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为邱兴华一人奔走

　　□本报记者柴会群

　　记者：您与邱兴华、何冉凤素不相识，为何为他们奔走呼吁？

　　刘锡伟：我不是为了邱兴华一个人，而是为了弱势的精神病人群体和软弱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呼吁。精神病人是弱势群体，作案以后，就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不仅他们的权

利很难保障，就连其亲属也受到社会歧视。

　　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精神病人犯罪现象，对这一问题如果不重视，而是将他们视为正常人一杀了之，有失公平，也违反法律。

　　记者：邱兴华案目前尚没有二审判决，您的行为可能被认为是干扰司法。

　　刘锡伟：我不是干扰司法，而是想维护法律的公正。我国的刑法第18条明确规定，精神病人犯罪应该判决无罪或从轻处罚。而英国从1843年麦克·纳顿条例(参见文后注)开始就有了这一做法，这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个巨大突破，是司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16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精神病司法实践中还是障碍重重。

　　记者：有哪些障碍？

　　刘锡伟：主要体现在精神病司法鉴定上。我国刑法尽管对精神病人犯罪有着明确无罪或从轻处罚的条款，但司法鉴定的主导权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只有他们认为应该做的鉴定，司法鉴定部门才会去做。而经常的情况是，司法机关或者出于自身认知水平的原因，或者因为快速结案的冲动，往往不提起鉴定，这样就会出现错案，把一些精神病人送上刑场或送进监狱。

　　这次去广西，我原来工作的医院精神科的现任负责人告诉我，监狱曾经请他过去看病，结果他一次治疗了20多个精神病犯人。当然，20多个不能说都是错案，但肯定有错案。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刘锡伟：主要是传统观念和长官意志的影响。多年来我们的司法已经习惯了杀人偿命，习惯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因此精神病司法鉴定面临极大的阻力。我在担任广西司法鉴定小组组长期间，当时的卫生厅厅长曾经3次帮助我“转弯”，让我改变看法，不要轻易给嫌犯下精神病的结论。

　　记者：工作做通没有？

　　刘锡伟：没有，我反而把工作组的人说服了。他们后来又找到我的一位司法鉴定方面的老师和前辈，让他说服我珍惜自己的前途。我说，我正是因为珍惜自己的前途才坚持这样做，如果我不讲原则瞎鉴定，以后若是错案，签字的人是我，承担责任的还是我。别人是不会认账的。

　　记者：这样的情况是否普遍？

　　刘锡伟：我只能说有一定代表性。据我所知，一位我熟悉的同行在给一个嫌疑犯做鉴定时，因为做成了精神病，法院竟然不给报销来回路费。结果他很正直，不给报我也照样鉴定。后来有的专家就总结出一套经验：如果是有权力和有名气、有地位的人，如果真是精神病的话，做成精神病鉴定也无妨。如果是农民和其他翻不了多大浪的普通人，就鉴定不是精神病，杀了也就杀了。

　　记者：这些年，你做过多少起这种精神司法鉴定？

　　刘锡伟：不是太多，大概不到100起。

　　记者：结果如何？

　　刘锡伟：大部分都是精神病。你可以想象，连他们(指司法人员)都感觉到了，我们专业人士不可能看不出来。我印象中，好像只有两起不是。

　　记者：现在有一种倾向，总是容易将精神病鉴定与司法腐败联系在一起。精神病鉴定常被看作是为嫌犯开脱的手段。

　　刘锡伟：有这种情况，但是极为个别。根据我50年的工作经验，精神病人装是装不像的，尤其是在专业人员面前。鉴定人员拿了被告人好处作出精神病结论的情况也有，但不多。目前公开的数字是，我国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有10％的“误诊率”，绝大多数都是把精神病人鉴定为非精神病人，或者把重型鉴定为轻型。

　　记者：被无罪释放的精神病人是不是仍有可能作案？

　　刘锡伟：有这种可能，这正是精神病人司法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一旦再次作案，谁都无法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有的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作鉴定，或者鉴定成不是精神病，一关了之，甚至一杀了之。

　　记者：这样做的后果如何？

　　刘锡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或许可能暂时平息“民愤”，但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因为精神病人犯罪现象等于被隐瞒了，而这种现象并不因为隐瞒而消失。其结果就是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人作案现象。

　　与此同时，这也使得司法精神病鉴定学科无法发展，越来越弱。最终的结果，就是让这个群体的威胁越来越大，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不和谐。

　　记者：有人说，精神鉴定的主观性较强，不同专家往往有不同意见，因此说服力不够强。

　　刘锡伟：精神病是一种疾病，跟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医生诊断起来都有主观性，但是病症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你无法抹杀掉。有病不会变无，无病不会变有，在此问题上，我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记者：在邱兴华杀人案中，一审公诉人和法院都认为，邱兴华作案前作了精神准备，会踩点，作案后还会逃跑，甚至能从警方严密的包围圈中逃脱，因此认为他精神正常，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我本人也感到奇怪，如果他是精神病人，会有这么多人看不出来？

　　刘锡伟：这是一个精神病学上的专业问题。精神病人发病有这样的特点：时轻时重，时隐时现，时有时无。需要注意的是，邱兴华的母亲和表哥，都是中年以后才发病的。但发病症状又不尽相同，轻重也不一。而且，很多精神病人都是高智商的，比如刺杀里根总统的约翰·欣克利，他要想刺杀里根，要掌握里根的行踪，还要避开他的警卫，这是一般人根本办不到的。欣克利最后被证明是个精神病人，并被法院判决无罪。邱兴华在法庭上的表现，一般人可能只是觉得奇怪，但不会视之为精神病人。但就专业人员而言，症状已经足够明显了。

　　记者：您并没有与邱兴华本人见面，怎么敢下这样的结论。

　　刘锡伟：我有50年的精神病工作经验，跟任何一门学科一样，精神病学是有规律的。仅就我能掌握的资料，这些情况已经非常明显。我相信很多专业人员都看得出来，但他们不说。我咨询过北京一位权威的精神病学专家，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他认为，即使邱兴华是精神病人，也应该被判死刑，否则对被他杀的11个人不公平———他显然不是法学专家。

　　记者：据媒体报道，您认为马家爵也患有精神病？

　　刘锡伟：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当然，马家爵也做过精神鉴定，但结论不是精神病。

　　记者：你说你在一些司法机构的某些人眼里，是个制造麻烦和不受欢迎的人。

　　刘锡伟：其实这是他们的误解。我是一个有着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知道我国的党政和司法机关是如何运作的，一些因为未作精神病司法鉴定导致的错案，出面承担责任的人，往往不是制造错误的人。所以我在给陕西省有关领导的电报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请不要把我视作制造麻烦和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我恰恰是爱护你们，并且为你们下属的政治前途负责的。因为司法精神鉴定介入得越晚，错案的级别就可能越高，涉及的人员就可能越多。当然，如果想一错到底，不作鉴定，或许没有人承担责任。但是，社会终究要为其埋单。

　　(P1190012)

　　■链接

　　麦克·纳顿条例

　　1843年，苏格兰人麦克·纳顿受妄想的支配，企图杀死当时的英国首相皮尔，但他不认识皮尔，结果杀死了皮尔的秘书。舆论一片哗然。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关注下，召开了特别会议。审理中，律师称麦克·纳顿患有精神病，不知道对与错的区别，不知道他的行为的性质和后果。陪审团最终被说服，法庭判麦克·纳顿因精神错乱而无罪。这一判例促成了麦克·纳顿条例。

　　我国法律关于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规定参照了该条例。

　　我国刑法第18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