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召开的全市外事工作会议上，将支持企业“走出去”确定为政府重点任务之一。“走出去”是深圳的城市发展战略，一大批深圳企业已经在海外攻城掠地，政府眼下正着眼于如何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服务体系，从而提升服务的质量。企业“走出去”，风险自然难以避免。政府的服务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做到零风险，但是完善的服务肯定有助于企业降低风险。面临一个全新的市场，企业至关重要的是搜集投资环境、国别政策、法律法规等信息，这不仅仅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而且有些信息难以通过民间渠道获得。建起一个“走出去”的信
息服务平台，这是政府眼下最见成效的服务着力点。很多深圳企业都知道香港贸发局出版大量商贸信息刊物，比如月刊性质的《国际市场简讯》、周刊性质的《商情快讯》、研究报告性质的《商贸指南》和《贸易前哨》。这样的信息平台有助于企业了解世界，间接降低“走出去”的风险。就拿去年的西班牙“烧鞋”事件来说，温州鞋业商会的总结中明确提到把握信息不全面，对于当地的劳资现状认识不足，仅仅强调本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却忽略了当地工人的利益。再以深圳企业眼下看中的印度市场为例，相信不少中小企业尚未认识到复杂的社会认同度。按照一家深圳企业印度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的说法，印度独立时是由550个土邦族合并起来的，光货币上面的文字就有14种，不研究印度文化的“上下五千年”，其实很难体会当地文化中诸多微妙的潜规则。企业“走出去”，政府服务要着眼于渗透力，泛泛而谈的支持并不能带来想象中的效果。企业“走出去”期待的政府服务，不是“运动式”的支持，而是需要通过“布局设点”形成“阵地站”式的支持，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这一点，深圳已经走前一步，在欧美日这三个主要出口市场都成立了派驻机构，但是和香港贸发局那种成熟的网络相比，我们的差距仍然相当明显。除了在内地设立了11个办事处，香港贸发局在全球设立了40多个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不仅提供24小时的贸易咨询服务，而且积极组织企业参与海外会展，这实际上已经为那些中小企业划定了一条进军海外的路线图。除了海外的“阵地站”，本地的“阵地站”同样卓有成效。香港贸发局每年主办19个大型展览，这些展会让本地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新的市场机会。国际贸易中充满了“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地方政府应当认真研究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为本地企业“走出去”提供方向。就以国家层面的外交活动而言，近期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以及国家领导人的印巴之行，其实都指明了“走出去”的方向。“政治经济学”还包括“形象工程”。新加坡大力宣传东西方文明交融的法制社会，香港着眼突出自由体制下的优良贸易环境，深圳定位于国际性城市，需要我们在全球推广时统一形象。这需要政府部门认真研究，毕竟城市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于企业“走出去”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
“做全中国的贸发局”，香港贸发局眼下喊出了这样的口号。这固然提供了合作双赢的机会，同时也指出了政府在“走出去”服务上的短板所在。企业“走出去”，政府服务必须要跟上，这是应尽的职责，也是转型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