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五岁的CRI(2)

　　正如王老先生回忆的那样，尽管国际台人力缺乏，技术条件落后，当时的工作人员却能体味出无尽的乐趣。已76岁的高级记者席升茂回忆说：“我（上世纪50年代）来（工作）的时候，就在二楼楼梯拐弯的地方放了一个柜式的录音机，挺大的，语言组一天到晚不停地轮流到那做节目。晚上有时候没有电，停电就点蜡烛；院里有一个发电机，它(只)给录音的地方供电。（停电时）就把那个机器开开，嘟嘟嘟响。”

　　艰苦的环境，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中国对外广播事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景。

　　到1965年，国际台的播出语种、播音时间等指标，都已跃居世界前列，一些大功率的发射台也相继建立。到70年代中期，国际台对外开播语种已经达到43种，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和桥梁。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启动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国际广播电台也走上了一条开放、发展的道路，影响力日益扩大。德国《收听》杂志把我们的德语广播节目，称为“来自遥远中国的清新之风”，并称之为“人们喜爱的电台”。北美无线电俱乐部协会把国际台评为“世界最大的电台”。

　　开放，就需要交更多的朋友。为了更真实全面地报道中国与外部世界，并在两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从1980年起，国际台开始陆续在国外建立记者站。汪作舟，国际台高级编辑，年届七十的他曾是国际台第一批常驻国外的记者中的一位。“应该说从建立记者站第一天起，我们投入工作，深入现场，克服各种困难，我们的节目在时效方面应该说是（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个有大量例子可以说明。阿富汗和平协议在日内瓦签字（一事，我参与了报道），那次节目播出距离协议签字之间也就是20多分钟。”

　　一批又一批记者被派驻国外。刘素云曾在耶路撒冷担任常驻记者，在巴以冲突的爆炸声中发回大量报道。

　　“2000年10月巴以冲突刚爆发，集中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我们就带着一面国旗去了加沙。（我们）当时就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巴勒斯坦人被枪弹打得倒在地上，鲜血从腿上流出来。（因为）中弹倒下的人就离我们几米远，（所以）一下子给我那样一种感觉，就是说生和死离我们也是很近的，有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在（后来）那几年里，这种真枪实弹就看得太多了。”

　　现在，我们在世界各地拥有29个记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