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贪官陈兆丰狱中自白：送钱者70%是干部(图)(3)

　　在定远的人缘关系，我可以自信地说是很好的。当然反过来也证明，如果没有这么好的人缘关系，谁逢年过节到你家去呀，不一定你当了领导别人都到你家去，所以，这又变成了坏事。

　　(“那个时候有人给你送礼吗？”记者插话问道。)

　　当副县长、县长时也有，总的来讲不多。

　　有一次，一个50五十岁左右的妇女来找我，她手里拿着我老师的一封信来找我，说她的丈夫因为冤假错案，一家人受到牵连，被下放到农村，至今没有平反，她要求给她和孩子的户口恢复为非农业户口。临走的时候，她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丢了1800块钱，我坚持不要，说事情归事情办，钱我不能要。后来过了两天，她又找到我住的地方，丢下钱就走了。我想这个钱 绝对不能要她的。我当时想，我是个农民家庭的孩子，小时候也是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小孩，和她的家庭状况差不多。我也知道农民办事的苦衷，找人办事是多么的难哪！一个农民从哪弄这1800块钱啊？后来这个事我帮她解决了。

　　我知道他们找人办事，首先要在家里考虑好长时间，所以只要基层到我家来的，不管你是工人、农民还是乡里的干部，我都坐下来听他说。我在家里基本上是不干家务的，为什么？没有时间哪，有时一大早就有人来跟你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问题。我就耐心听他讲听他说，讲完以后，我再说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能解决我很快就给他办了。然而我越这样做，就越有人找我，因为你能给人家解决问题嘛。

　　渐渐地开始讲究交换和实惠了

　　我当了主要负责人，做了县长尤其是县委书记后，在这方面放松了，为什么放松呢，是因为实惠呀、交换呀这些概念，自己思想上对其予以认同，总认为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是金钱腐蚀了我的灵魂。

　　现在是商品经济社会，人们都讲究“交换”。“交换”这个词原来是用在商品交易上，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交换这个词已经远远冲破了商品交易领域，而进入了政治领域、人事领域和思想领域，甚至成了人们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一个因素。比如说我帮人家办了事，人家总觉得欠我一个情，同时人家给我办了事，我心里也有这种感觉。我和他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人家给我解决了个问题，我也觉得欠了人情，这样总要找个机会给他还上，以求得自己心里的平衡。

　　现在的人又讲求实惠。“实惠”这个词原来是指物质意义上的，但是在精神层面上都是大家不想讲的，一讲就说这个人耍嘴皮子，尽讲空话。比如你到人家去，什么东西都不带，只是嘴上说“老领导啊，感谢你呀”，你离开后，老领导可能不说，但他的家里人或者其他人会说你这个人尽耍嘴皮子，尽玩虚的，这样你搞了两次人家还理你吗？当然不理！那怎么办呢，只有一方面精神上表示感谢，另一方面物质上也得感谢感谢。

　　所以，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原因就是价值交换这个意识已经深入到了我的思想观念里面，第二个就是讲究实惠，实惠这个词已经被我更加具体化了。我今天深受其害，主要从客观上来讲，就是这么一个思想造成的，也是因为从主观上讲，是我的党性锻炼得不够过硬，经不住金钱的腐蚀，做了金钱的俘虏。

　　送钱也有“潜规则”

　　给我送钱的70%的是干部，30%的是包工头。当然他们不会带着钱去找你办事，在干部当中和搞政治的人，这样直接带钱去找你办事，像买卖东西一样，很丢人！找你办事都是平时找你，后来事情给办了，于是以感谢的名义，以过年过节到你家看你的形式送点钱。我所收受的钱大部分都是事后人家送来的，就是帮人把事情给办了，他到我家来表示感谢，等于是还你的礼。

　　也有的开始送钱是为了铺路，比如现在你当省委书记了，我陈兆丰到你那跑一趟就想你提拔我吗？不是这样，我得和你有感情投入。第二次到你家去我就能提出来让你提拔我吗？也不一定。得让你了解、认得我陈兆丰，这就是“铺路”，现在像这样的是大有人在。至于这个路到底铺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知道你马上就要提拔我。

　　我帮他们办的有些事情，是组织上应该给他办的，我也没跟他要钱，但是他的心理上不平衡，总觉得欠了你一笔账要还，实际上谁让他感谢了？我从来没说过，也从来没作过什么暗示。有些人工作本来就很积极，表现也很好，根本不需要到我家送礼，或者到我家里看我去。有些人是该提拔了，他一分钱不送照样要提拔，并不是他给了钱了就提拔他了。所以他们说我搞权钱交易，我认为我没有这个想法。

　　开始阶段主要是送农副产品，后来就都送红纸包了，我当县委书记阶段，送红纸包的就比较多了。红纸包是什么？红纸包就是钱嘛！一次送几万的也不多，都是累计计算的，小额多次送来的，因为那时我的权力比较集中了。

　　无论是事后感谢，还是“铺路”，甚至送钱送礼以求得心理的平衡，这种环境我认为要改变。这种环境把领导干部包围起来，像个网一样把你网住了，叫你跳不出这个网，没有办法下这个决心，慢慢地陷入。我当时就感到了这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