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文化政治(之一)

　　罗马于公元前2世纪将希腊全境纳入其帝国版图。这不仅是个军事/政治事件，同时也是个重要的文化事件。从希腊 人的角度来说，这简直是对他们的政治世界观的全面颠覆。长久以来希腊人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民族，对他们来说，世界上除 了希腊人之外就是野蛮人；但现在突然被文化上较低的外族征服，这给他们心理上造成的打击太大了。而这到了罗马人那里， 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该如何说服希腊人接受他们的统治？问题远远不仅于此。罗马征服希腊之后，一个“东学西渐” 的希腊化过程也由此开始。魅力四射的希腊文化

在罗马的意大利本土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而这对罗马原来的风俗具有强烈的瓦 解作用。这不能不引起罗马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的高度警惕。

　　一个小小的例子足以表明这种文化冲突的政治性质：公元前155年，雅典人派出了一个由三位哲学家组成的使团出 使罗马，其中一个哲学家卡尼阿得斯(Carneades)在罗马城内发表演讲，他说：罗马人从来都是追求私利，而非按 照正当的生活方式生活；他们的征服是他们追求私利的结果；否则，他们就应该退还被他们征服的领土与财物，回到他们那原 始的部落中去。卡尼阿得斯的演讲代表了很多希腊人对于罗马的看法。这对罗马人来说，听起来当然是刺耳的。但哲学家高超 的思辨与修辞术，却在罗马城内掀起了一股希腊文化的浪潮。这引起了罗马监察官老加图(Cato)的深深忧虑。他的不悦 ，不仅仅是因为卡尼阿得斯的反罗马言论，更是因为担心希腊的思辨与修辞败坏罗马人的心智与礼法。罗马是个父权制等级社 会，其礼法强调对权威的遵从与行为的得体，倡导刚毅中正的品格。希腊哲学思辨鼓励的自由探讨，以及修辞术鼓励的工具性 思维，对于罗马礼法无疑具有潜在的颠覆性。而在西庇阿(Scipio)兄弟远征希腊以来，罗马城内已经形成了一股亲希 腊势力，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贵族家庭在生活方式上希腊化了——从罗马传统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更精细，更奢侈。老加 图于是痛下猛药，将雅典哲学家驱逐出境，并在罗马城里展开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反希腊的“整风运动”。许多贵族家庭被勒令 整改他们的希腊式生活方式，回归更为传统的罗马简朴生活方式。

　　但行政手段毕竟只能解一时之急，长远来看，还是需要在文化上形成比较成熟的防御措施。罗马人如何回应卡尼阿得 斯式的对于罗马的蔑视？要证明罗马人在文化上比希腊人更有创造力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因为这的确是罗马人的软肋。罗马人 通常诉诸的是自己的美德：他们虔敬，庄重，勇敢，遵从义务，生活简朴，富于献身精神。正是因为他们保有了这种种古代的 简朴精神，所以他们才在诸神的保佑下，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如果以“德”作为准绳，希腊人的“智“就显得不是那么重 要了，甚至可以被作为奇技淫巧来处理。共和国后期与奥古斯都时期的作家们常常将罗马堕落的原因归结为东方的影响：在罗 马征服东方之后，东方的财富与奢侈生活方式涌入罗马，造成了传统简朴美德的败坏。在这一道德主义的论述中，希腊代表着 奢侈，放纵与奇技淫巧，这些东西会使一个自由人在精神上被奴化，从而最后堕入奴役状态。

　　如果我们读希罗多德的《史论》，就不难发现，当年希腊人在面对文化上要更为精细的波斯的时候，用的正是同样的 抵御策略——是的，波斯的生活方式似乎要更精细，但那是奇技淫巧，会让一个人陷于奴役；希腊人尽管贫穷简朴，但是虔敬 ，勇敢而自由。只不过是风水转了，希腊人的“东方主义”现在变成了罗马人的“东方主义”，其攻击的目标也从波斯变成了 希腊。罗马人对这种“东方主义”的使用当然受到希腊人的很大启发，许多表述方式都是现学现卖的。但这倒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就这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以“德”为本位来组织历史论述，是文化上比较后进的民族在自我保护的时候最常用的手 段之一。远的不说，中国几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朝代，在论述自己的正统性的时候，哪个不是通过“以德配天”的逻辑来进 行论述的？

　　这种论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为亲罗马的希腊精英人士所分享。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安(Polybius)的《史论 》就是写给希腊人看的，为罗马帝国统治作正当性论证的著作。波里比安指出罗马的统治乃是命运(Tyche)所定，但命 运如此决定并非毫无理由。罗马宪法的精巧以及罗马人的美德都使得他们善于统治。只是作为希腊人，波里比安不会像罗马人 那样贬低希腊的文化，那毕竟是让他始终感觉到自豪的东西。

　　对许多罗马人来说，军事征服本身就表明了罗马在军事/政治上的优越性，以及希腊在这方面的落后。但希腊史家普 鲁塔克(Plutarch)正是要挑战这一刻板印象。他写作的罗马人与希腊人的平行传记，一方面是要向希腊人证明，罗 马人在文化与道德上并非乏善可称，另一方面也是向罗马人证明希腊人在军事与政治上也是很有建树的。普鲁塔克尤其高度评 价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德行与功绩——虽然马其顿人在正宗的希腊人看来，即便不是野蛮人，也只能算半吊子的希腊人。但面对 罗马人，亚历山大却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体面的希腊的代表。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当他征服波斯的时候，他同时也推广了希 腊文化。因此，他既是希腊政治伟力的代表，也是希腊文化的代表。在一篇题为《论亚历山大的美德和机运》的演讲中，普鲁 塔克甚至暗示，如果亚历山大不是英年早逝，而是一路向西进军，罗马或许会不再存在。在另一个希腊传记《皮鲁士传》(P yrrus)中，普鲁塔克则突出了罗马人对于皮鲁士这一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与模仿者的恐惧。

　　另一位希腊史家狄奥尼修斯(DionysiusofHalicarnassus)的路子最为怪异，他在其著作 《罗马的古代》中甚至论述，罗马是在希腊移民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就其文化起源上来说是希腊的，罗马帝国实际 上是个希腊帝国。狄奥尼修斯的命题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在此是次要的，关键是，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种沉重，太沉重的身份焦 虑。或许正是因为这份焦虑沉重得难以承受，才引发了这种寻求一劳永逸解脱的尝试。

　　数百年文化政治交锋的结果是，罗马帝国没能使得希腊地区拉丁化，希腊人依旧以作希腊的历史文化为荣；同时，罗 马帝国(在此排除拜占庭帝国)的希腊化也是有限度的，罗马人从未抛弃掉他们作为罗马人的自豪感，而对希腊文化的吸收， 很大程度上反而是激发了他们基于自身传统的文化创造。罗马帝国覆亡之后，这一分裂的文化遗产一直影响着欧洲的政治斗争 ，直到今天，这道文化/政治边界仍然清晰可辨。

　　(作者为旅美学者，从事历史研究)