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集中”聚合城乡能量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和所有温州人一样，林信合十年前提着皮箱刚刚来到成都时，并不知道这个西部城市能带给他什么。他像祖辈一样，从艰难的打工生涯开始，到建立一家小型包装企业，惨淡经营数年，最后被新津川浙合作工业园的诸多政策吸引，搬进园区，公司逐步发展壮大，他所经营的华都包装目前已成为拥有近千员工的大型包装公司。

　　林信合说，川浙合作工业园承诺的东西都很诱人，特别是基础设施完备和服务配套等条件，是吸引企业最终选择进园的动力，“我们走南闯北，看到各地政府都有很多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大同小异，对我们的说服力逐年下降，但是企业需要的水电管网、道路、安全保障、综合服务等配套服务却差别很大，而且同在一个园区的上下游企业越多，我们的生意就越好做”。受益于系统的配套服务和产业链的整合，华都包装这些年发展相当迅猛。林信合说，进入园区三年来，企业上缴的利税逐年大幅上升，特别是“员工平均工资从3年前的600元增加到现在的1000多元”，让企业、员工、附近居民和当地政府都尝到甜头，“如果没有这三年的快速发展，我可能还在为生存而辛苦的奔波”。

　　2003年10月，城乡一体化工作试点之初，成都明确提出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实施组团发展。11月，《成都市工业发展布局规划纲要（2003-2020年）》经过市政府常务会通过，其中明确了把各区(市)县的工业资源进行调整和整合，实现集中发展，以谋求城市化过程中的聚集经济效益。

　　《纲要》通过不到一年时间，全市116个各类工业园区被调整归并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2004年，新津川浙合作工业园区作为省政府批准的成都14个开发区之一得以保留，也同时成为成都统一规划发展的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之一。据川浙合作工业园党工委书记程太良介绍，1993年至2002年、2003年至2005年，园区的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投入均为3亿元左右，也就是说，最近3年的投入相当于前10年投入的总和。今年1至10月，园区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县工业增加值的80%强，工商税收占全县的70%强，引进到位资金占全县90%。目前，进园企业已达230家……“最近三年，园区的发展带动上万农民工增加收入、安居乐业，为全县的工业、物流、交通和三产发展起到积极拉动作用。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为新津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园区建设 规划先行

　　推动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三年来，成都市在考察各工业园区的建设时，一直把是否有科学合理的规划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按成都市委市政府的理解，长期以来，土地粗放利用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在土地利用方面缺乏规划，多种类型的土地错综交叉，基础设施不能共享，而“集中”能最大程度地体现政府在土地利用方面的规划，改变以往土地分散无序利用的状况。工业园区的建设，一定要体现集约原则，而促使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则是最实际的做法。林信合向记者介绍，第一次被县招商局的干部拉来考察园区的时候，正是良好的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华都。

　　园区建设、规划先行。这方面，新津是成都的若干典型之一。程太良介绍说，川浙合作工业园的治本之道，在于将园区规划置于县域范围内作通盘考虑，从而实现园区的整体科学开发。思路既定，县委、县政府即投入400多万元，制定了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完善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规划。规划后的园区面积达到7.96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达到5平方公里，重点发展食品、精细化工、机械、建材四大支柱产业和包装、电子、皮革、医疗器械等重点行业。

　　“三分政策”安天下

　　走进新津川浙合作工业园区，可以看到新起的一排排标准厂房，代替了原来普通工厂分散在镇头乡尾的建设格式，成为开发区集约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多年开发后，土地资源少、发展空间小的难题在这里得到破解。程太良说，“园区的基础配套、政府服务都要好很多快很多，企业选择进园区落户，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各乡镇、街道招来的企业，受制于种种因素，要引导它们进入园区，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程太良所谓的“种种因素”主要是指，固定资产投入考核指标、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任务数和项目税收等“关系到一方政绩的利益驱动因素”，使各乡镇在对待“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时存有顾虑。据园区所在的五津镇一名干部介绍，长期以来，各乡镇基层机构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迫于政绩压力，都愿意把前来考察的工厂、企业留在自己的地盘，这样，各种考核指标对自己的政绩都有提升，“一句话，自己生的娃娃不能送给别人种粮食。谁都知道这样做不科学，但是没办法，政绩是悬在头上的鞭子”。

　　正因如此，“2003年的新津县要实现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面临来自基层的一股很强大的抵触情绪”。根据记者获得的一份新津县委政研室的资料，新津县委在一次常委会议上形成共识，要实现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必须从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上入手，敦促各乡镇将自己招来的好企业拱手让给园区。否则，村村点火的情况无法被改变。

　　“我们首先创造了‘三分政策’，打破了阻挠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的人为藩篱。据程太良介绍，为有效破解工业集中发展难和招大引强难，新津县在成都市创新推出了《新津县招商引资异地落户项目实施意见》，对因不符合县上产业布局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或其他原因不能落户在引荐乡镇而实际落户在园区（其他乡镇）的项目，在各乡镇（部门）与园区（乡镇）之间实行招商引资异地落户项目“三分政策”----引荐乡镇（部门）和园区（乡镇）对社会固定资产投入、招商引资任务完成数和项目税收按7∶3的比例进行分配。政策出台后，很快，新津县金华镇引进的一个产业项目，放到川浙合作工业园落了户。这是“三分政策”取得的第一个成果。此后，有芝芝药业、上海路加、绿洲电子等30多个投资上千万元的项目通过异地招商落户园区，总投资达13.2亿元。

　　“不集中不行。新津虽然是三圈层的远郊县，但是土地浪费的情况也很突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程太良认为，“三分政策”的独到之处在于，有效维护和调动了各乡镇招商引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解决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问题，从根本上整合了工业资源、提高了土地和基础设施利用的有效率、保证了新上项目全部落户园区，从而实现工业快速向集中发展区集中。

　　“三分政策”受到成都市委市政府的鼓励：负责招商引资的一方招到了项目，但是没有承载能力，就应当把项目放到有承载能力的地方去落户；承接项目的一方应从发展的需要出发，拿出资源来让利，这有利于各方的发展，有利于大局的发展。同时，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既节约了土地，减少了污染，也有助企业节约成本，更好地发展。很快，“三分政策”被成都市的各区（市）县广泛借鉴和使用。

　　林信合说，华都的产品在园区内就能销掉20%，同时从水电管网、道路、物流、通讯等设施上尝到的甜头也不少，“以前我们自己雇保安，还经常丢东西，甚至厂区周边的路灯也要自己装。刚创业的时候，那个镇的工业水电不配套，我们自己投入管网建设，成本相当高！尽管这样，严冬酷暑的用电高峰期还经常停水断电。现在进园区了，最大的感受就是生产成本降低了。一个编织袋省一厘钱，即使只按每年产量一亿只计算，也能省10万块。”

　　“三不”政策促进集中

　　如果说“三分政策”从源头和机制上对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提供了吸引力，那么，新津县的另一个发明“三不政策”则堵住了“村村点火”的后路。“一拉、一推，工业企业进园区成为惟一最优的选择”。2005年，新津县宣布，对不按规划选址的项目，实行规划不审批、计经不立项、建设不报建的“三不政策”，确保工业项目入园。

　　程太良说，在此基础上，该县又在严格项目准入、完善项目审核机制方面作了延伸，把好“产业关、环评关、建设关”，考察项目投资强度、产出水平、就业岗位、资源匹配和能耗等多个指标，进行项目评价，提高园区土地利用率和项目含金量，原则上要求每亩投资强度100万元以上，安排本地失业人员就业3~5名、税基5~8万元左右；并建立投资者实力审查机制，对投资者自身经济实力、融资能力、后续发展潜力进行调查，原则上要求项目资金占实际投资额的40%以上。对项目资本金低于实际投资额40%、大于20%的项目严格监管，对项目资本金低于实际投资额20%的项目从严审批。据了解，已有5个企业因能耗指标过高，投资强度不够等原因被禁止进入园区。

　　此事曾在新津县负责招商的干部中引起争议。但新津坚持了“三不政策”。程太良认为，“三不”的实施有利于环境综合保护，有利于土地的有效节约利用，有利于工业集中发展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有利于促使工业项目集中，“是一种勇气，是一种责任，更是长远的眼光”。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的发展，折射出成都市工业集中发展区建立节约型经济体系、树立“质量重于数量”的科学发展理念。

　　公共服务先行吸引民间资本聚集发展

　　工业要集中，园区要发展，光靠政府出台一些政策还不够。就像林信合所说，园区“自己身体好不好”，也是企业考虑是否落户的一大动因。而要“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就必须破解“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为此，新津县把目光投注在市场化配置资源、引进民间资金参与园区建设上来。

　　自2003年来，川浙合作工业园区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相当于前10年的资金量。新津县通过研究、分析，按照市场经济发展中工业基础设施投入1元能吸引8元至11元投资的规律，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为主要手段，多渠道筹集资金3亿多元，高标准完成了园区内希望大道、纳爱斯大道、温州大道等“三纵三横”的道路骨架建设和水、电、气、通讯、排污等管网配套建设。其效果是：2005年，川浙合作工业园引进资金达到15.5亿元，与2002年相比增长了198%；入库税金达到1.85亿元，与2002年相比增长了89%。

　　川浙合作工业园里的纳爱斯成都有限公司总经理应鹏表示，公司落户3年来正是园区快速发展的3年，道路框架和重点区域支线道路全面形成，道路物流承载能力大幅增加；园区供电可靠性近100%，园区环状供水，通讯管网畅通无阻。如此优良的硬件环境是让纳爱斯在投资2.5亿元后，再投资1亿元建设透明皂生产线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过数年的打造，川浙合作工业园的吸纳力和影响力逐渐增强，据统计，园区目前拥有中国名牌企业6个：希望牌饲料、美好火腿肠、雕牌洗衣粉、雕牌洗涤精、风帆牌蓄电池、东南牌钢结构；全国驰名商标5个：希望、纳爱斯、雕牌、美好、风帆；国家免检产品6个：希望牌预混饲料、美好火腿肠、雕牌洗涤精、雕牌洗衣粉、三旺饲料。此外，有四川名牌6个，省级著名商标8个。

　　而新津九龙工业港项目的引进，无疑为市场化配置资源、实现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再书漂亮一笔。这个由民间企业家斥资26亿元的“园中园”，将分三期进行建设，在2010年全面完成，计划引进大型企业80余家，建成后年上缴“两税”将达1.5亿元以上。今年该工业港将全面启动标准厂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拆迁安置工作，力争全年引进落实项目20个以上。

　　新津九龙工业港的建成，将实现招商引资主体的变化，破解工业集中发展资金制约瓶颈，并为园区建立起强大的项目储备库和源源不断的资金供血系统，从而让政府从园区的投资建设、繁琐的招商引资和具体的经营管理中解脱出来，政府则集中力量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和打造创业环境……政府职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今年10月，台湾农民创业园落户新津，其中心区位于川浙合作工业园内，占地2400亩，预计2010年，园区内孵化和培育重点龙头企业20户以上，核心区畜产品加工率达85%以上，核心区农民年收入1万元以上。

　　农民工在园区成为现代产业工人

　　今年3月30日，新津川浙合作工业园区白象方便面生产车间内，31岁的新津县五津镇村民周芳正在熟练地把一包包从流水线上输送下来的面块装进小小的包装袋。“一包一袋，漏装了要扣钱”。就在半年前，周芳还不适应这样的生活变化，因为工厂大门的朝向离自己家比较远，周芳采取了翻墙的方式上下班。后来经过教育和惩罚，周芳明白了，“一个月有800元收入，比以前种地强多了。但是上班不比种地，这里不能翻墙上下班，不然要被罚款，也被人看不起”。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周芳基本完成了由自由农民向现代产业工人的转变，包括职业的转变和对现代城市社会秩序的认同与自觉遵守。工业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细节在这里经常可以被捕捉到。

　　白象在园区的新厂房还在建设中。记者看到，在项目的广告牌上，除了“总投资”、“开工时间”、“竣工时间”等常规内容外，还有一项“新增就业人数”十分引人注目。“园区已经吸纳了3万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我们完全有能力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就业有保障’。”程太良介绍说，“新津县之所以能够破解失地农民安稳难题，就是因为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工业支撑体系。”园区在7.96平方公里建设范围内计划落户企业350户，用工近5万人。3年来，园区新增就业近2万人，除了解决因为园区建设而被征地的人员外，还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就业岗位。

　　据园区管委会介绍，这个工业体系不光吸引大量本地和周边农民前来就业，还对全县的物流、通信、交通等行业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而在园区周边，一个为园区数万员工服务的餐饮、休闲市场正在蓬勃发展。2003年以来，五津镇的服务业企业由2000多个增加到4000多个，服务业就业人员由8000多人增加到13000多人，制造业聚集带动服务业发展正是聚集经济效应的重要体现。

　　川浙合作工业园只是成都市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的一个缩影。自2003年开始，在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思路的大力推动下，成都市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的趋势日趋明显。2005年全市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新引进规模以上企业297户，使进入集中发展区发展的规模以上企业累计达到945户，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的39.5%；全市工业集中发展区内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95.63亿元，同比增长37.8%，高于全市平均增幅13个百分点，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总量的49.7%；全市工业集中发展区实现利税51.04亿元，占全市的44%。

　　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已经成为成都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力量，成为推动农民向城镇集中的产业依托。

　　结语：由建国初期的“进山、分散、钻洞”转变为“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几十年来，中国的工业布局原则几经更迭。今天，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正在成为中国地方政府进行工业布局的一个新的指导思路。工业集中，不仅符合节约化、集约化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

　　推进城乡一体化三年来，成都市从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入手，以科学规划为前提，吸引企业进入园区，留在园区。在节约土地、减少污染的同时，也为工业发展培育了良好的环境，增加了就业，带动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转变了生产生活方式。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空间结构，为本地工业的集约化发展打开了新格局。在成都，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的进程不再是企业与农民争利、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和被边缘化的过程，而成为节约土地和能源，带动一方发展，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一种新途径。

　　（执笔人：成都商报社 刘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