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只禁城”到“只罚城”

　　本报首席评论 徐迅雷

　　9辆车在同一秒钟同一地点被拍到违章；一些公路三五百米就装一台电子眼隐蔽拍摄，许多路段限速过低成为“罚款陷阱”，有些电子眼已演变成“创收工具”……

　　公路电子眼“病”得不轻，是因为“人病得不轻”。这种事情被曝光的已经不少了

，去年就有著名的“杜宝良事件”：杜宝良在北京同一地点违反禁行规定105次，均让隐蔽的摄像头拍摄下来，被告知须交罚款上万元。

　　所谓“交通管理”，本来是政府职能部门向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产生，来源于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但权力中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将其“延伸”了出去，设置种种“罚款陷阱”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于是，“罚款增收”成了目的，“交通管理”却成了一种增收的手段。

　　这正是一种“设租”与“寻租”行为。所谓“租”，本义是指一种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这种剩余的产生，是非生产性的；“寻租”的含义即追求这种剩余的过程。公务人员通过权力“寻租”，就是腐败或亚腐败。

　　公共场所的电子眼已越来越普遍，这本身不是问题。除了交通电子眼，还有治安电子眼等等，今天在一个城市里，进出办公大楼、住宅小区，往往都有不少电子眼“扫描”过你。而在新加坡，24小时值勤的“电子警察”遍布大街小巷，同样也是罚你没商量。问题在于：人家完全是“按法执法”，是一种“严治”，更是一种“善治”；而我们的一些执法部门，却将其弄成了“权力寻租”的“最有效”工具。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前者是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后者是为部门私利而进行的。

　　为“部门私利”而进行的“滥罚”，就是很典型的“亚腐败寻租”。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就曾坦承：“滥罚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这个不能推卸责任。在西部某些不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每到年底就会和公安局、交警算账，把警察罚款所得计入当年的地方总产值，然后再把这些钱当作办公经费拨回去。这等于是把公安局当作税务局和企业了。”

　　把警察“罚款所得”计入“产值”，可见政府本身就愿意将公权力部门视作企业，进行企业化或准企业化运作。延伸下去，不仅种种“罚款”可以“企业化运作”，各种“收费”同样也能够“企业化运作”。去年，昆明市内道路临时停车收费，就被一家名叫“驿通”的公司“通吃”，该公司由昆明市公安局机动车驾驶员考试中心、市道路安全协会两个法人股东出资成立，还美其名曰“属国有性质”。

　　如果一个城市动不动禁止这禁止那，百姓一旦“违禁”就一概予以处罚，这当然就会被人称为“只禁城”；如果到处是“罚款陷阱”，把种种设备变成“创收工具”，那么也大抵就是“只罚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