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者李继东称要在这里重塑吸毒者灵魂

　　李继东:生命不可以重生，但是灵魂可以重塑。

　　李继东，今年29岁，思茅本土人士，高中学历。13年前以汽修厂起家，曾富甲一方。那时候，他可以早上坐飞机到昆明，只为了吃一顿早餐。而现在，他连袜子也舍不得买，为了筹款，曾经砸碎儿子的储蓄罐。

　　2002年8月，李继东创办了重生水泥预制板厂。一个偶然机会，李继东承接到当地强制戒毒所的铺设地砖工程，在工程中，他雇用了许多正在接受强制戒毒的吸毒者和戒毒期满人员。工程结束后，他带这些人去体检，结果发现大部分人都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当时，他就让这些人留了下来，成立“重生”工厂。

　　我们可以用以下一个情况看作是李继东成立重生工厂的另外一个背景:从小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11岁开始，他每月都要面临一次死亡的威胁，于是他从小就多了一份对生死的理解。在1998年一次心脏病复发中他险些丧命，这让他再次感到生命的脆弱。

　　关于现状 “我是他爹，没有我就没有他们。”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成立“重生工厂”？

　　李：我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办重生工厂，是偶然的。但是挨上了就没有办法脱掉，就像吸毒。

　　记者：没有人强迫你干下去？

　　李：没有。但是这么多人，你扔给谁啊。他们现在要是看到了毒品，肯定还会吸。但在里面，他们看不到，接触不到，也就不吸了。如果我不做了，让地方接手，谁来接手？谁来监管他们？

　　记者：为什么叫“重生”？

　　李：生命不可以重生，但是灵魂可以重塑。他们接受记者采访时，我都告诉他们要抬着头看记者。我告诉他们，要想让别人帮助你，就得先让别人知道，你错了，但是你已经改了，这样才能获得别人的支持和理解。

　　记者：你收留了这么多吸毒人员，毒贩子不恨你吗？

　　李：恨。毒贩打来恐吓电话，那是常有的事儿。还有几次无端被人围攻。他们拿着刀，不过我也没事，因为我们的人也很多。(笑)这些年来，孩子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有参加过，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孩子在哪儿上学。

　　记者：创办“重生工厂”，家里人支持吗？

　　李：我

　　记者：那社会怎么看呢？你觉得他们在误解你吗？

　　李：不理解嘛。很多传言是我靠着这些廉价工人，去赚钱，获取更多的利润。

　　记者：有人怀疑你本身不是一个健康人？

　　李：在他们心里我跟这个人群也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也是吸毒的，也是感染者，当时的处境就是那样。

　　关于荣誉

　　“我不喜欢荣誉，给荣誉就给了压力”

　　记者：你和厂里学员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我是他们什么人？我是他爹，没有我就没有他们。他们怕我。有的人，威严是天生的。我平时也不骂他们，骂他们干什么？里面有的小姑娘，平时来揪揪我的耳朵，我们像父女一样。

　　记者：你不打骂他们？

　　李：没有。你说威胁他们，要死的人还怕你威胁吗？

　　记者：他们中有没有人恨你？

　　李：工厂里的人，或者出去的人，有的表面上不恨我，但心里怎么想就不知道了。

　　记者：你给他们吃的，你给他们一个什么标准？

　　李：一日三餐，有早点，然后中饭和晚饭是两菜一汤，每顿都要有肉。我制定的一个大的框架，里面小的环节由他们自己商量，自己制定。

　　记者：你给了一个什么框架？

　　李：第一就是不能单独外出，不能吸毒，不能喝酒，不能发生扰民的事故，就这几个，其他的没有了。

　　记者：他们出去经过什么手续？

　　李：要出去就自愿，但必须我同意吧。

　　记者：中国红十字会评价“重生模式”是“全国民间组织收纳戒毒人员、艾滋病患者最多的一家”。今年，你被评为“2005年度十大民间禁毒人士”，思茅市“防治艾滋病特殊贡献奖”，又是第七届“云南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之一。这么多荣誉，你怎么看待？

　　李：作为民间戒毒人士，我会想，我凭什么获奖？你知道有多少警察，每天默默无闻地在戒毒第一线工作。我比他们幸福多了。有的媒体说，如果李继东把这些人放出去，那他就是千古罪人。说实话，压力挺大的，感觉上就歇不下来，就像走上一条不归路。我不喜欢这些荣誉。给了荣誉，也就是给了压力，你就得继续干下去。另外，那些学员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记者：为什么说他们的贡献大？

　　李：这些年来，他们没有再吸毒，没有嫖娼，没有卖淫，没有再去害人。这就是他们的贡献。

　　关于质疑

　　“捐款一分也不收，不要落人话柄。”

　　记者：有人怀疑你借机敛财？

　　李：我到上海去领奖，有人说我拿了100万元，其实只有3000元。拿了1万元，第二天就可能传成100万元。重生工厂这块地有36亩，都是我的，要是卖的话，每亩能卖到50万元。一夜间就可以成为千万富翁。但是至今我没有办土地证，还有国家禁毒委送的两辆车，我也没有上牌。我想，如果哪天我不做了，这里的东西我一样也不会要。

　　记者：创办“重生”工厂，你前后共花了多少钱？

　　李：前后大概200多万元，其实肯定不止。最困难的状态我找前妻要100元，她没有给我。在那之前，我爸妈给了我1万多元。现在，我已经向新岳父借了4万元。

　　记者：你可以接受捐款？

　　李：外面的捐款我一笔也不收。有汇款汇过来，不去领，邮局就直接退回去了。我不要落人话柄。我要了，谁来监管我？你知道，舆论会杀人的。去年，日本一家慈善机构联系过我，他们要给我76万元，只要和我们拍些照片，我拒绝了。

　　记者：你自己办的还有模具厂，你刚才讲政府的支持，是否体现在减免你的税收？

　　李：我的工厂没有减税，人家提出来要减，我没让。工厂一直没有工程，减的钱也不多，你说我占那个便宜干什么？还让别人说。

　　记者：有没有人怀疑，你把他们关起来，然后自己卖毒品给他们？有没有毒贩跟你联系过？

　　李：这种怀疑我第一次听说。公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都会来这里检查。要说买卖毒品，他们哪里有钱买毒品？要是他们能卖血，也许还有钱。毒贩会免费提供毒品给他们吗？毒贩要是进来做，肯定是疯了。

　　记者：这里给你留下了这样多的痛苦，你没有想过放弃？

　　李：总有一天我会不做，但那个时间可能会很长。

　　关于将来

　　“如果我被查出HIV阳性，肯定疯了”

　　记者：要是有一天你被工厂里的人传染了艾滋病病毒，你会不会后悔？

　　李：我也怕，如果有一天，我被疯子咬了一口，那么后果我自己承担。其实，我挺佩服他们的。要是有一天，我被查出来是HIV阳性，我肯定疯了。

　　记者：有人质疑你这种戒毒模式的可持续性，因为吸毒的人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去。

　　李：可持续发展？我就是要往那个方向发展。他们可以出去，可以到工厂去上班。我的工厂现在就有80多人是这样的情况。

　　记者：最近的目标呢？

　　李：工厂墙上的标语要改，现在写的是“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下月要改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大家要穿统一的服装，要统一安排管理。

　　记者：重生工厂会有怎样一个未来？

　　李：我准备在里面建一个医院，专门收治艾滋病患者，外面的人也可以进来。将来，最后的结果怎样？我要让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医院。我现在在研究海南的一种中草药。当时他们都劝我不要吃。我还是吃了，要跟大家一样。活了30年，拼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记者：如果这种药效果不好呢？

　　李：如果不好，我李继东陪着大家，他们也知足了。

　　见到李继东之前，我们把他想象成一个黑社会老大的样子，因为他管着一百多名吸毒人员。现实生活中的李继东，尽管戏说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但他谈吐中流露出的智慧和淡定很让我们惊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最终选择以对话形式真实呈现他的原因。

　　见到那些吸毒人员之前，我们不知道那会是怎样的戏剧化场面。然而，除了那些文身、香烟烫过的痕迹和树叶般轻飘的病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团队，他们唱歌、跳舞。

　　我们被“重生工厂”里的人们的笑容感动，也被李继东“不落话柄给别人”的直率打动。然而，这种情感上的波动决不能代替理智分析。我们感动着，但也继续质疑着。我们不希望只是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就像李继东说的那样，如果有一天艾滋病能治了，大家还会害怕吗?

　　云南有“重生工厂”，广东有“爱之家”，两个几乎同时建立的组织有着不同的结局。先天条件不同，二者结局的不同也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然而，李继东和托马斯都在探求一种新的戒毒模式。两个人最初都选择了集中居住的统一管理模式，时过境迁，两个人却有了几乎完全不同的想法。我们很难作出决断，也无需做出决断。

　　不论是准军事化管理，抑或是吸毒人员回归社会，都有着各自存在的理由。唯一需要重视的，就是吸毒人员本身的意愿和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尊重和维护。

　　我们无须否认，他们在很长时间内都将是社会治安的隐患。但这并不能成为漠视权利的借口。我们可以想象，在“爱之家”自由出入、全凭自觉的戒毒人员有着战胜毒品的成就感。我们也看到，在“重生工厂”过着平静生活的年轻人们脸上的笑容。毒品的可怕，往往超出不吸毒人员的想象。但是，此时我们更需要相信人类本性之中的善良和坚韧，并伸出手予以支持。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不论是“爱之家”还是“重生工厂”，都是民间组织抗毒防艾的有益尝试。构建和谐社会，我们更应该鼓励这种创新，更应该宽容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