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菜少帅”姚文安涉黑之痛

警方搜获的斗殴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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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是阶下囚的姚文安

　　“湘菜少帅”姚文安涉黑之痛

　　专家呼吁:重视“草根企业家”的回炉教育

　　本报记者(朱春先) 在经商日益讲究智力博弈的今天，他再次创造了一个草根阶层一夜暴富的神话。

　　从水电安装工到街头摆摊卖槟榔，发迹前的他穷困潦倒，经常需要几个姐姐的帮扶才能勉强度日。然而，当35岁的他怀揣从深圳打工赚下的第一桶金——一笔十几万元的原始资本回到家乡，在湖南省长沙市天马村口开出第一家怀旧型饭店后，财富之门竟神奇地向他敞开了——“天马第一生产队”像一股财富旋风，刮到哪，哪里就能听到“金子”响。短短两年时间，以“天马第一生产队”为店名的饭店遍布长沙城，年营业额突破千万元。姚文安的身价每天都在上涨，“新湘菜代表”、“湘菜少帅”的美称也在坊间流传开来……

　　然而，今年11月28日，长沙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在对外发布的新闻中，却将姚文安目前的状态进行了重新定位:“经过连续5个多月的艰辛侦察，近日，警方成功破获姚文安恶势力团伙案，抓获长沙市‘天马第一生产队’饭店集团董事长姚文安等28名犯罪嫌疑人……”

　　从草根企业家到“黑帮老大”，巨大的转变，强烈的反差！我们很想知道:制造这一系列“奇迹”的姚文安，褪去光环之后的本真面目是什么？

　　从槟榔哥到餐饮大亨

　　一张初中肄业证明

　　170余年前，林则徐从贵州任上抵达湖南时，与左宗棠系舟岳麓山下的湘江岸边，促膝长谈。在进入湖南大学的牌楼路口，一尊大型铜雕作品复原了当年林左二人临江畅叙的一幕。无数莘莘学子，每每走过这尊铜雕前，都会对之注目神仰。

　　姚文安的家就在离这尊铜雕作品不到500米的天马村口。虽然从小就生活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附近，周围充溢着浓厚的文化氛围，但姚文安的学业在其初中阶段就戛然而止。

　　81岁的杨玉谷老人至今仍记得，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姚文安因为贪玩，当年只给她拿回一张初中肄业的证明，“再往后，才十几岁的他就死活不肯再进学堂读书了，开始跟着几个姐姐出来做事”。

　　儿时有点怕“场合”

　　2006年12月3日，离姚文安涉黑被抓的消息正式发布仅隔5天，记者从杨玉谷老人脸上却看不出太多的悲伤。“他小时候就蛮怕场合(长沙方言，意思是不敢惹事)的呢！”老人始终不愿相信，从小就怕“场合”的儿子，后来会成为“黑社会”头目。

　　杨玉谷老人育有六个子女，大儿子在二十多岁时因受刺激患上精神病，最小的儿子姚文安便成为被全家寄予厚望的男丁。杨玉谷的四个女儿从小就对弟弟爱护有加，姚文安长大后，先后跟随几个姐姐在外学艺和打工赚钱。

　　杨玉谷至今仍记得，姚文安在学水工时，一天就安装了十栋房子的自来水管道，这一表现令当时带他的师傅赞叹不已。“这个姚伢子，年纪不大，学技术还蛮快嘛！”老师傅的夸奖，令杨玉谷满心欢喜。此后，姚文安跟随二姐姚心安，在某省级机关的一个建设工地安装自来水管道， 1993年整个工程结束后，他再次面临失业的窘境。

　　在深圳掘得“第一桶金”后，姚文安回到长沙开起了饭店。没想到，“天马第一生产队”生意红火得很，而且是“分店开一家就火一家”。“一些亲戚朋友主动找上门来，要求与他合作。”姚文安的姐姐姚芝安说，在此情况下，姚文安走上了快速扩张的道路，制造了一系列“奇迹”。

　　然而，才过了两年，姚文安却因涉嫌黑恶势力团伙案被批捕。专家认为，像姚文安这样的“草根企业家”，由于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有时会狭隘地理解财富的概念，往往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财富甚至其他的一切，最终陷入违法的泥潭无法自拔。

　　卖槟榔却被朋友吃光

　　姚文安“失业”后，在家里无事可做，于是一天到晚便和一帮朋友玩，混日子。

　　眼看小儿子就要成年了，工作却没有着落，当时已年近七十的杨玉谷老人焦心不已。1993年底，老人筹到2000元钱，在左家垅为姚文安摆了个卖槟榔的摊位。

　　“不久后，姚文安进的2000元钱槟榔，差不多都被他的那些朋友吃掉了，最后只剩一个宝笼(方言，指卖货的柜台)带回家。你看气人不气人。”杨玉谷说。

　　在当地，姚文安以讲义气著称。“槟榔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姚文安性格特征中的这一点。天马村妇女队长周秀华是杨玉谷的老邻居。在谈到姚文安早年的成长经历时，周秀华说：“姚文安小时候怕‘场合’，到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帮青年人做伴子(长沙方言，一起玩的意思)，为人讲义气。”周秀华甚至将姚文安的这一性格特征，与姚文安涉“黑”被抓联系起来：“这次出事，只怕就是吃的讲义气的亏！”

　　深圳打工赚“第一桶金”

　　小生意没做成，姚文安再次回到家中。

　　“我的满女儿(姚美安)寄钱回来，让他(姚文安)去学开车。”杨玉谷说，姚文安学会开车后便去了深圳，帮姚美安开车。后来，姚美安的丈夫在深圳办了一家名为又一城大酒店的餐饮企业，姚文安便进入酒店从事营销和管理。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来自家乡湖南的厨师。应该说，这段经历，为他今后从事餐饮经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杨玉谷说，2003年下半年，姚美安移居澳洲，姚文安便揣着几年打工攒下的14万多元钱，回到了长沙。

　　村口开起首家怀旧饭店

　　姚文安与三姐姚芝安商量后，决定在村口开一家饭店，名字就叫“天马生产队”。

　　姚芝安说，弟弟拉了几位亲戚入股，把临潇湘大道上的一栋房子租下来。经过装修，“天马第一生产队”正式挂牌营业。

　　“我当时都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能开饭店，还能火起来。”杨玉谷说。但对姚文安来说，这个地址的选择，却是一着剑走偏锋的高招——店铺正临潇湘大道，南来北往的车辆，很远就可以看到店铺的招牌，以“天马第一生产队”作为店铺的名称，不仅让人产生怀旧的情愫，还可以让人联想到平价与实惠。这一思路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

　　合伙人之一的谭某称，生意最好的一天，只有几十张桌子的天马店竟然实现了2.8万多元的营业额，很多人开着车慕名而来。

　　分店开一家火一家

　　姚芝安说，弟弟的分店开一家就火一家。“事情就有这么怪，别人开的店几年都没有做起来，只要一换天马的牌子，生意立即就好起来。”她说，从2004年底起陆续开的十家店，大多数都是股份合作制，很多店都是在别人原有店铺的基础上建起来的。

　　从2004年到现在，隶属于姚文安的“天马第一生产队”，仅在长沙市就有九家。

　　“看到姚文安开的店生意这么火爆，一些亲戚朋友主动找上门来，要求与他合作。”姚芝安说，姚文安开始走上了快速扩张的道路。第一家分店便开在了临近天心区政府的

　　2005年4月份，“天马第一生产队”西湖桥店开业。之后，“五一店”、“马王堆店”、“桂花村店”、“左家塘店”、“火车站店”、“黎托店”、“芙蓉路店”等分店相继开业。一个以姚文安为纽带的“天马第一生产队”饭店集团基本成形。2005年，九家店共纳税超过100万元。“按8%的税率推算，九家分店的营业额至少在一千万元以上。”姚芝安说。

　　对于竞争激烈的长沙餐饮业而言，“天马第一生产队”的横空杀出并后来居上，令不少湘菜界的名流惊呼“看不懂”，“天马现象”一度为众多餐饮业内人士所关注。

　　性格速写

　　众人眼中的姚文安

　　母亲杨玉谷：文安从小就爱玩，还有点怕事。他把朋友看得太重。

　　姐姐姚芝安：文安比较聪明，对人和气。他曾要我代表他到长沙市福利院送过几次钱，有一次他还要我联系媒体曾经报道过的袖珍妈妈，请她到他店前来摆摊呢。

　　姐夫王果伦：文安个性强，不听别人的。我跟他讲做事要低调一点，他就是不听……

　　邻居周某：姚文安是个有个性的人，原来常跟一帮社会青年玩，喜欢义气用事。书还是读少了，不蛮懂事。

　　员工李民强(化名)：姚老板做事风风火火，有股冲劲。

　　办案民警周悦：姚文安对案件的全部犯罪事实不承认，目前仍是零口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立案，我们依据足够的证据，报经检察院对其进行了批捕。

　　办案民警周辉煌：姚文安气焰很嚣张，到处找人打招呼。我们是顶着阻力和压力把这个案子办下来的。

　　涉黑记录

　　姚文安团伙五起斗殴事件

　　第1起 2005年5月6日，西湖桥分店一桌顾客到结账时还有4个菜未上，双方发生纠纷。姚文安等纠集员工殴打顾客。事后，姚文安给参与斗殴的员工每人发放100元“奖金”。

　　第2起 2006年2月20日凌晨1时许，6名顾客在西湖桥分店吃夜宵时，因觉得所喝的“椰岛鹿龟”酒太贵，与服务员发生争吵。该店10余名员工对顾客大打出手，并在对方亲属驾车来接人时，中途将车堵住，将车窗玻璃砸碎，还继续追打对方，对方吓得躲藏至警务站。

　　第3起 2006年3月13日19时至20时许，长沙某酒店8名保安员在左家塘分店就餐，因在结账时要求打折遭拒绝而引发纠纷。该店员工手持啤酒瓶、铁棒对顾客进行殴打。随后，姚文安等带10余人“增援”，再次殴打顾客，将4人殴打致伤。

　　第4起 2006年4月17日20时许，马王堆分店经理李岳兵的妻弟在黎托分店与当地人打架斗殴，李岳兵组织陈可、夏学文等近10人驾车“增援”，将对方3人围攻殴打致伤。

　　第5起 2006年5月23日凌晨，一对夫妇在西湖桥分店吃夜宵时，与该店员工发生口角。两人回家时，姚文安授意李小平等人跟踪，在路上将两人一顿暴打。事发后，被打者亲属到该店“讨说法”，左家塘分店经理陈可等人带领员工前往“增援”。

　　第6起 2006年6月20日凌晨，沿江路石锅鱼饭店的员工黄俭与女友在沿江风光带杜甫江阁附近散步时，与西湖桥分店员工唐伟发生纠纷，黄俭遭毒打。随后，“天马第一生产队”近20名员工，手持木棒、酒瓶等凶器，冲进石锅鱼饭店打人。

　　受害者说

　　吃餐饭被打进了医院

　　“他们真是够狠的啊！一下子就叫来了三四十个人对付我们五六个人，把我们打得个个都进了医院。”虽然事情已过去近十个月，但回忆起被打的经历，彭承明仍抑制不住强烈的愤懑。

　　12月6日，“2·20”案件受害人之一彭承明对记者说：“谁能想到，我们到饭店去吃饭，竟被饭店的人全打伤了。”

　　彭承明回忆道，开始对方只有两三个人打他们。过了一会，外面又来了好多人。“后来才知道，是他们从其他店中调来的。”

　　“我姐姐的车来接我们，准备回去的时候，他们竟派了两辆车和一辆摩托车尾随到浏阳河大桥，将我姐姐的车打得稀烂。”彭承明说，刚是这辆车的维修费，就花了5000多元，几个人的医药费超过了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