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讨薪题五年难解开

　　又近岁末。这已是湖北农民工陈德军在天津追讨工钱的第5个年头。他说：“这个春节肯定又要让老乡失望了。”

　　为了53人的7万多块钱，这些年陈德军求遍了凡能找到的所有部门，还把讨钱官司从区法院一直打到了天津市高院。尽管也获得过同情和帮助，但当一起打短工的伙伴们算着今年的进项开始谈论何时返乡时，陈德军依然口袋空空。

　　◆“本想打工致富却成了讨钱‘专业户’”

　　2002年2月，41岁的湖北随州均川镇人陈德军带着52名老乡来到天津打工。他们从河南濮阳市第九建筑工程公司管现昌施工队手中，承包了天津铁路信号厂智能电源车间抹灰工程。协议规定工程总价款为122220元。9月，由于讲好的劳务费迟迟不兑现，吃饭都成了问题的工人们拒绝再施工，工程完成大部分后交给了管现昌。除去施工过程中拿到的27236元，管现昌没有再给一分钱。拿着陈德军打的欠条，老乡们先后离开了天津，陈德军独自留下追讨工钱。

　　陈德军说：“开始我直接找管现昌要钱，可他根本不见面。

　　陈德军说自己本来想打工致富改善生活，没想到困在天津成了讨钱“专业户”。

　　◆“要一个公正的结果，我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奔波8个月没能要回一分钱，2003年5月，陈德军向天津市河北区法院起诉管现昌，要他给付拖欠的53人劳务费70413．06元。

　　审理过程中，法院要陈德军对工程量举证。按天津市房管局房屋安全鉴定检测中心抹灰质量鉴定收费标准，他主张的工程量评估费至少得花29000元。陈德军无奈放弃了。

　　2004年8月，河北区法院一审判决：除已付劳务费外，判管现昌付给陈德军等53人劳务费共计14535．63元，除陈德军能拿到2206．26元外，其余52人多的能拿960多元，最少的只有3．5元。

　　河北区司法局法律援助科副科长张成队，是陈德军一审时的免费辩护律师。他说法院对陈德军已经很照顾：均川抹灰队没有资质，不能作为诉讼主体。为了帮民工们追回工钱，法院想办法帮他以53人集体追索劳务费立了案。至于判决结果，因为被告对工程量有不同意见，而陈德军又放弃举证，法官有权根据法律有关规定进行裁量。

　　但陈德军不服：“一个人就算干一天活儿也不止挣3元5角钱吧。何况我们干了足有半年多。”

　　他开始向上级法院“要公道”。2004年11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结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德军说：“二审结束，我想算了，拿钱回老家。可河北区法院执行庭说钱只能让民工自己到天津来领。法院判的一共只有14535．63元，从我们均川镇到天津，52个人光来回车票钱就要花22000多元。怎么拿？”河北区法院执行庭庭长赵连柱说：“执行立案时就应该53人都到场，我们就是考虑到实际情况才给他特办的，并以最快速度把钱执行回来。可领钱就不能马虎了，钱是判给53个人的，按法律规定必须本人亲自来领。否则法院要承担责任。”

　　天津领不到执行款，湖北均川镇还有52个手持欠条、不时上门要工钱的老乡，陈德军下了把官司打下去的决心。

　　他先后向天津市检察院一分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再审申请，但或是不予立案或被驳回。2005年8月，他又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状。

　　陈德军保存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驳回通知书，落款位置本是打印的“四月”，又用钢笔改成了“7月14日”。

　　陈德军说：“可我的再审申请是4月才递上去的。为了问清楚，我到一中院找了很多次也没人管。没办法我就每天举一个‘冤’字站在法院门口。8月，审判监督庭打电话要我去立案再审，10月18日第二次被驳回。这些年，我自学了不少法律知识，知道按法律规定，终审法院再审只有一次，可我的却是两次。”

　　◆“讨回劳动所得怎么就这么难？”

　　近年来，国家多次出台政策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天津有关部门也都采取了具体措施。陈德军说，这些年他接受过不少帮助：除一审时河北区司法局提供了法律援助外，一审、二审总共约6300元诉讼费，他只交了1200元……

　　但这都没能改变他讨薪无果的处境。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造成陈德军现在处境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有些部门并没有真正重视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天津市公民代理人于志宏说，陈德军的讨薪难题，和一审时没有很好地分配举证责任有直接关系。“谁主张谁举证”，当时陈德军无力举证，法官自行裁量，表面看无懈可击。可建筑工地的特殊性在于一方是没有任何知识、经济能力的农民工，另一方是实力雄厚的建筑承包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4月公布的证据规则“在一案件中，法庭要考虑到双方的能力，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规定，法院完全可以让不同意陈德军主张的承包商来举证。可法院没有这样做，这直接导致了执行难，并衍生出后来的多个上诉、申诉以致陈德军陷进法律程序中没完没了还毫无结果。也正是由于这个表面上的无懈可击，使得陈德军讨薪案获得改判的可能极小。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雪筠助理研究员说，近年来，国家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越来越系统、完备。但要真正施惠于农民工，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帮助，具体每个个案如何操作、落实更关键。

　　与陈德军同租一幢平房的4人中，陕西来津打工的杨先安被拖欠工资1600多元，山东籍务工人员李月宝被工头拖欠工资3万多元。他们说：“当然想要回工钱，可想想还是算了。一家人还等着我挣钱吃饭。” （新华社天津11月30日电）

　　来源: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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