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弱化了中国问题意识

　　■杨阳

　　煌煌12集的《大国崛起》给予公众的当然不只是一种激情的喧嚣。应该肯定的是，这部电视片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客观地讲述了一些重要的世界史知识。编导将某些在中国传统世界史的叙述模式下长期被遮蔽起来的知识，通过电视呈现在观众面前，其中自有其严肃的意义在，它不仅有丰富知识、开拓视野的作用，更有启迪思维、引发联想的功效。

　　理性叙说背后的不理性冲动

　　然而，该片的故事叙说呈现出相当的理性色彩，并不意味着这种理性叙说背后没有隐含着某种不太理性的冲动。在尽情地享受过编导精心制作的这场颇为丰盛的知识盛宴之后，观众切实地感受到的是它内含着的一种强烈的“大国”冲动。曾经崛起过的九个大国的故事，充分激活了近年来国人内心不断涌动升温的大国之梦。于是，在编导和受众的情感互动中，国人在2006年岁尾这个少雪的冬季里共同进行了一次难得的精神狂欢。

　　不必苛责渴望精神欢娱的观众，也不能指责编导将大国的理想嵌入了故事的叙说。在我们这块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国是一个涌动了一百多年的世纪宏愿，汇聚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和生命，它是庄严而神圣的，没有类似的梦想，很难说是一个大写的中国公民。

　　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仅有宏愿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观看中，我还是产生了深切的期待，希望编导在故事的讲述中，能够加入更多的对梦想实现途径的理性思考。在当下这个情感喧嚣多于理性考量的年代，这样一份期待对一部电视作品来说或许已是非分的要求了。但既然是一部精心打造的精神大餐，观众产生如此的期待本是很自然的事情。

　　他们过分地关注“大国崛起”，以至于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成为“大国”当成了一个国家发展中可以压倒一切的目标，其间透显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妨碍了他们对不同性质大国作出必要的分类。

　　编导们的民族主义情绪

　　作为20年前历史系的毕业生，编导对九个大国崛起故事的叙述，难免会让我产生些许倦意，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对最后一集的朦胧期待。“大道行思”，的确是个很吓人但也很迷人的题目，它意味着在故事叙述之后，编导将引领观众进入严肃的理论思考。

　　然而，坚持看完的结果，只是再度印证了那句老话，伴随过分期待的总是过分的失望。编导的“大道行思”呈现给我们的，只是在重复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内部制度健全、文化影响力、思想创新等等那些老生常谈，对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编导“行思”的结论，更是仅有国家主导、抓住机遇这寥寥两条，这不仅是老生常谈，更是以偏概全。

　　党国英批评该片的编导没有认真辨析国家的概念，将老式的传统国家与现代的民族国家混为一谈，因而没有把握住正确理解近代历史演变的真正线索。这个批评反映了党先生的敏锐，它的确触及了该片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不过，在暗赞党先生的敏锐的同时，我也私下里觉得这个缺陷之所以会产生，还在于编导片子制作在立意这一根本处出现了偏差。他们过分地关注“大国崛起”，以至于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成为“大国”当成了一个国家发展中可以压倒一切的目标，其间透显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妨碍了他们对不同性质大国作出必要的分类。

　　但是如果不作出这样的区分，观众就有理由质问亚历山大帝国、古罗马、查里曼帝国、蒙古，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王朝等等，作为“大国”为什么没有进入编导“大国”视野呢？

　　当然，编导会争辩说，他们制作本片关注的是“现代国家的崛起”，但是如果是这样，编导花费许多篇幅叙述葡萄牙、西班牙（甚至也包括荷兰）的崛起，即便不是完全的多余之笔，也多少有些文不对题。

　　葡萄牙、西班牙虽然曾经作为“大国”风光过一番，但它们风光的时候，却显然还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它们风光而又衰败的故事，恰好是传统大国因为没能成功地演进为现代国家而最终走向衰败的典型例证。

　　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不应混为一谈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编导在这里出现的逻辑上的“瑕疵”，但是我们却很难不指出他们将“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混为一谈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它不仅冲淡了前者对后者事实上存在的革命性关系，更使观众对现代国家一些最基本要素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

　　就本片叙述的目的而言，明确区分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还是非常必要的。传统大国的崛起，依靠的往往是军力的强大，这种刀剑支撑下的崛起虽然总带有浪漫的英雄主义气息，但“其兴也忽，其亡也速”，大体很难避免昙花一现的悲情结局。

　　究其原因，主要是它们内部还没有产生推动其不断自主发展，进而在发展中不断实现自我纠错的内在机制和技术条件。现代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虽然自家的故事各有不同，但内里却有着与传统国家明显不同的精神气质。

　　简要地说，这些共同的精神气质，首先表现在它们都是以平等的个人权利这一信念作为制度建构的价值基础，且都要求国家政治的运行以保障和扩大这种平等的个人权利为最高宗旨。

　　但是从全片来看，在现代大国崛起的过程中，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巨大张力，大多被现象的铺陈和枝节的渲染所遮蔽。

　　其次，这种共同的精神气质还表现在它们都以客观的规则来调节其内部各种社会和政治关系，因此，它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第三，因为现代社会早已不同于传统的熟人社会，血统和身份再也难以为政治统治提供正当性的理由，古老的“人民同意”信条被革命性地转换成为一种可操作的民主制度———尽管我们还可以列举出更多的现代国家的特征，但是笔者以为上述三条，已足够用来说明现代国家是一种与传统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形态了。

　　编导没有作出这样的区分，或许有些可以理解但难以言说的理由。但是指出现代国家对传统国家所具有的革命性，对探究现代大国之所以崛起的原因是非常必要的。其实，在英国崛起历程的叙说中，还是穿越了因哈耶克有些夸张的叙说所造成的“连续性”迷雾，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这种连续性背后暗含着的革命性本质。

　　但是从全片来看，在现代大国崛起的过程中，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巨大张力，大多被现象的铺陈和枝节的渲染所遮蔽。这种遮蔽妨碍了观众对现代国家一般特征的认知，妨碍了观众对全片探讨的主题———大国崛起深层原因的把握，也阻断了观众对某些片段中出现的诸如“后发”一类概念所内含的特殊意义的领悟，而这种领悟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显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明有特殊的内在机理

　　正如前文所言，不论是后发，还是原发，只要是其最终能够过渡为一个现代国家，其基本面相肯定会呈现出相当的同质性。但是肯定这一点，并不等于可以忽视原发和后发对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关系着现代化启动的原因、演变的难度、以及演进模式的选择。即便是顺着本片的故事叙述，我们也可以隐约地发现各国在向现代国家的过渡中，其最初得以启动的机理、中间遭遇到的难度，以及选择的演进模式，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三个相互联系的差异，只有在准确地分析各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程度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相对正确的理解。

　　原发意味着内生，意味着现代性在该国的生成本是其历史长期演进的结果，现代国家各种要素与其传统之间，虽有质的突破的革命性一面，也有浓郁的连续性的一面。

　　在严格意义上，英国是独享原发优势的现代国家，它在革命前后呈现出的明显的连续性，它在革命中体现出的浓郁的保守主义的主格调，以及它革命后的社会能够在现代性增量渐次扩展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稳定，都与这一原发特征有着直接关系。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却远没有英国这样幸运，即便是与英国一衣带水的法国也是如此。历史传统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巨大张力，不仅使法国革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横扫一切的雄伟气势，更使得其现代国家的形成历程经历了一波三折的百年动荡。法国模式因其激烈的革命气息和强烈的理性建构主义色彩，直到今天，在中国仍遭到某些自由主义学者一相情愿式的诘难。

　　中国文明远离西欧，从发育到成熟，原本走的是一条与欧洲历史完全不同的道路，独特的历史使中国文明形成了特殊的内在机理，这种特殊的内在机理决定着中国历史的演进逻辑和行进方向。中国文明很早就生发了某些现代性要素，但是这些现代性要素却被整合在传统文明系统的结构之中，默默地为这个系统的维持发挥着积极的功能。即便在历史的某个片段（如许多王朝的中后期），它们会逸出系统，但逸出的结果却只是带来系统功能的紊乱和弥散，导致的是旧结构瓦解而不是新结构的出现。

　　现代化未必是中国文明自身演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乃是在现代文明的巨大影响下，作出的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

　　现代化未必是中国文明自身演进的结果

　　尽管对中国文明这种独特性的成因，对这种独特性的主要表现，学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但是指出这种独特性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倾向于肯定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现代化未必是中国文明自身演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乃是在现代文明的巨大影响下，作出的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如果承认这样的事实，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便会自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文明自身的传统与现代国家之间注定存在极大的张力关系，而这种张力不仅使我们的现代化无法在传统中自然地“转出”，甚至传统所能够提供的可以凭借的资源也可能是非常有限的：中国现代化只能在批判和解构传统、引进先发现代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完成。

　　这样的结论曾经赋予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正当性。尽管这一正当性一直遭到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的强烈质疑，而且近年来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这些质疑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共鸣。但是质疑的存在和扩大，都未必会改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机理。

　　可以确信的是，只要现代化在中国还属于未竟的事业，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就肯定会延续下去，而一种争论能持续百年仍呈现方兴未艾之势，这也说明这个问题对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意义。

　　然而，由于该片探究“大国”崛起共同规律的制作立意，使得编导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原发”和“后发”对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所内含的重要意义，从而也就使得上述基于中国特殊需要而产生的、且在中国理论界引起广泛争论的热点问题，在总体上逸出了本片的故事叙说和理性分析的视野。这一不经意间导致的不适当地“逸出”，最终弱化了本片原本要尽力凸显的中国问题意识，使之流为对大国现代化特征和路径的一般性陈述。这种陈述虽不能简单地批评为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不甚相干，但这其间的关联性毕竟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

　　于是，看过该片的观众除了能够在其故事叙述中增添些许的世界史知识外，在几个关键的问题上仍然会是一头雾水。关掉电视机后，他们仍会迷迷糊糊地追问：现代大国到底有那些主要特征？它们的同质性到底有哪些？是什么原因推动它们成为现代大国的？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由历史上的大国沦落为现代的贫弱国家？中国要怎样做才能作为现代大国在世界上成功崛起？也许这样一些问题，对作为电视人的编导来说显得过于深奥了。在现今的中国，电视的主要功能是愉悦观众的感官，能够在使观众获得感官愉悦的同时，得到如此之多的世界史知识，且获得一定的智慧启迪，应该说已是意外的收获了。

　　为此，我们理应向该片的编导们表达一份衷心的敬意，但愿编导能够将上述过于苛刻的评论看作是一位普通观众对他们更上一层楼的诚挚祝愿。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Fish/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