这段“御路”“不准开销”。扣除富俊将军应赏银两；副都统宜兴“督办道路尚属认真，将应得赏银减半赏给”；承德知县伊诚被发配到乌鲁木齐当差。本报高级记者邱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