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运营管理究竟依靠谁 ■ 余南平

　　本应进行“科学决策”的校长办公会议，常常开成了总经理办公会议，普通教师、学生只有听候传达结果的资格。这种“公司型”决策的风格和机制，既不能保证学生作为费用支出者的应有权利，同时也损害了大学教师作为大学主体之一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

　　日前，原天津大学校长及主管副校长因挪用资金炒股票，造成巨额经济损失，而原校长单平犯有“严重失职的责任”，其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天津市人大代表的资

格亦被终止。消息传出，社会上一片哗然。

　　对于国有大学是否有权利投资证券市场，目前应该还是一个政策模糊地带。有人认为，大学“铤而走险”有其现实之困：一是国家教育经费总体投入比较少；二是校际之间经费投入苦乐不均。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国有大学校长因为投资股票市场，产生损失被免职，而非因为个人贪污、受贿被查处，那么，如果不是投资股票市场，而是在大学经营管理中，出现决策的重大失误，如滥用国家投资（纳税人的血汗钱）、延误学校发展甚至是降低教学质量，误人子弟等等这些很难用直接金钱评判的过失，大学管理者又应该承担何等责任？而对高校炒股表示同情的另一个理由或许是，国外私立名校的哈佛基金、斯坦福基金等，其在资本市场运作的资金每年高达几千亿，年收益率高达20％以上，不仅为大学赢得了应有的声誉，同时还吸收了更多的社会资金。但单平的低级错误是，没有把这些钱交给我们的公募基金管理。因此，问题远不只是大学该如何投资资本市场那样简单，其核心在于，我们今天的大学究竟要依靠谁进行管理运营？

　　实际上，大学管理运营方式的背后是一个高等教育理念问题。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的大学理念从两个方面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传统的、苏联式的计划管理模式不仅没有得到完全修正，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进一步得到加强，如大学每年进行无休止的评比、检查、规划，教学大纲整齐划一，标准化评奖名目繁多。对此，我们且不谈会产生怎样的行政权力腐败和学术权力滥用，仅就其后果而言，显而易见的就是，今天很多大学已经失去应有的个性与差异化，拥有的仅仅是因等级不同而带来的“重点”或“普通”的头衔。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另一个极端，在“产业化”的理念下，目前的大学不仅学会了以各种名义大量圈地，同时其高标准，超豪华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为居高不下的固定资产投资“添砖加瓦”，而其中有不少是违背教育本质和规律的决策。本应进行“科学决策”的校长办公会议，常常开成了总经理办公会议，普通教师、学生只有听候传达结果的资格。这种“公司型”决策的风格和机制，既不能保证学生作为费用支出者的应有权利，同时也损害了大学教师作为大学主体之一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造成大学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倒退，也导致了大学高速发展中科学规划、科学决策的缺失。

　　所以，单平事件所带来的深刻思考是，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大学这一社会公共组织的定位和运营管理？我们首先要避免的是计划经济的极端：设定所有教学、科研、评估内容与标准，将大学割裂于社会之外。因为，这越来越与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各国放松大学管制、自主确定教学内容、提高教学适用性与科研原创性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连历来管制严格的日本，近几年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大幅放松了对国立大学的管制，特别是对课程内容的管制。而在欧洲，公立大学也被新一代政治家看成是创造社会和谐和社会创新的自主管理主体。其次，在面对被公众痛批的市场化极端方面，如果我们不认识到，所谓“效率化”、“总裁制”的大学管理体制带来的不只是教育资源的滥用，更严重的是它压抑了大学“人”作为创新主体的动力，在满足标准效率和数量化的评价体系内，我们尽管可以制造出成千上万的论文成果被评奖和自我欣赏，但我们无法在本质上焕发教师内心的主人感以提高教学质量，更无法使下一代学生对知识创造产生兴趣和尊重。

　　要解决大学管理病，那么首先必须回答，在大学“以人为本”，“人”在那里？是管理者群体？还是高等学校利益关联体（Stakeholder）？如果说，我们认为在这个利益关联体中，重要的是教师，是学生，是家长，是社会……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意，有效地发扬大学民主管理，不仅不会扭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而且可以避免单平这样的低级错误，尽可能确保教育资源不被少数权力拥有者滥用甚至浪费。同时，民主管理也可以更大地发挥教师、学生的原创精神，使他们在被重视、尊重的环境下从事知识劳动，更加团结又更有创造力。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指出的那样：“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依法保证人民群众在基层政权机关、基层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如果这个对民主价值的深刻认识，被我们所有的教育管理者理解和执行的话，那么大学运营重大的决策就不单是大学管理者的权力和责任，也不是教育规划部门不可挑战的权威。面对世界范围内大学民主管理的变革以及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我们必须认识到，单靠整齐划一的规划管理，我们不可能有世界一流大学，单靠大学管理者的尽责与勤勉，我们也不可能作出全部的科学决策。如果我们希望不断增加的教育投入能真正发挥效率，我们不应该只是在过程的末端等着清点培养了多少博士、硕士，建造了多少豪华的教学楼，我们还要在起点处认真思考，如果真正发扬大学民主参与和民主管理，那些违反高等教育本质的现象还会出现吗？如果不会，那么结论简单，中国大学真正的未来，离不开大学民主管理的发扬与光大，在于让大学回到它诞生时的主体———人和他的独立思想！

　　（作者为华东师大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