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摄影评论家巩志明吊唁恩师侯登科

侯登科先生生前好友、中山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杨小彦主持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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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登科先生生前好友、著名摄影家于德水在发表讲话

侯登科先生生前好友、《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艺术总监李媚在回答记者的提问

侯登科先生的女儿向为奖项奔波的众人表示感谢

　　大年初三，老侯走了。侯嫂说，“老侯体谅人，不想把大家搅得过不成年”，老侯的女儿小瑾说：“爸爸走得很平静”。

　　像心有灵犀，在那天中午，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变得天昏地暗，我的心“咯噔”一下，我和父母说，“一个人物要走了”，便向医院奔跑，路上碰到侯嫂，见她神态凝重，正和老侯单位的负责人说事，打了个招呼就奔上老侯的病房，一个多月了，老侯的亲人已经拒

绝一切外人的探望，其中也包括我这个居住在离他家不到50米的，作了几十年邻居的“熟人”，期间我已经几次吃了“闭门羹”，可是这次我见到了老侯，是2月3日的13点20分，老侯在弥留之际，周遭全是他的亲人和朋友。40分钟后，老侯磕然长逝。

　　从那时，一直到大年初五上午，把老侯送走，我的意识始终是一片空白，像一间没有家具和饰物的房间，甚至没有意识和感觉。

　　我和老侯生活在一个铁路家属院。老侯是什么时间走进我的记忆的，我真的不好说了，因为记不清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记得老侯在我们家属院的工人俱乐部把门收过电影票，也放过电影。后来，在工人俱乐部的影展中屡屡看到他的名字，什么照片早就记不清了，但是对于这个“

　　后来，我和老侯聊过多少次摄影，我已记不清，最初的聊天很正式，每次我都有提纲和笔录，尤其是我在写作“当代中国摄影家系列点评”的日子里。许多次都是在他家里，有时侯嫂在旁边，更多的时候是在老侯的办公室，往往只有我们两个人。不论是人前还是人后，我从来没有称过他老师，哪怕一次也没有，永远只是“老侯”，他也从来都是叫我“小巩”。老侯呀，您生前我从没有叫您一句“老师”“先生”或者“前辈”，您走了，我却在献给您的花圈上恭恭敬敬地写下了：“恩师不走，《麦客》《新帽》《出征》永存！学生：巩志明 泣血。”不是我嘴硬，也不是我矫情，因为在我的心目里，“老师”二字价值千金。谁比我年龄大，我可以称他为“先生”，因为他的确“先生”；谁比我出道早，我可以称他为“前辈”，“前辈”其实就是您排队排得早而已；假如谁的官职高，那更好办，我可以把他称为“长官“，因为它只说明您的职位别的什么也不说明！可是在我的心目里，老师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也”，甚至是“道德文章，思想人格”的楷模，只要名副其实，我才不管他是不是年少，是不是新人？从这个心思上讲，老侯地地道道是我巩志明的老师，只是我认师认得太迟了。

　　从初三到初五，我几乎没睡什么觉，除了为老侯的后事张罗忙活外，更多的时候是痴痴地发呆。我突然，意识到了孤独，突然是那样地怀念老侯。这种孤独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孤独，可能更是一种心灵交流层面的无法接受和释放；这种怀念也不仅仅是日久生情的不能自拔和惯性，可能更是一种文化甚至是思想断裂之后的无法痊愈。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对我是这样，我必须承认！

　　平心而论，我要感激我的良师益友侯登科先生。是当初他对我的许多指点和激励，才使我能在摄影评论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我们那些年曾经有过许多次美好深刻令人回味的交谈，他还将他收集到大量的资料和藏书无私地供我使用，这份提携新人奖掖后学的情谊，我没齿不忘。我一直将侯登科视为我做摄影批评的引路人，虽然我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向他“发难”，文字之中多有针砭，但是我对他是心存敬意的。我曾经多次思想过我和侯登科、胡武功在摄影文化上的传承关系，他们是当年“陕西群体”的核心人物，后来又一直是中国当代纪实摄影的领军人物，或许正是因为我长时间地，近距离地跟踪关注和深刻审视了他们的摄影活动，我才少走了不少弯路，甚至也直抵了中国摄影批评的最前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得向侯登科，胡武功前辈，深深地鞠上一躬！

　　我至今记得我和老侯的最后一次谈话。

　　那时去年的冬至。老侯在家里养病，我去看他，那天还是西安去年冬天下第一场雪。

　　老侯望着说窗外的漫天飞舞的大雪说，“我多想在雪地里走走呀！”然后，告诉我去年过年也是这么大的雪，大年三十他还在工地上和民工们在一起，不仅是拍照，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情感甚至是经历的体验。然后告诉我，“昨天中青报上说，江苏已经取消了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的区别，”病痛中他长长出了一口气，“不容易啊，几千年呀，人与人终于要脱掉身份的铠甲了走向平等了”言毕就是长时间的剧咳。后来还聊了他没有完成的专题《民工》，以及《新帽》的拍摄背景，他说，“《新帽》是在我的家乡凤翔集市上拍摄的，当时我只有尼康FM2的机身，镜头还是借同行的摄影家钟克昌的，只拍了两张”，并随手将《新帽》的底片从一个引有“宁夏*****”字样的信封中抽出，我一看果然是两张，第一张老人的胳膊挡住了孩子。他还郑重地叮咛我，“以后就叫《新帽》，不要叫《成人》了”(因为我一直主张这幅更名为《成人》)并说，“叫《新帽》直接、朴素，没附加。”

　　去时我还准备了相机和毛笔宣纸，想和老侯合影，并想留一幅他的墨宝。说来遗憾了，我和老侯相知相交这么多年，我们竟然出来没有单独和过影，我一直那么喜欢他的字，竟然没有一幅他的字。可是那天，我的确下不了那个“狠手”，因为我们真是太熟了，因为他的病实在太重了，我狠不下那个心！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和老侯聊天。

　　后来，我去给老侯还清所有的资料图书，侯嫂没让我见老侯。元月18日，我和我们报社的三个同事带着鲜花，代表我们《华商报》老总、老侯的朋友张富汉去临潼工程医院看望老侯，当时老侯的病已经很重了，所以老侯的女儿小瑾的一再拦挡，不让探视。几经周折，后来侯嫂来，见是我才让进了病房，可是我们只有相对垂泪，连一句话都没说。

　　老侯就这么走了。可是我的心始终是空荡荡。初四一早，我第一次站在老侯的灵堂，我磕了三个响头，大哭一场。然后替全国各地老侯的挚友为老侯敬献了17个花圈。遗体告别仪式上，于德水刚刚“登科”两个字出口，我又是第一个大哭失声的人，当晚我整整一宿没睡，泪水一次又一次掉在笔记本的键盘上，四个小时仅仅只打了320个字，并生平第一次在凌晨4时上网发稿……

　　这些天来，我常常觉得侯登科先生没走，我天天把他的遗照装在自己贴身口袋里，往往是在我掏出来凝视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才意识到，侯登科三个字对我的影响竟然是那么深。初七，第一天上班，我们《华商报》的值班总老总就吩咐我做一个图片版，悼念摄影家侯登科先生。我在编者按里说：“一个智慧的人，一个质朴的人，一个倔强的人走完了他匆匆53年的人生。中国摄影界从此少了一个执著于土地的纪实摄影家，许多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从此失去了一位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呼吸共命运的好兄弟。侯登科像一颗星星一样从此消失在遥远的天际，而他作品的光芒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老侯啊，您走了些时日了，我不曾停止对您的怀念。我们不会忘记您，因为您的作品，您的文字，以及您的思想，不容我们忘记

　　写于200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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