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第一本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出台背景

　　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曾起草中国第一个人权白皮书，表示完善监督可减少侵权事件

　　对话动机

　　今年是我国发表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15周年，也是联合国通过《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40周年。

　　11月17日至26日，首届中国人权展在北京举行。11月22日至24日，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尊重和促进人权与建设和谐世界”国际人权研讨会。

　　作为第一个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的起草者和上述两个活动的组织者，近日，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谈论第一本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出台前后以及中国人权发展进程。

　　对话人物

　　董云虎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近日，在首届中国人权展期间，董云虎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还要忙着张罗一个关于人权的国际研讨会。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他还被一个外事活动打断。人权，成为他这段时间工作和生活的主题。

　　新京报：近期举行了首届“中国人权展”和“尊重和促进人权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国际研讨会，为什么今年连续开展这样的活动？

　　董云虎（以下简称“董”）：今年是我国政府发表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15周年。第一个白皮书的最大功劳就是，第一次在中国把社会主义和人权挂起钩来，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

　　因为过去没有讲人权的概念，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搞一个展览，用具体的东西告诉他们人权这个抽象的概念，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么多权利，如果受到侵犯，要敢于利用法律等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新京报：中国人权白皮书中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权走过一段弯路，但在这次中国人权展的图片里，好像没有展示出这段弯路来？

　　董：我们举办展览主要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考虑，展览以当代为主题，同时希望往前看，希望推动人权进一步发展。

　　起草白皮书时字斟句酌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中国第一个人权白皮书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董：这个白皮书第一次在政治上使用人权概念，也是第一次从人权的角度来总结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建设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并结合中国的国情，第一次阐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阐明了中国人权的基本观点。

　　原来人们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不讲人权概念。但白皮书上来第一段就是，“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追求的崇高理想”，把人权称为“伟大的名词”，认为人权是“社会主义所要追求的崇高目标”。

　　新京报：看来起草时的用词都是字斟句酌吧？

　　董：很用心地斟酌过。这是文化部原部长朱穆之主持的，这个序言只有他敢写，把人权称为“伟大的名词”。这是非常重大的突破，当时人权问题很敏感。

　　新京报：为什么选在1991年发表这个人权白皮书？是必然还是偶然呢？

　　董：我觉得是必然，在中国举人权的旗帜是必然的。

　　有两个原因。国际压力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国际舆论中说我们侵犯人权的非常多，使得中国有必要向全世界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另外，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91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决定的。马克思曾说过，共产主义反对讲人权和私有权利概念，因为共产主义是产品无限丰富，按需分配了。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达不到按需分配的程度，人与人之间还存在利益差别，这就要用法律来规范，一种是特权，一种是人权。所以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讲人权是必然的。

　　最初并未要求搞成白皮书

　　新京报：普及人权观念需要一个过程，中国的高层是怎么来接受人权概念的？

　　董：我当时写了一本书，1990年10月出版的《世界人权约法总览》，有20多万字专门讲述人权跟社会主义是一致的，中国必须讲人权，还包括如何讲人权。

　　当时中央领导是很肯定的，专门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要了好多本书去。外交部也一下子买了300本。

　　1991年中央就把我抽调到国新办做人权白皮书了。

　　当时中央也没有要求说非要搞成一个白皮书，只是一个设想。因为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就确定一个原则是“以事实为主，以我为主”，主要讲中国的历史变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讲中国的人权状况。最后搞出来了，报到中央，觉得可以，立得住，也符合我们的大政方针，也跟国际上的人权概念相衔接。

　　从那以后，每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在对外政策里讲一段，表示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主张对话，反对对抗。

　　新京报：在白皮书之前，政府工作报告里没有涉及人权吗？

　　董：以前没有这段，以后每年都有。然后是党的十五大，在党的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里写了人权概念，这是第一次把共产党执政与人权概念联系起来。十六大重申了这段话。

　　新京报：接着一个重大突破就是人权写入宪法？

　　董：中国2004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法律上使用了这个概念，这是人权发展的重大里程碑，使得人权从一个政治概念变成了一个法律概念。这表明了一个国家的态度，国家是有义务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同时人权还第一次写入了“十一五”规划纲要，也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

　　新京报：你是怎么来理解人权的？

　　董：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水果是什么样子？谁给我拿出来看看？拿不出来的，存在的就是苹果、梨、香蕉。

　　人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就像水果。人权是什么样子？你给我拿出来看看？

　　存在的就是美国的人权，中国的人权，法国的人权，英国的人权。

　　比如美国就说，“我就是水果，跟我不一样的就不是水果。你中国跟我不一样，所以你就不是水果。”其实水果体现在香蕉里面，也体现在苹果里面。人权也是这样，体现在美国，也体现在中国。

　　人权的基本价值、基本理念、基本目标甚至主要内容都是一致的。但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国家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实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也很强调人权的普遍性。

　　所以中国的人权观不需要其他国家接受我们的观点，只要中国的人权发展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中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说明这条道路是有效的。

　　世界上理解的人越多越好，但我们不一定要别人接受它，理解就行。

　　官员培训学习时认为人权问题敏感

　　新京报：你说一直是在突破，但老百姓有时候还是感觉人权离他们很远，怎样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人权的存在？

　　董：你这一点很对，促进和保障人权不能只停留在理念上。

　　这15年是人权概念主流化的过程，从不讲到讲，从政治概念到法律概念，现在已初步形成了一套保障人权的制度。

　　新京报：你们是不是也到各地普及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董：面向官员的，我们编写了一本教材《人权知识干部读本》，这已列入中组部的干部系列教材。

　　国务院新闻办还在全国范围内办班进行人权知识普及教育，先在宣传干部里教育，已办了三四期了。我们还初步设想跟公安司法机关合作，对他们进行一些人权知识教育。

　　新京报：在办班或学习的过程中，官员是一下子就能接受还是也有一个过程？

　　董：当然有个渐进的过程。官员最主要的反应是这个话题太敏感，觉得政治性太强，不要说一般的官员，更高的官员也是如此。

　　这有内外的原因。一个是我们自身内部多少年不讲，冷不丁讲了，有一个思想障碍的问题。同时，国际上有些敌对势力还在施压。

　　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因为敏感而使人权不前进。

　　不过，这几年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比如监狱里面，要保障服刑人员的权利，很多人性化的东西都进去了，这是执政理念的变化。还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都采取措施查超期羁押，检查自身在工作当中有没有侵犯人权的行为。

　　但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也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新京报：主要是哪些呢？

　　董：根本上讲还是一个发展不足的问题，还是太贫穷。由于发展不足，你

　　然后是不均衡的问题，东部与西部的、城市与农村的、富人与穷人的。

　　另外，法律只能说是基本健全，执法、司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在执法司法过程中滥用权力，侵犯人权的事情还时有发生。

　　但关键是，中央对这些问题是正视的而不是回避的。中央是看到这个问题了，才提出

　　地方确实存在申冤无门情况

　　新京报：怎么来改善与人权有关的一些问题呢？

　　董：从中国整个来讲，人权的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要强调制度建设。

　　然后，就是要普及人权教育，深入到领导干部的脑子里去，让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时时要记住，权力是要用于促进人权，而不是侵犯人权。

　　现在有很多人，人权受到侵犯了，他还意识不到，也不敢维护，尤其是遇到公共机关侵权的时候。

　　新京报：会不会也存在他们很无奈，维护无门的状况呢？

　　董：很无奈，就需要制度来解决，还有好的东西没有落实下去。

　　监督如果比较完善的话，侵犯人权的事情就会减少。

　　新京报：在监督不力、制度上又有缺陷的情况下，老百姓维护自己的人权是不是要花很大的成本？

　　董：是要花很大的成本和代价。现在地方上确实存在一些申冤无门的情况，到哪儿都不行，一级一级政府踢皮球。即使上面的领导批示了，但底下有一万个理由来应付，层层写报告，找各种理由敷衍过去。

　　新京报：那这样讲人权会不会陷于空谈？

　　董：要真正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目标，就是要形成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文化。

　　要让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一部分，成为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

　　但这些东西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不能说现在不行就不做。好东西你总是要慢慢去做呀。

　　新京报：那你是不是从家里就开始做起，你的孩子会不会也跟你讲人权？

　　董：我研究人权好多年了，儿子三四岁的时候，我有一次教训他，他来了一句，“你还讲人权呢？你不让我说话。”（笑）新京报：那你后悔给他进行人权教育了吗？

　　董：没有。因为他现在很活泼，活泼才可能有发展。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郭少峰 赖颢宁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