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灾民在你肩上哭泣才是新闻

　　年轻人的幸福在于人生的可能性。我看着我的父母辈，他们一生中在一个单位工作，说一样的话，接受一样的评价标 准，我就很怕单一，我很想知道，丰富的人生应该是什么状态

　　-本刊记者 高任飞 发自北京

　　“温和地逃跑”

　　1987年，初二女生柴静给心仪已久的《读者》杂志写去一封信，在信中，她把《读者》称为“你”，说“感谢你 当我的朋友”。

　　这个沉默寡言的女生一直不太有朋友，她4岁上小学，当语文老师的母亲把写上拼音和汉字的牛皮纸片串成一串纸挂 在她脖子上，就像今天最流行的毛衣链一样，然后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在地上写“口、天、人”。识字很早，却不太有东西看 ，于是她翻来父亲的中医书，翻来不知哪儿找到的批判胡风的文件，翻来《岳飞传》，却都不太看得懂。入学太早，让她无论 是在个头、智力、还是反应速度上都有点吃亏。

　　从初中开始，她就用母亲买的红灯牌双卡收音机偷偷听“那边”的广播，听女主持人悠悠地说，“现在我正在我的阳 台上对着美丽的晚霞讲话”，知道了“广播节目竟然可以这样做啊”，她买来磁带，把“滋滋啦啦”的节目录下来反复听。罗 大佑的《暗恋》让她惊呼，“怎么这么好听”，郑智化的《用一辈子去忘记》后来还成了她的书名。

　　《读者》是她初中最好的朋友，翻看每一期新刊物前，先深呼吸油墨香味几乎成为一种仪式。虽然随着阅读兴趣的改 变，这个过程只持续了3年，但“那段时间是一个人自我形成的过程。每一个这个年代长大的孩子，都会受困于同样的教育制 度和文化环境，都很贫乏，都很单一，没有人告诉你，一个人应该成为丰富的人，只是说，你应该成为一个可以通过考试的人 ，就这一个指标。”

　　沉默地长大，柴静觉得边缘化不是什么太大的事。高中时她存钱去买冯友兰、买林语堂，高考前“闲书”都被母亲封 锁之后，她就看字典解闷。老师和母亲说，“这个孩子虽然不怎么说话，但心里有自己的主意。”她说自己是在“温和地逃跑 ”。

　　1993年，16岁的柴静高考成绩平常。她一门心思想离开家乡，“到远方去”。和家人妥协的结果是她可以离开 ，但必须学习自己一点都不感兴趣的会计专业。于是柴静南下长沙铁道学院，“当时走得那么急，头也不回，恨不得把过去全 部抛掉”。

　　逃离的柴静很自在，她并不知道学业是什么、职业是什么，她只知道可以实现中学生时的梦想了。她很少给父母打电 话，“甚至忘了他们，专注于自己的世界”。

　　幸福，在于人生的可能性

　　就在这个时候，广播电台开始直播节目，率先在媒体上实现了人与人的即时沟通。那时候，和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学生 晚间生活一样，长沙的大学女生们人手一个收音机，熄灯了就收听电台的热线谈话节目。其中也有柴静，“快放暑假了，想做 电台，想得不行，极其狂热。”

　　柴静得到了机会，她沉浸在播音主持中，会计专业几乎被荒废。毕业时，父母安排她回山西，到省铁17局当会计， 她自然是不愿意的。适逢湖南文广要成立了，柴静给台长打电话，说“我想到这儿来”。

　　“电台在整个播出方式和内容上进行改革，我才有机会进入。回头去想，不得不感慨和时代之间的一个巧遇。”柴静 说。

　　1996年，柴静进入湖南文广文艺广播电台，几乎听不懂长沙话的她依然朋友寥寥，狂热地投入工作中，甚至加班 把看不顺眼的广告拿过来重新设计加工一番，因为“不能不好听啊！”她每个月300块钱收入，一大半用来租房，每天骑车 上下班，自己做饭吃。每晚节目结束下来的时候，“觉得一点遗憾都没有”，觉得“只要有人在听，有人在呼应，就够了”。 半夜回到家，会请楼下的河南逃难老人一起喝碗加糖的粥，那也是她为数不多能拉拉家常的时候。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全部的生命投注其中”，名片上也印着“综艺部副主任”，而且福利分房在即，同时还成了 报纸上小有名气的专栏作家，柴静突然决定离开。

　　“年轻人的幸福在于人生的可能性。我看着我的父母辈，他们一生中在一个单位工作，说一样的话，接受一样的评价 标准，我就很怕单一，我很想知道丰富的人生应该是什么状态。”22岁的柴静到北京念书了，攻读北广的电视编辑本科。

　　1999年，湖南广电的老同事委托她在北京打广告，帮他们招“有表达力，需要我们去压他”的激进派主持人，未 果，于是导演让她回去试试，他们不太信任她，因为她“比较内向，也比较文气，看上去不太像能当一个主持人”。

　　但当柴静戴着假发，陪着诗人沈浩波在他们那大部分面积黑漆漆，小部分聚光灯烤死人的话剧舞台上大声朗诵诗句— —“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并顺利播出时，这个名为“新青年”的节目成功了。

　　那个阶段的柴静学业还未结束，常常在北京长沙之间飞来飞去。她再一次成为湖南文广革新电视方式的受益人。“那 时候同时担任文字记者、学生、电视主持人，同时又有独立的文化人的身份，很满足。”

　　灾民在你肩上哭泣才是新闻

　　2000年，央视的《东方时空》前制片人陈氓找到柴静，他们的晚间节目需要一个女主持人，以和白岩松轮班。

　　她当然去了央视。不过最初她不适应，第一天晚上通宵工作后，她就大哭一场。在摄影棚里呆了快一年，她依然不好 受，“在没什么基础的时候，面对着被传统的新闻模式迅速同化的危险。”

　　转机来自于2003年对新疆地震的报道，她成为被派往前线的记者。“就像当年到电台的感觉，我感觉自己属于这 里。到了新闻现场，脚下踩的是土地，听到的是哭声——什么是新闻？灾民在你肩上哭泣才是新闻。”回来后，柴静很快离开 《东方时空》，加盟《新闻调查》，从主持人转型为记者，她说自己终于明白，“对世界的认识，是要行万里路才能得来的” 。

　　柴静所在的《新闻调查》团队很年轻，以前他们在一起经常会谈法拉奇、华莱士这一类的记者，但逐渐她发现，以上 述记者作为自己努力的标杆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你永远不可能成为法拉奇，她在一个什么样的体制中？ 你不可能成为她！那么你要成为谁？”

　　这个问题在过去两年让柴静很困惑，直到她开始回头从历史中寻找参照，“在中国，变革的实现不是大而化之地来进 行的，而是要落实到真正的文化上，渗透上每个人身上。梁启超说‘共和政体，道德为器’，实际上说的也是社会文明。”柴 静说她后来做的节目，都隐藏了这部分思考。

　　现在的柴静，在北京和比自己小两岁的妹妹一起住，两人比年少时要亲密许多。柴静觉得自己和她是两代人，因为“ 妹妹活得比较轻松”。

　　父母还在是否定居北京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因为，“北京房价这么高，我们回山西还能挣点钱，你也不用压力太大 ”。

　　去年，柴静带着DV机回到了老家山西临汾。她发现祖宅的雕花门扇被偷走了，小时候坐的石鼓被人撬了，更别说家 里的字画。她到族中的一个长者那儿，要来祖先的画像拍下来，然后去附近已受保护的文化遗址，把小时候熟悉的点滴都拍下 来。

　　“就像钱钢(作家、记者，《唐山大地震》作者)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遗传密码，到了这个年龄，你的密码就自 动启动了。”

　　对话

　　人物周刊：你对父辈的生存年代了解吗？有代沟吗？

　　柴静：那一代人要争取命运，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他们实际上处于一个自顾不暇的阶段，要争取更好的生存，就要 把全部精力放在事业上。那代人也没有什么意识说“应该怎样来陪伴孩子成长，让她快乐”，把你养大，让你生存下去，就很 好了。

　　父母从没想到我一个内向沉默的孩子能做传播，直到老乡到长沙出差，坐出租车，听到我的节目，司机说他特别喜欢 这个节目，老乡就回去讲给我爸妈听。我妈才开始问：“真的吗？你可以做吗？”

　　后来到中央电视台，从《东方时空》到《新闻调查》，他们开始有些不理解，觉得《东方时空》是个日播节目，你每 天吹着头发，穿着套装，打着光，多漂亮！而做新闻调查，你一个女孩子跑来跑去，这么动荡，一个月才看到你一次，他们不 理解。

　　后来我跟他们说，我希望做一个让你们看，不是因为看我，而是看时会忘了是我的节目，我希望你看这个节目，会忘 记了我是你的女儿。

　　人物周刊：你对你的职业满意吗？这个行业和过去相比，是进步还是退步？

　　柴静：以前的老同事刘春(现凤凰卫视台长助理)说，“我们那个时候相当地忧虑啊，做这个节目是要为总理分忧啊 。”今天我们听了会笑，但那时他们是很认真的。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服务于公众利益的节目。

　　记得国家环保局一位副局长说过一句话：所有的重大公共政策要想得到推行，需要一种强大的政治动力，而这种动力 的基础是强大的社会共识。

　　我觉得媒体在此社会共识的形成过程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节目一直在选择性报道那些积极推动这一过程的人，一 个经济诈骗案持之以恒的举报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怎样去建设，而不仅仅是批判，这个是很重要的。

　　人物周刊：在工作领域之外，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看法？

　　柴静：过去的30年是“人”浮现出来的时代。人的欲望得到尊重，尽管这也产生了很多后遗症，但它承认了人的欲 望是合理的，对金钱的欲望，对自我的欲望；第二，人有了选择，也许这些选择带来的是轻飘和焦灼，但选择本身就是幸福的 。

　　人物周刊：觉得自己生活幸福吗？有没有不安？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柴静：我有天跟朋友说，我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幸福的，他非常吃惊，他觉得他只有十分之一可以称之为快乐。我的幸 福很大一部分来自工作。工作对我从来不是简单的谋生之道，它包含了太多东西，有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人对我的尊重和欣赏 。

　　76年出生的这代人，因为可以选择，这10年是充满兴奋感的。但到了30岁这个坎，你会觉得可能性没有那么多 了。而立之年，考验你的，不是你生活中还能有多少变化，而是你今天做的这件事，你的认识能有多深?你的坐标系是什么? 到这个时候，我估计不少人都会感到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