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冬天里的安监局长们

　　灵石：矿难与富翁都很多

　　“奔驰宝马满街跑，千万富翁挨着数”，这是当地一句民谚中的灵石。地处晋中市的灵石县是山西中部产煤大县，近年来，因其煤矿之多，富翁之众而声名鹊起，富甲全省。而和富翁同样“闻名”的是，近几年发生在灵石的多起矿难。

　　2002年，11月10日，晋中市灵石县两渡镇太西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7人死亡。

　　2004年2月5日，在灵石县与汾西县交界处的深山里，两家私挖滥采的矿主横眉怒目，为封堵对方开采自己的矿产资源，在井下引爆炸药，29人因此死亡。

　　今年7月，灵石县蔺家庄煤矿发生爆炸事故，53名矿工死亡。当时，煤炭监察局局长赵铁锤亲临现场，带队调查。

　　然而，不到6个月，赵铁锤又一次来到灵石。

　　11月12日19时40分，灵石南山煤矿发生事故，34人被困井下。

　　3天的艰难救援，奇迹还是没能发生。11月15日 ，灵石县王禹乡南山煤矿最后一名遇难工人的遗体被发现。至此，34名被困井下的矿工被证实全部遇难。随着井下储存的炸药全部自燃，事故抢险工作也随之告终。矿主、正副矿长、驻矿安监员、包工头等全部逃逸。

　　事故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原因是该矿在井下储藏的大量非法私制炸药起火，产生有害气体，导致井下34人全部遇难。

　　当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南山煤矿11·12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在灵石成立，这也是继“轩岗煤电公司焦家寨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之后，国务院在 11月 派往山西的第二个调查组。

　　在“调查组”成立会议上，山西省副省长靳善忠通报了事故情况。靳善忠指出，灵石县南山煤矿在生产许可证和安全许可证已过期的情况下，擅自组织生产，并且越界开采煤层。按规定该矿只能开采矿井下2号煤层，但实际已经越层开采到了4号煤层……

　　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的问题开始暴露。原本定员120人的煤矿，经查验竟有职工245人。此外，该矿无视安全规程，在主井、副井和风井全部出煤，每天三班轮流生产。

　　据了解，该矿去年还是年产3万吨的小煤矿，今年就摇身一变成了“年产9万吨”的矿井，并且被单独保留下来。

　　“谁给了你们这么大的权力？把这个应当关闭的煤矿单独保留了，这是和中央的政策对着干！” 11月15日，煤矿监察局局长赵铁锤质问当地的干部。

　　按照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的有关规定，重点产煤县年生产能力在9万吨以下的煤矿必须全部淘汰。据此，南山煤矿也在淘汰之列。

　　据公开资料显示，这样一个本该废弃的煤矿，在当地政府的监管下一路畅通，今年9月，晋中市煤炭、安监部门给南山矿正式发文，允许其复工。

　　是南山蒙蔽了政府，还是当地政府有意纵容？

　　调查组一位成员曾表示，矿难背后，恐怕不仅仅是监管不严和失职的问题，还有腐败问题，至少表现出来的就是公共权力部门化。部分职能部门画地为牢，让黑心矿主钻了空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在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力度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能将年生产能力只有3万吨的煤矿单独保留下来，且不被周边大煤矿整合掉，绝非易事。“这其中深层次的因素就不太好讲了。”

　　《中国经济周刊》就此事致电灵石县政府办公室，希望了解南山煤矿当时的复工细节，但工作人员表示无可奉告。山西省煤矿监察局的一位官员则表示，该案正在调查中，得等国务院调查组的最终结论。

　　尽管事故的调查结果还在进行中，但在矿难现场，当地官员的表现却无法让人相信当地政府在煤矿安全监管上真得尽了力。

　　南山矿难发生的第二天，在事故现场抢险指挥部，面对赵铁锤的疑问，当地乡干部竟然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该乡共有多少家煤矿，更不清楚有多少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甚至连安监总局近日来一直强调的16种必须关闭的煤矿种类都说不上。

　　《中国经济周刊》获悉，事故发生后，晋中市人民检察院已对该事故中3名涉嫌玩忽职守的煤矿安全特派员、安全生产监管人员进行了立案侦察。公安部日前也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B级通缉令，缉拿畏罪逃匿的矿主耿润玉。

　　11月23日，山西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对外通报山西近期煤矿安全重特大责任事故处理情况时称，晋中市委已经依据国家和山西省有关规定对灵石县县长贡琦、副县长丰开成予以免职，待事故调查结束后，依据有关法规和纪律作进一步处理。

　　政府在反思

　　在发生了数起安全生产事故后，山西省政府开始反思，商量“对策”。

　　11月15日，山西省政府紧急召开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上，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向遇难矿工和家属表示哀悼和歉意的同时，向全省人民做出检讨。

　　据山西省副省长靳善忠介绍，10月24日至11月12日，在5起煤矿重特大事故中，除轩岗焦家寨煤矿外，其余全部是非法违法煤矿事故，其中3起属证件过期的矿井非法组织生产，1起是私开煤矿。

　　这也给正在进行的煤炭资源整合和小煤矿整顿关闭工作再次敲响警钟。

　　对此，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会上指出，市、县政府要全面抓好辖区内打击非法违法煤矿和资源整合等工作；乡镇、村委会发现非法违法煤矿必须制止并及时上报；负有监管责任的部门监管必须到位，在向上级报告的同时，一定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中国经济周刊》从山西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了解到，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将牵头，会同山西省煤监局、山西省安监局、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共同对山西省在今年生产矿井能力复核中，各市上报复核能力为年产9万吨的生产矿井逐矿进行核查。

　　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局长王守祯表示，今后将专门抽调150名煤炭专家，分成9个大组50个小组，分赴全省进行为期20天的现场核查。此举意在挤掉那些虚报水分，彻底关掉假的“合法煤矿”，留下符合煤炭发展要求的煤矿。

　　兰州：矿难和那些“靠煤吃煤”的人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叶静 ★薛峰/北京、兰州报道

　　2006年11月1日10时许，甘肃兰州市红古区窑街镇红沟德顺煤矿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该矿主井、风井全部被封堵，导致井下作业的16名矿工被困。经过10多个小时的救援，当晚11时30分，遇险矿工全部脱险。

　　第二天晚21时许，尽管兰州市政府已经下达停产整顿令，但同属兰州市红古区窑街镇的福山煤矿因为瓦斯泄漏造成5人中毒死亡，其中年龄最小的矿工仅为18岁。

　　小煤窑关闭上演“拉锯战”

　　从目前的公开资料来看，兰州红古两起矿难皆源于技术性失误。而《中国经济周刊》调查获悉，技术失误的背后其实存在着更深层次的产权归属、利益划分的矛盾。

　　红古区是兰州市市辖的五个辖区之一，而窑街煤矿局就位于红古的自然行政辖区里，是一家国有煤矿。

　　然而，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是，在窑街矿务局的辖区内除了矿务局的职工及家属外，还雇有一批当地的农民在为其工作。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到，这些农民人数在7000人左右，从1978年开始，划归矿务局管理。从行政管辖上看，是属于“矿上的人”，但却没有矿上职工的身份，而从农民的身份来说，又没有土地。

　　早在1978年，窑街矿物局为了便于征地采煤，将矿区附近的4个村共1800多户村民划归矿区管理，随着煤矿经营规模的扩大，20多年的时间里，产煤区和塌陷区逐步侵占了4个村村民的农田。

　　现在7000多人共有不到土地210亩，人均耕地0.034亩，已经无法进行基本的农业生产。长期以来，这些失地农民都依靠挖煤为生，而这也成为兰州窑街矿务局“小煤窑”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周刊》获悉，像这样的小煤窑共计33个。此次发生矿难的2家小煤窑就在这其中。

　　自安监总局开展煤矿安全整顿工作后，当地矿务局依照政策关闭了这些设备落后，安全投入不足的小煤窑。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生活很快陷入困顿之中。在多次集体上访未果的情况下，农民们又开始“靠煤吃煤”。

　　于是，取缔关闭—死灰复燃—再取缔—再开采，当地政府和农民开始了长期的拉锯战，几个回合下来，当地政府发现，在农民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取缔。

　　在此背景下，经省政府协调，会同兰州市红古区、窑街矿务局提出了一个各方基本接受的方案，即原属窑街矿务局的这些农民，划归地方管理，作为相应的安置措施，甘肃省、兰州市、窑街矿务局各级财政按比例共贴付资金1.4亿，并将这些划归的农民纳入当地低保范围内。

　　2005年11月，甘肃省协调各方对这些农民的安置做了规定：一、矿上所属4个村的农民划归地方即红古区政府管辖；二、4个村99%的农民享受当地低保；三、抽调各方配套资金复垦农田。

　　多赢方案过不了“钱关”

　　这本来是一个多赢的方案，但却未得到预想的结果。

　　《中国经济周刊》在当地获悉，尽管对搬迁资金没有全部落实有种种说法，但搬迁户没有拿到搬迁费用确实是事实。仅有的低保并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

　　当地一位文化较高的老村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是我们非要和国家要钱，关键是我们没有维持生活的生产资料，像其他村子，娶了媳妇生了孩子，生产队都要多划分出来土地，如果我们像他们那样就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划归地方的农民又操起了旧业，开始挖煤。尤其是在煤价飞扬的今天，采煤显得更 “实惠”。

　　《中国经济周刊》从当地村民口中获悉，在划归地方的4个村中，共有青壮劳动力4500多人，且大多在附近的小煤窑工作，每次小煤窑整顿之后，村民们会在风声过后继续开采，或者去外地打零工。由于长期依托在矿上，生产技能单一，又没有其他职业教育培训，在劳务输出方面没有任何竞争优势，迫于生计的青壮年劳力在当地煤矿出现事故被关闭后只好到山西等产煤大省，转战小煤窑继续靠挖煤为生。

　　此外，据一位姓高的老村长介绍，这些无地又失业的年轻人，整天在矿区周围游荡，给村里的社会治安也带来隐患，此前，已经发生过好几起案件。

　　4口之家的山根村村民何师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家里的2个孩子一个在上中专，一个在上高一，以前小煤窑没关闭时，他们夫妇俩每天都去小煤窑挖煤，他和老伴一天下来能挣20块钱，扣除下雨天不出工和安全检查停工，平均下来一个月能挣400多块钱。再加上每个人80多块的低保，生活虽然清贫，但还勉强过的去，小煤窑关闭后，家里基本失去了生活来源。

　　“其实我们也不想去小煤窑，可是没办法。”

　　就在矿难发生后的几天，《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还在矿区看到，大量农民依旧“蠢蠢欲动”，伺机掘煤。

　　一方面窘迫的区财政无力安置农民，另一方面又要全力保证不再发生矿难，两难境地下的红古区委、区政府领导开始包干划片，抽调大量工作人员，日夜蹲守矿洞劝阻农民不要进洞掘煤，以防小煤窑死灰复燃。

　　当地安全生产部门甚至采用安插“卧底”的方法侦察小煤窑生产的动向，使整个部门属于超负荷运转。

　　即便如此，据该区领导透露，如果没有一个长效机制通盘解决这个问题，死伤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

　　冬天里的安监局长们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 李毅中

　　自从上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以来，李毅中就开始不断地、匆匆地奔行在处理各种事故的路上，去面对那些或多或少的矿难事故。11月5日，大同煤矿集团公司轩岗煤电公司焦家寨矿511采区、51108掘进工作面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李毅中闻讯后带领专家连夜赶赴焦家寨矿难现场，了解事故情况。

　　11月14日至21日，李毅中又带领国务院安委会督查组来到辽宁省抚顺市检查工作。其间，李毅中相继奔赴抚顺、丹东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听取当地市政府对煤矿整顿关闭的汇报。

　　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 、煤矿监察局局长 赵铁锤

　　身为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同时身兼煤矿监察局局长的赵铁锤，在这个冬天也是异常的繁忙。11月13日下午，在山西省灵石县南山煤矿现场抢险指挥部里，面对当地官员一问三不知的情况汇报，赵铁锤不禁动怒。

　　山西灵石，对于这位煤矿监察局官员早已不陌生。今年七月间，赵铁锤曾赶来参与当地一家煤矿生产事故的指挥救援。不足半年时光，两次“光顾”此地。灵石县的安全生产局面让他颇感意外。

　　山西省安监局局长 、煤矿监察局局长巩安库

　　在11月的最后两周内，接连发生了6起矿难，身为山西省安监局局长、煤矿监察局局长的巩安库忙得不可开交。从焦家寨、灵石，到芦苇滩，每有矿难都必有这个安监局长的身影。就连参加省政府的各种煤矿安全会议，他也是常常从一个事故现场匆匆赶回，之后再匆匆赶往下一个事故现场。

　　贵州省煤矿监察局局长 何刚

　　11月8日至16日，国务院安委会督查组对贵州省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进行了督查。在此期间，身为贵州省煤矿监察局局长的何刚陪同国务院安委会督察组实地检查了贵阳市、黔南州、毕节地区等三个市(州、地)六个县(区、市)的31个煤矿。

　　针对督察中发现的问题，贵州省将组织9支督察队，从12月初开始对全省煤矿进行为期半个多月的大整顿。

　　云南省煤矿监察局局长 邹立生

　　忙完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后，云南省煤矿监察局局长邹立生就直接赶到了矿难事故现场。11月25日，云南省富源县昌源煤矿特别重大瓦斯爆炸，直至11月30日， 邹立生仍然留在矿难现场处理后续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