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刊：“国务机要费”与“特别费”可否混淆？

　　马英九陷“特别费”风暴，民进党想藉此“打马救扁”，将“国务机要费”和“特别费”划上等号，其实两者性质不同，前者须实报实销，后者可以有一半不须检附单据。马是否被起诉，得看检察官用什么标准。

　　因为一位小组员的便宜行事，台北市长马英九陷入从政以来最大的政治风暴，“特别费”案越演越烈，民进党见猎心喜，一天九场打马记者会，想藉“打马救扁”，操作“制

度杀人”，将“国务机要费”和“特别费”划上等号，若马未遭起诉，深陷“国务机要费”弊案泥淖的陈水扁也能安然过关，若马被起诉，更是“天下乌鸦一样黑”。

　　虽然“国务机要费”和“特别费”都是供“政府首长”级支用的公费，但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根据“总统府”的预算说明，“国务机要费”一年约新台币4800万元(约合150万美元)，是“国家元首”行使职权相关费用，包括政经建设访视、军事访视、犒赏及奖助、招待与礼品致赠等。“首长特别费”的用途则相对笼统，只规定用在“因公招待、馈赠及犒赏所需”，至于如何用、何时用、额度多少，属于“首长”的权限，外人无从置喙，但是支用的程序必须“合法”，并应接受“审计部”的查核。

　　“国务机要费”和“特别费”最大不同是报支方式，“国务机要费”须“实报实销”，不能没有单据，更不能以别人消费的单据(发票)不实核销；“特别费”弹性较大，可以有一半不须检附单据。

　　“国务机要费”属于业务费，有特定科目，但“总统府”却片面把“国务机要费”当做“首长特别费”的一种，同时比照“特别费”的支用规定，一半需单据，一半不需要。“审计部”并不认同这种做法。

　　“高检署”查缉黑金行动中心检察官陈瑞仁退一步，接受了“总统府”的说法，将“国务机要费”视为“总统特别费”，只就需要单据部分清查(“总统府”方面自己所提单据)，即查出有新台币1480万的贪污事实，无单据部分根本没查，若陈瑞仁“依法”处理，不知会爆出多少内情。

　　“国务机要费”和“特别费”案都牵扯到假发票核销，差别在于前者无公务支出，后者则有实际支出。民进党想鱼目混珠，意图将马英九抹成跟陈水扁一样黑的乌鸦。台北市“法规会”主委陈清秀强调，“国务机要费”案是陈水扁借用他人发票来冒领公款，实质产生损失，因此，涉及贪污、渎职、及伪造文书；马英九“特别费”案则是以消费的大面额发票取代琐碎的小额发票，目的是为了简化行政，属于程序上的“瑕疵”，但承办的市府秘书处组员余文也有伪造文书之嫌。

　　“特别费”的支领，有很大弹性，不需发票报销的部分，可领支票、现金或汇入私人账户，包括陈水扁、苏贞昌等，皆领取现金，马英九与代理高雄市长叶菊兰等人一样，选择汇入账户，这部分应无不法。

　　“特别费”可以说是给“首长”的“补助费”，全台有6500名“公务首长”领取，为了防弊，“预算审计法”规定“特别费”的一半需发票报销，另一半不需发票报销，只需签署领据即可。民进党指马英九特别费中需单据部分与不需单据部分都有问题，前者是指余文以假发票核销，余文已经被检方列为被告，但迄未查出有钱流向马英九口袋。

　　马英九比较难澄清的是不需单据部分，因为马的特别费每月直接汇入市长账户，造成特别费入私帐的争议，但这问题并不仅发生在马身上，全台6500名“首长”皆然，因为主计单位并未要求设立特别费“专户”。

　　检方如何认定特别费的性质将直接影响马英九是否涉案，当初陈瑞仁办“国务机要费”案时，“网开一面”，将“总统特别费”纳入，他只查需要单据部分(另一半不须单据部分根本没查)。曾传讯陈水扁出庭的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李子春指出，这代表检方的一种见解，若此论点可成立，表示不需要单据的特别费，马可以自由运用，不至涉入贪污或侵占。

　　但承办特别费案的检察官侯宽仁却另有见解，马英九于11月13日遭传讯时，侯除要求马说明有单据的部分外，还包括不用单据部分，显示出侯对“特别费”的定义比陈瑞仁“严苛”，对马英九而言，不用单据的“特别费”，几年下来已经陆续支用，要准确说明流向，实是强人所难，对马相当不利。矛盾的是，直接以现金支领“特别费”者，如陈水扁、苏贞昌，审计单位无从查核，将特别费汇入账户者，如马英九、叶菊兰，钱的流向相对透明，却要面临检方查办。

　　若“特别费”案侦办酿成政治风暴，民进党“四大天王”(吕秀莲、苏贞昌、谢长廷、游锡？)、“总统府”秘书长陈唐山等，也难脱“特别费”支用的贪渎嫌疑，目前正由陈瑞仁侦办中，如果马英九有事，“绿天王”恐怕也逃不掉。

　　据媒体民调，“特别费”案对马英九只是小伤，虽然支持率略降，仍有50%以上民众相信马的操守。另一方面，陈水扁则因马陷入“特别费”风暴而大乐开怀，一扫被指涉贪渎阴霾，只是马落难，并未帮扁加分，仍有高达43%的民众要求他下台。

　　来源：摘自香港《亚洲周刊》(内容有删节) 作者：童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