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生存更要平等：第二代农民工新诉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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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30日12:52 新华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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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底层或最底层，38%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一般层，而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的仅有3%——什么群体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底层意识”？答案是农民工。这些数据来源于半月谈记者在成都、重庆和西安三市劳务市场对农民工群体的最新调研。 “身份”决定了权利，与市民和工人相比，农民工普遍受到诸多歧视。朴素的阶层意识正在引领农民工权利观的新变化。“要生存更要平等”，农民工群体在积极讨薪、讨赔
“底层身份”：一个阶层的共识 来自四川省仁寿县的农民工刘峰告诉《半月谈》记者，18岁那年，他从农村老家出来务工，本想挣点钱回去讨个老婆，但现在已经熬到33岁了，还是单身一人。勉强挣点钱仅够在出租屋里住3元钱一晚的大通铺，在夏天苍蝇横飞、冬天四面通风的小饭馆里，吃2元钱一碗的面或3元钱一份的盒饭。“还有比这更底层的生活吗？” 刘峰一脸无奈地说，“可咱们（农民工）都在过这种生活。” 进城务工农民大多选择集中居住。重庆市南纪门劳务市场是一个大约能容纳3000人左右的室内场馆，设施简陋，里面仅有供农民等待雇主时休息用的石条凳。但每天晚上愿意花两三元钱在此留宿的农民工有近千人，有时候因为人多，已经没有可供睡觉的地方，还有农民工愿意出钱在此蹲上一宿。而在成都市九眼桥劳务市场对面，甚至形成了一个上万名农民工聚居的小村落，每间10平方米的出租屋都住着十多号人。 高密度集中聚居凸显农民工之间强烈的认同感。《半月谈》记者了解到，重庆市的一些农民工在外面被欺负了，最愿意到劳务市场上找人倾诉，因为他们觉得这儿大多是农民工，在这里能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和帮助。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石英曾专门组织课题小组对西安市农民工情况进行为期9个月的跟踪调查，发现当农民工面临困难时主要还是向“乡党”或“工友”寻求帮助。这说明农民工人际交往主要还是在同一阶层内进行。 石英认为，这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由此形成的群体意识，使得农民工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农民”和“工人”的独特的社会阶层。 第二代农民工要求身份平等 由于某些制度设计上的欠妥，甚至某些劳动纠纷解决等制度本身就带有歧视色彩，农民工在合法权益屡遭侵犯时，又长期遭遇维权制度阻梗。然而，今天的农民工对利益被侵犯的态度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采取忍气吞声，只要有一碗饭吃就能满足；但21世纪进城的第二代农民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惜代价，一旦上访或诉讼失效，往往采取跳楼、堵路、暴力等过激方式寻求自救。”曾代理过5000余件农民工维权官司的“农民律师”周立太认为，“由于文化水平和见识明显高于父辈，第二代农民工思想很活跃，更不安于现状和具有反抗精神，他们将自身处境归咎于社会的不公平——农民与市民的天生身份差别。因此，他们要求享受‘市民待遇’的诉求很强烈，希望消除在工资待遇、社会保障、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城乡差别。” 相关调查表明，大部分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的设想选择在城市定居，农民工的生活观念正在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他们把自己看成“准城里人”，希望在城市过上小日子，孩子可以在城市上学，家人能在城市团聚，能够在城市看得起病，以及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国家的社会保障。 周立太曾经代理过新中国成立以来首起农民工状告“总工会不作为”的诉讼——程洪亮等83名农民工为追索加班费状告重庆长安集团公司案。因重庆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农民工交纳仲裁费17万余元，程洪亮等人依照《重庆市职工权益保障条例》第44条的规定，要求重庆市总工会出具困难证明缓交、减交仲裁费。遭到市总工会拒绝后，程洪亮等人以重庆市总工会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些农民工不仅要求与长安集团的正式职工一样领取‘加班费’，还对重庆市总工会提出了利益诉求，其实质是要求与城里人一样享受市民待遇和工人待遇。”周立太认为这是一起标志性的诉讼。 “青年一代的四川民工男的不愿意‘当苦力’，女的不愿意‘当服务员’，对工作的要求跟城里人差不多，每月工资还不能低于600元。”成都九眼桥劳务市场负责人郭力感叹，“过去全国都反映四川民工吃苦耐劳，只要能挣钱，什么活都愿意干，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半月谈》记者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的劳务市场了解到，第二代农民工主要在18～22岁之间，大多数是高中、职高毕业生，他们对工种、待遇的要求都比父辈高，不愿意从事单纯体力劳动，最愿意到公司当办事员或科技企业当工人。 获取平等权利同时也应肩负起相应社会责任 由于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生活之外，不少农民工缺乏社会责任感。为了规范劳务市场管理、整顿市容市貌，西安市一些城区劳动部门专门修建了劳动力市场，不仅入场免费，还提供开水、座位，但大多数农民工为图方便，仍习惯于在街道两边等待工作机会，人走后留下来的又往往是一片狼藉的垃圾。西安市碑林区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队长郭成对记者说，西安市的劳动部门不得不为此组织专门的“驱散队”，以驱散集中在街道上守候雇主的农民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他们赶进劳务市场。 由于具有较强的“底层意识”，农民工对社会普遍带有很强的不信任感和排斥感，反社会倾向有加剧趋势。重庆市南纪门劳务市场负责人周红英说，在劳务市场里，经常发生农民工用破衣服故意将厕所堵住的事情，“我就亲眼见到正在路边等待生意的两个农民工，突然拿着手中的木棒将路边公用电话亭里的磁卡电话砸烂”。周红英无奈地说，一些农民工融入不了城市，对城市没有归属感，情绪一旦受挫，往往将这个城市当作发泄对象。 也有一些农民工在生活的逼迫和诱惑中尝试铤而走险。据成都、重庆、西安三市的公安部门介绍，近年来，农民工参与的刑事案件有明显增多之势。2005年前10个月，重庆警方共抓获作案人员2.9万余人，其中进城农民近1.6万，占总数的53.3%。负责管辖成都市九眼桥劳动力市场的龙舟路派出所王蜀豫副所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发生在劳务市场及其周围的刑事案件是全所刑事案件的1/3，去年该所共打击处理了90件刑事案件，有农民工参与的竟达75%。”（记者 侯大伟 黄豁）
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拆墙铺路”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一项调查显示：近七成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感觉比较适应，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希望留在城市发展。这意味着他们将在城市繁衍生息，永久定居，并最终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不过，从“进入”到“融入”，农民工身份的彻底改变，要走的路还很长。 户籍曾经是农民工进城的一大障碍，身份的差别带来了就业、居住、教育、社保甚至人格上的歧视。淡化乃至消除户籍差别，只是在制度设计层面和社会管理方式上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创造了条件，体现了公民的平等。但在更深层次的观念、文化的认同上，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排斥乡下人的陈腐观念就是一种无形的“墙”，衍生出许多现实问题，堵住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路。>>>点击详细 “第二代农民工”调查：没有退路的城市新群体 1984年，中央出台“1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务工。转眼20多年过去了，民工潮依旧汹涌，变化却悄然产生：肩扛蛇皮袋的越来越少，手拉行李箱的越来越多；灰头土脸、表情木讷的越来越少，衣着光鲜、神情自信的越来越多……变化不仅来自外表，也来自内心的世界观、价值观。20多年间，农民工群体悄然“更新换代”，“第二代农民工”已以全新的面貌走到历史前台。之所以言“新”，是因为他们在人生选择上与父辈们全然不同：这是一股强烈要求加速融入城市、没有退路的潮流。>>>点击详细 来源：半月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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