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启动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 义乌为唯一试点

　　 专家认为，浙江省第四轮“强县扩权”是既往几轮扩权改革成功的必然要求；在谨慎试点的基础上推广强县扩权的成功经验，“对中央和地方都大有好处”

　　年底将至的浙江义乌，忙碌有加，商贾、政府部门莫不如是。

　　“现在各部门都在抓紧清理审批权限，协调与上级政府部门的关系，这几天就要整

理完毕，以利于‘扩权’尽快实质性启动。”5日，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施文臻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施文臻所说的“扩权”即浙江省近日启动的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日前联合下文，确定将义乌市作为进一步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的县级市——与四年前该省的强县扩权改革“全面开花”不同的是，这次只有金华下辖的义乌市独家获得新一轮扩权试点。

　　“对于义乌来说，扩权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审批环节的减少，办事效率的提高。”施文臻说，这对于社会经济已经得到快速发展的义乌来说，无疑又赢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浙江师范大学一位研究浙中区域经济的专家向本报记者表示，既往几轮强县扩权“运动”增进了义乌的发展，其结果必然要求权力进一步下放，以促进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更好发展。

　　强县“天花板”

　　和闻名遐迩的“温州模式”类似的是，浙江中部小县义乌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也被冠名为“义乌模式”。

　　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后来被称为“扁担商”的早期义乌商人，和绝大多数吃苦耐劳创业的浙江人一样，远赴广州进货，再回到金华、丽水等地的农村寻找销路。随后，这些商人们开始扎堆摆摊，1982年9月5日，随着全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在义乌的兴起，义乌小商品市场在20年的时间内规模急剧扩大。

　　来自义乌市工商局的数据显示，作为一个市场，今天的义乌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今年1月至11月，义乌全市商品交易市场总成交额达367.4亿元，同比增长7.06%。其中，连续15年位居全国各大集贸市场榜首的中国小商品城市场成交额274.17亿元，同比增长8.7%，全年成交额将首次突破300亿元。

　　不过，这种以专业批发市场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从本世纪初开始就不断遭受质疑。有观点认为，义乌整个市场的利润已经被摊得很薄，只能靠一定的数量级来支撑；随着各地对“义乌模式”蜂拥而起的克隆，义乌将面临“生死考验”。

　　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学术界的报告也指出，“近年来，义乌经济高速增长，然而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要素资源严重告急”，其表象一是建设用地匮乏，市域可建设用地仅为317平方公里，土地资源极为有限；二是水资源紧缺，据初步估算，到2010年，义乌的水资源缺口将达1000万吨以上，到2020年将缺水8000万吨以上；三是电力异常紧张。

　　“这些现象在浙江大部分县域经济发达的县市都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当然，对于义乌来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现象可能更为明显，但我认为，这主要是现有的行政制度制约了义乌的发展。”该浙江师范大学专家表示。

　　他认为，近年来，随着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工业，义乌土地紧缺的问题更加突出。“虽然地市级政府对义乌照顾有加，在政策上给予很多倾斜，但毕竟只是倾斜，义乌很多时候没有主动权。要审批一个项目，可能要走很多程序，耽搁很多天。”

　　“这样的情况下，要想使义乌以及类似的县市取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进一步放开相关权限。”他说。

　　扩权试点

　　今年初，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章猛进直接负责，组织调研、总结义乌等经济强县(市)三轮扩权改革以来取得的成效，及新的体制矛盾和机制障碍。5月，浙江省政府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总结义乌发展经验”，并在“全省推广学习”。

　　“把义乌作为唯一试点，省里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浙江师范大学专家称，这种决策其实就是浙江基于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了解和支持。

　　本报记者注意到，在浙江省此次下发的“扩权”文件中，最关键的字眼是“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推动义乌市优化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

　　“也就是说，在一些审批权限方面，县级政府将拥有与地市相同的职能，并可以尽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只要法律法规没有禁止，义乌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都可以直接行使批准和管理权。”施文臻说。

　　“比如，义乌去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586.2亿元，但按照现行的金融制度，义乌却不能设立银行分行。但以后就不一样了，县级支行会获得相当多的原本属于地市分行的权利。”义乌一金融机构的信贷负责人刘力伟对本报记者表示。

　　刘力伟说，以往，在义乌市范围内，有企业向当地银行贷款，仅在授信金额这一项，就有诸多限制。“县级支行只有几百万元的授信权限，这一额度对于一些大型企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要进一步增加，就需要向市分行申报，市分行有时还需向省分行申报，这样一来，就耽搁了很多时间，令企业错失了不少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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